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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姑娘比我幸福，至少她还见到了爸爸，小时候还能被爸爸放在脖子上，对着夏夜星空，讲好听的故事，我去想象那甜甜的日子，想象中的我那么真实，可父亲却总像一缕淡淡的烟，飘忽不定。
我说：“你说个故事，爸爸，我真想听。我想听听你的声音。你说小红帽的故事，或者说个狼来了，只要你说，说谎的孩子是坏孩子，我相信以后一定会很真诚。你就说一个字吧！你对我说一个字，这个世界就属于我了。如果你不说，我永远被放逐在这世界外面，永远和别人不一样，永远是不知父亲是谁的怪孩子啊！”
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在乎私生子不私生子，可现在我明白了。实际上我在乎。我在乎平常每个孩子都有的那种权利和心情。
可爸爸用看不见的眼光向我微笑一下，就抽身走了。爸爸的眼睛里有一种神圣的感情，但这眼神又那么飘忽那么渺茫，我只知道它是个微笑。我叫：“爸爸，你别丢下我走！”但爸爸一言不发地走远了。
我整天徘徊在自己的影子上。我真想在夕阳下，一脚踏着爸爸的影子，一脚踏着妈妈的影子，我就像两棵大树中间的一棵小树，被爸爸妈妈的枝条环抱着。于是，我很陶醉。但一棵树却消失了。我使劲向天空喊：“回来吧！”宇宙里回荡着同样的话音，一直传得很远很远，但总也传不到爸爸的那个角落。
爸爸，你到底在哪里呢？
1983．5．17．
老师突然说要换位子。马上就要毕业考试，大家脸上都有点决一死战的模样。宁歌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说什么也不肯换。老师莫名其妙，她看着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动弹的宁歌，非让她换，老师的尊严是不能随便被侵犯的。那时宁歌瘦小而苍白，像张照片似的一动不动，死死坚守着这潮湿的，靠窗的墙角。
老师总觉得自己弄不懂宁歌。她穿得破，只有一件大红的滑雪衣，做操时候一弯腰，会露出破得像棉絮一样的毛衣。她不合群，从来不和班上的男女孩子一齐在操场上疯，总坐在一边看厚厚的书，书很破烂，绝不是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有一次走过这孩子身边看一眼，是一本（呼啸山庄）。宁歌细细的脖子几乎弯到书本里去了，老师轻轻敲桌子：“宁歌注意保护视力。”
宁歌却受了惊吓似地抬起头，警惕地打量着老师，那神情拒人以千里之外。
老师的心凉了。她本来想，这么个可怜孩子，老师弯下腰去叫她爱护眼睛，她该感动，该温顺得像水。老师老了，但还保持着她作为一个教师的浪漫，她想大约这孩子会把她看成唯一的温暖，这是老师的幸福。但劈面撞见这种眼睛，她完全不像孩子，喜欢看大人才看的外国书，复杂呢。老师心里想。有时候，一个儿童工作者的精神支柱，有许多要依仗于孩子的信任、依恋和崇拜，认定自己是温柔的保护神。没有了，心里惆怅，愤怒，爱不起来。这也是后来宁歌龙中的班主任何老师面临的精神打击，宁歌的警惕和独立意识像粗砂纸一样搓皱了她的心，和她几十年牢牢树立起来的教师的伟大感。老师觉得这是为她好是爱护她，但宁歌却只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宁歌的眼睛动摇了老师精神上的领袖意识，她使一代华发丛生的老师那么痛苦。
从此，老师和宁歌隔得很远很远。
宁歌只有坐在墙角里才安宁。要是背后有人走来走去，心里会有说不清的惊慌，她喜欢远离人群的角落。从小就喜欢。她总认为自己能记得婴儿时候的事，记得女人们喊喊喳喳的说话声，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她还认为自己自幼能听懂话，听懂别人指着学走路的她说这是个私生孩子，这时宁歌就大哭。人都说她对灾难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只是她从来没对人说过心里是怎么感觉怎么排解的，只是靠着寂静的墙角，眺望着人们。
宁歌怎么也不离开那儿。
老师奇怪极了，让宁歌站起来，她检查了课桌又检查墙壁，摘下发卡掏掏木窗的小洞，是不是这地考试做弊方便啊？防隐患于未然。
手臂碰到宁歌小小的身体，感到她在哆嗦。老师不知她是不是害了怕，于是又检查一遍，什么都没有。老师发胖了，弯下腰去看桌肚的时候，艰难得像只熊猫。班上同学看着看着，忍不住就笑。老师又伤心又悔恨。女人怎么也容不得这样的笑声。
宁歌终于没换座位。她心满意足背着书包回家去。路过梧桐树下的一个绿色邮筒，丢下一封信，写给在外地工作的妈妈。信上说：妈妈，外婆说钱又不够了，舅妈快生孩子了，他们要存些钱抚养孩子，请你赶快寄一点来。另外，上次你寄给我的四角钱我用光了，是买本子，本子特别贵，我没买吃的。不骗你。求求你再给我一点钱。我在这里很好不要挂念，舅舅舅母对我很照顾。妈妈，别的同学都蹿个子了，我一点不长，不知这是为什么？丢完信，她顺便抚摸了一下旁边的梧桐树，手心有一点潮湿，好像能摸到树汁在里面欢快地流动。树越长越大了，宁歌喜欢这种感觉。
走到家，突然看到舅妈叉着湿漉漉的手站在水龙头旁边，一大盆衣服在水里慢慢伸展开来，像水母一样。舅妈像没看见她，可她的心突然紧张起来，舅妈从舅舅的女朋友变成舅妈不久，就突然在接到妈妈的信不久翻了脸，有一天也是在水龙头旁边叉着手，对放学回来的宁歌说：“你该去找你的野爸爸，你这野种。”那时宁歌一年级。后来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把宁歌从被子里拖出来，先抽她一个耳光，再笑吟吟地告诉她说：“你妈妈是烂货。”那时宁歌二年级。再后来舅妈站在水龙头旁宣讲一样对所有的人说宁歌手脚不干净，偷饼子吃，还懒。那时宁歌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已经记不清了。
宁歌绕着舅妈走过去，舅妈没有拦路，也没有骂。走过她的身边，宁歌突然觉得一阵轻松，轻松得腿一软，想坐下来。
舅舅一声不吭地塞给宁歌一个小苹果，青青的，指甲在上面一敲，蹦蹦响。他用背遮着宁歌，那个厚厚的散着酒味烟味汗味的脊背像堵温暖的墙。
舅妈若无其事地走过来，突然扭过头呸地吐了宁歌满睑唾沫星。舅妈怀孕以来就一直胃不舒服，唾沫星散出酸味：“为考龙门中学补营养啊？真真叫癫蛤蟆想吃天鹅的肉！龙门中学是你这种野种考的啦？人家开起家长会来，操场全是小汽车。你当我不知道你们老师在班上说什么，说宁歌这种人还想考龙中！对吧？你倒没羞死，回来吃我的苹果！”
宁歌哆嗦着，只觉得有一只手，带着铁手套在揉她的心，自尊的娇嫩的心。
1985．6．23．
天还没亮，母亲就醒了。天窗上一片灰白，像旧手绢。宁歌小猫似的缩在床角，从小宁歌就非得挺起来才能睡熟，母亲实在耐不住外地生活的寥落，提前退休回来，在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母亲认准女儿仍旧熟睡的时候，伸出被劣质香烟熏得黑黄的手指，顺着女儿的腿轻轻抚摸，一天天长大一天天丰满起来的少女的腿。
母亲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甚至从来没仔细看过自己的腿。年轻时候爱过一个人，但那人不爱她，从此就在心里装了一块永远化不了的冰。后来年岁大了，不结婚在舆论里过不下去，就在工厂内迁以后匆匆结婚。可几天后就分居，两年后离了婚。
没有了家庭，也没有了爱别人的愿望，还没有事业，怎么活下去？请假回娘家。那时父亲已死。她找到初中时候最知己的女友，女友留她在家吃饭。小屋里挂着尿布，尿布滴着水，床上躺着一个毛头。母亲想起女友对她的情分，去逗逗孩子，毛头睁开眼睛，眼睛那么黑，那么机智，那么高贵，那么聪慧，在这片低矮的平房里少见！女友骄傲地告诉她，孩子像爸爸。母亲注意地看看在一边喂大男孩吃菜粥的那男人，果然，皮肤好，长相好，看起来聪明。他出去打水，在窄小的雨巷里，挺拔得像树。
母亲和为朋友肯两肋插刀的女友立了字据：有了身孕后再不来往。她想重新活一遍，实在想。于是母亲在离婚两年以后又怀孕了，生下宁歌。在心里，母亲从来没把宁歌当成女儿，看宁歌一天天长大，她心里热腾腾地翻起来：让女儿代替她过被人羡慕被人称赞的日子。当她挂上破鞋游斗、用自己四十七元工资养活三代人的时候，从来不绝望，因为她有理想。
母亲轻轻抚摸女儿光滑的小腿，这腿像小鹿一样。还有一年，女儿就该直升龙中高中，还有三年，女儿就该作为龙中优秀毕业生保送到一流大学，往后的日子是母亲想象不了的，她只觉得，像报纸上新华社的传真照片，又真实又虚幻，又光彩又含糊，激动人心。她从来没甘心像现在这样穷愁潦倒过。她时常想起自己少女时代的一个黄昏，那黄昏弥散着灿烂的夕阳金辉，她路过一个大学门口，看到前面走着一个女孩，穿了一条浅灰色的长裤，笔直的裤线，笔直的腰。她感到那女孩身上的一种高贵的气度，母亲也想高贵，从此她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后来她觉得女儿应该这样。
隔一层薄板，她听见弟弟在睡梦里磨牙，弟媳闹离婚，弟弟酗酒，喝醉了就磨牙，磨一夜。宁歌动了一下，母亲缩回手。眼睛变得尖锐严厉起来。她只感到宁歌对她变得日益沉默，有时她简直闹不透宁歌到底在想些什么，像树分了杈，日益向一边长开去了。母亲不明白这是宁歌长大了，她感到了自己是个人，自己心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幻想，作为母亲是应该祝福的。母亲不明白，她只是拼命推着宁歌去走她没走但想走的路，笔直得像裤线样的理想。
宁歌醒来时，妈妈夹着香烟推门进来，立刻阴下脸来：“光着腿浪啊？再敢这样没有教养的样子，我打断你的腿！”
宁歌爬起来穿上衬衣。妈妈转过来盯住宁歌的脸问：“你看腿子什么。”
“不干什么。”
“是不是有人说你腿好看了？老实说，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我会去调查的，我常和你们何老师联系的，宁歌，我老实告诉你，调查出什么来，你就走着瞧。”
“噢”。
“你给我老实读书，不要七想八想，功课做不好的话，我不会再认你这女儿。”
宁歌低头穿鞋，晚上又忘了换拖鞋，只好跟着皮鞋跳到墙角去拿拖鞋。母亲把烟头往地上一丢，拧住于歌的胳膊，“告诉你不准拖着鞋走路，像叫花子一样，浮尸2”
里屋传来舅舅浑浊地一声吼：“住嘴吧！”
母亲压低嗓子拧了宁歌一把：“浮尸！”
阳光遍地。屋外有一堆瓦砾，宁歌从小就看到它在那儿，没人动，外婆说是谁家的老屋坍了留下来的。青的断砖，灰的碎瓦。缝里挤着压着钻出绿的小草，黄的小花。瓦砾里有猫在叫，宁歌感到害怕，那是一只黑猫，黑得只有晚上才能看见眼睛，它叫得凄凉极了。宁田喘不上气来，母亲在后面打量她，眼光像蛇一样紧紧缠绕住宁歌。
如果母亲不是用自己的理想裁剪宁歌那天一样广阔的向往，那理想使她有一种悲凉的美。但当她把宁歌剪得鲜血淋漓时，那理想就变得那么让人诅咒，真的，实现理想实在不是可以代替和像遗传一样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的，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1986．3．21．
屋顶上是一只硕大无朋的黑猫，隔着天窗俯视这小屋，俯视着已变成一张照片的宁歌。宁歌的眼睛一眨不眨满是话语地望着记者，孤独弃世，躲得远远地望着她。她认定世上没有人温柔地爱过她，认真地爱过她，仅仅为她可爱就爱她。记者觉得能听到在那儿，在白色骨灰盒的暗角里，有轻轻的呼吸，和自己的呼吸一样，很细，很轻。可宁歌的尸体是神色严正的法医解剖的。
法医神色凄迷。他说宁歌母亲来此陈述时经常哭得神志不清，在一天一夜间完全脱了人形，像个鬼，一个厉鬼，头撞着墙。
薄薄的木板门被推开，一个小个子女人像一张湿液流的黑纸飘了进来。这就是宁歌的母亲。她死死拉住记者摇晃着说：“这么好的女儿都死了，我还活着做什么？”
的确，她工资低，寄人篱下，被弟媳恶骂，弟弟和弟媳离婚以后法院把本来宁歌和母亲合住的四平米小屋判给弟媳，她将无立足之地。她四十九岁了，前面是苍茫晚景，没有工作，没有事业，没有爱好，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没有孩子，没有钱，没有户口，更重要的是，附在宁歌身上的愿望没了，一去不再来。
如果在宁歌最后一天活着的时候，她在晴朗的冬日清晨对宁歌轻轻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