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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任期为五年，到一九二八年，在吴铁生的任期届满之前，再进行全民选举。
随后，在正式出台的宪法中，对全民选举做了明确规定。
说得简单一些，在总统选举中，参选人必须获得总选票的半数以上、以及在半数以上的省份中获得多数选票，才能当选。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没有达成，选举就将作废，并且再次进行大选。
有选举，也就有政党。
一九二四年“〖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宣告成立。
虽然冯承乾不想抛头lù面，认为理应由吴铁生担任党魁，但是吴铁生坚决不干，而且明确提出，既然是效仿美国的政治模式，而在美国，总统并不是党魁，因此不能由他来担任党魁。
最终，冯承乾成为了“〖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的首任党魁。
到此，构成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三大要素中，已有两个娄立并且完善。
剩下的，就是司法权了。
在这方面，冯承乾也是向美国学习，即成立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
按照临时宪法、以及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规定，最高法院由七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名大法官为最高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上拥有三张决定票，而另外六名大法官都只有一张决定票。七名法官的产生方法，主要由国民议会提名与推举产生，只有最高法官需要获得总统的直接任命。
这样设置，实际上是在国民议会与总统之间实现司法权的平衡。
当然，七名大法官都是终生制，在获得最任命之后，不向任何人负责，有七名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官团，具有对除宪法之外所有法律法规条款的司法解释权，即大法官团做出的司法解释就是最终解释。
与最高法院对应的，则是最高检察院。
在司法权力框架中，最高检察院是提起公诉的最高司法机构，而且只有最高检察院有权对包括总统在内的〖中〗央官员、以及国民议会上议院议员提起公诉，而最高检查长则由下议院推举产生。
司法制度方面，冯承乾坚定不二的选择了案例法，即欧美法系。
当时，参与立宪的很多人都认为，最好采用条文法，即大陆法系，因为在他们看来，条文法在具体实施中具有操作便利xìng。只是，冯承乾并不这么认为，虽然案例法在初期肯定存在很多漏洞，还会加重法院的工作负担，但是案例法具有自我完善功能，而条文法却是死板硬套，在操作上有很大的灵活xìng。要知道，在司法体系中，法律就是标尺，如果标尺都是可变的，又如何保证法律的权威呢？
当然，冯承乾也提到，早在明朝，〖中〗国就实施的是案例法，而不是条文法。
从长远来看，案例法还能减轻司法体系的负担。原因很简单，每一个单独案例在经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其判决方式就将固定下来，成为今后类似案例的判决标准，从而让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有参照对象。
更重要的是，案例法更能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说得简单一些，不管什么人，如果犯了相同的罪，判决都是一样的，而条文法却会因为对司法理解的不同，导致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也就使法律丧失了公平xìng，不能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一套严明的法律，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说白了，〖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法律，就是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不会受地位、财富与名声等因素影响。
随着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在一九二四年逐步完善，〖中〗国的续治体制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第九章 奇迹
基本政治框架建立之后，冯承乾也算了却了一件心愿。
不可否认，这套政治体制问世的时候，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在总统制方面，这规定了每届任期为五年，却没有对连任次数做出规定。
又比如，临时宪法与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中都只规定了实施〖中〗央与地方分离的税收制度，并且要求每一项税收都有针对的用途，却没有明确界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这些遗漏，在后来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对国家统一产生了威胁。可是同样不可否认，这是当时所能建立的最理想的〖民〗主政治体制了，而且是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体制。
冯承乾拥有比这个时代任何人多要多的历史经验，可是他不是超人。
在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时，冯承乾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不管什么制度，符合现实的，才是最好的制度。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推行〖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冯承乾也就只能建立一个框架式的〖民〗主体制。只有等到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识到了〖民〗主的好处，并且看重〖民〗主给予公民的权力，〖民〗主制度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才能成为〖中〗国公民对抗统治者的利器。
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独裁国家。
当然，独裁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即以冯承乾为首，以“〖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为核心的，以富国强军、振兴中华为继任的这群人。至于所谓的〖民〗主，还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能出现。
不可否认，独裁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在特殊事情，独裁也不见得只有坏处。
对此时的〖中〗国来说，独裁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关键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且都在为这个目的而奋发图强。
更重要的是，这个目的，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鼻大凝聚力。
在经历了前清末期的耻辱与动乱之后，即便是身处偏远山区的〖中〗国人都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中〗国才有希望，百姓才有希望。
当然，这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号召力。
要想把号召力转化为凝聚力，就得让尽可能多的百姓在变革中获益，成为变革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拥护与推动变革。
对此，冯承乾有极为清楚的认识。
一九二四年底，在冯承乾，或者说是在“〖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的推动下，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法案，即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革，影响了四亿〖中〗国人的《土地sī有化改革法》。
该法的核心内容，就是亵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其中，最有力的的一项条款就是，任何一块土地，如果在两年之内没有耕种，将由政府收归国有，再转让给他人耕种。
该法案生效之后，全国范围挂起了一股“弃耕浪潮”
当然，发起者是由“〖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组织起来的农民、而且主要是佃农。在经过宣传之后，大部分佃农都认识到，只要他们不为地主耕种土地，那么两年之后，那些土地就会又国家分配给他们，成为他们的土地。
让冯承乾没有想到的是“弃耕〖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了“农民进城浪潮”
原因很简单，当大量佃农放弃租耕的土地之后，只能到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才能养家糊口。
虽然当时，绝大部分佃农进城只是权宜之计，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饿着肚皮活两年，而在离开土地之后，佃农只有到城市里才能找到工作，因此很多佃农进城的时候，只是希望在这两年里能够活下去，等到两年之后再回到农村，获得由政府分配的土地。但是两年后，超过三分之二的进城农民留了下来，因为在这两年中，他们已经掌握了必要的劳动技能，成为了产业工人。更重要的是，城市里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都比农村好得多。此外，进城农民在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之后，特别是在尝到了工业化的甜头之后，也没有几个想回去。
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地主，特别是大地主。
事实上，最初的时候，包括大部分民族资本家都反对录夺地主的土地。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大多由开明地主发展而来，与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录夺土地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地主。
只是，在〖运〗动开始之后，特别是在农民进城之后，民族资本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原因也很简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等于增加了大量的工业劳动力，从而降低了劳动力价格。
对资本家来说，这就等于降低了生产成本，或者说提高了利润率，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
要知道，在此之前，因为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中〗国的产业工人严重不足。
尝到甜头之后，民族资本家自然不再反对，反而成为了“土地法”
最为坚定，也是最强有力的拥护者。
这下，心存不满的地主没什么好期盼的了。
要知道，军队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且军火由企业供应，与地主没有半点关系。如果地主打算闹事，首先就得问一下军队的意见。
“土地法”的顺利实施，成为了〖中〗国工业发展最强大的推力。
可以说，正是“土地法、”解决了〖中〗国工业发展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即欠缺劳动力。
到一九二六年底，随着政府开始收回弃耕的土地，才有部分进城农民回流。只是，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欠缺产业工人了。根据〖中〗央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初做的统计，〖中〗国的产业工人已经超过了两千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产业工人总量也就不过一千二百万。
即便在美国，产业工人总量也只有一千八百万。
另外几个工业强国，比如英国只有六百万，法国不到五百万，意大利只有五百万，荷兰连两百万都不到。
谁也没有想到，在不到十年里，〖中〗国就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工人队伍。
虽然在生产效率上，〖中〗国工业依然无法跟西方国家媲美，但是依靠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名列全球第七。
这意味着计么？
虽然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是到一九二七年初，〖中〗国在工业产值上，已经与〖日〗本相差无几。〖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huā了近七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只huā了不到十年就追上，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日〗本。
当然，〖中〗国导〖日〗本，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不管是在国土面积、资源多寡与人口数量上，〖中〗国与〖日〗本都不是一个级别上的国家。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上，基本上没有得到外来援助，即便与英国结盟，也是在工业化中期之后。相反，〖中〗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全力支持，不然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解决工业化初期必须面对的诸多问题，更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显然，〖中〗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奇迹。
此后，创造了类似奇迹的，只有一个国家，即布尔什维克俄国。
只不过，要到一九三三年之后，布尔什维克俄国才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到一九三八年才全面实现工业化，成为工业强国。
也就是说，在工业化进程中，布尔什维克俄国比〖中〗国晚了十年。
显然，在国家发展中，十年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要知道，十年之后，〖中〗国的工业总产量已经超过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国。而到一九三八年，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工业总产值仍然低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排名全球第四。
当然，工业化与军事现代化没有分先后，而是同步进行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实施工业化，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军，因此〖中〗国的军辜现代化伴随着工业化一同前进。
在“土地法”开始落实的时候，冯承乾回归到了他的本质工作上来。
到一九二六年底，〖中〗国不但拥有了全球第五的钢铁产量，还是全球第四大造船国，拥有了建造万吨级大型舰船的能力。
当然，对支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在干回老本行，即规划海军发展的时候，冯承乾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计划建造哪些战舰，而是对造船业进行全面整顿与提升。
可以说，万吨级的造船能力，根本满足不了海军发展的基本需求。
要知道，在一九二零年代末，重巡洋舰的排水量都在一万吨以上。
虽然受“华盛顿海军条约”限制，战列舰等主力舰的排水量不得超过三万五千吨，但是冯承乾压根就没有想过建造战列舰这样的主力舰。
在下一场大战平，战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