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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不是跟你说过她曾经试图藏起那些毒药好让警察找不到它们？”
长时间的沉默。
“回答问题。”万德林说。
“是的。”莎拉·安赛尔说。
“你确实看见了她在埋一些装着毒药的口袋？”
“她不想受到过多询问和怀疑……”
“你是否亲眼看见她埋那些毒药？”
“我看见她在挖坑，我不知道她往坑里放的是什么。”
“她说她往坑里放的是什么？”
“毒药。”
“那么现在，把你的注意力转到12号、星期一，你和代文浦夫人在迪莱诺的房子里吗？”
“是的。”
“大约在上午9点钟的时候，你接到了一个医生从科兰浦敦打来的电话，是不是一个叫赫克莫·雷诺特的医生？”
“是的，是有那么个电话。”
“是你还是米日娜接的电话？”
“我接的。”
“雷诺特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要找米日娜·代文浦。我告诉他我是米日娜·代文浦的姑妈，我可以带口信给她。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她丈夫的消息。”
“现在谈谈电话内容。”万德林说，“我认为那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这个证人向被告所转述的电话的内容，被告是知道的……”
“我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梅森打断说，“请继续吧。”
“很好，”万德林又问莎拉·安赛尔，“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
“雷诺特医生告诉我代文浦正在科兰浦敦的旅馆病得很重，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他认为最好代文浦夫人能尽快赶到那里去。”
“我不想在细节上浪费太多时间。”万德林说，“听到这个消息，你和代文浦夫人马上打点行李，乘午后到达夫勒斯诺的飞机。下飞机后上了一辆出租车，你说服代文浦夫人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停一下，是这样吧？”
“是的，先生。”
“在此之前，你知道代文浦先生留下了一个信封，要在他死亡的时候交给警察局？”
“他控告米日娜……嗯，很多罪名，他说他留下一封信交给警察，万一他发生什么不测的话。”
“你和代文浦夫人一起去了佩里·梅森的办公室，梅森先生被雇用去天堂拿到那封信，这样代文浦先生去世的时候它就不会被交到警察的手上了？是这样吗？”
梅森说：“我反对，因为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当事人和她的律师之间的秘密谈话。”
“您没有雇用梅森先生，对吗？”万德林问莎拉·安赛尔。
“我？当然没有。我找律师干什么？”
“米日娜雇用了吗？”
“米日娜告诉律师需要他做什么。”
“是您告诉他做什么，对吧？”
“噢，米日娜吓坏了并且……”
“是您告诉他做什么，对吧？”
“噢，可能我对他解释了一些事情。”
“交谈的时候您一直在场？”
“是的。”
“你们交谈了什么？”
“我反对，”梅森说，“这属于秘密谈话。”
“有第三人在场的时候就不是。”万德林说。
赛乐法官说：“这个问题涉及到作为当事人的代文浦夫人向作为律师的梅森先生所提的要求吗？”
“是的，法官大人，有莎拉·安赛尔在场，她是第三人。”
“我认为这是不允许的。”赛乐法官说。
“请法庭原谅，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权威的著述，”万德林说，“我认为这是完全应该允许的。”
“噢，我会研究权威著述的。”赛乐法官说，“不过我想这需要一点儿时间，我不希望把一个当事人对她的律师所讲的话拿过来作为证据。”
“我可以向法官大人出示权威著述，您可以……”
“好了，请等一等，”赛乐法官说，“我为什么不在中午的时候查看一下著述呢？为什么我们非得在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能不能先让这个证人退下，换另一位证人？”
“是的，我想可以。”万德林说。
“很好。中午休庭后我将对此问题加以规定，证人回答或者不回答，要看我的规定是什么，辩方律师可以继续提问。”
“很好，”万德林说，“请下去，安赛尔夫人，您可以离开证人席了。”
莎拉·安赛尔使劲地从证人席上站起身来，怒视着万德林。
“请不要离开这个城市，”万德林警告说，“记住您是有传票在身的，在所有的庭审中您需要出席，中午休庭以后您应该回到这里。”
“是的，”赛乐法官说，“您有传票在身，不要试图离开这里，整个审讯期间您都应该在这里。明白吗？”
她蔑视地看着他。
“你明白吗？”赛乐法官提高了声音问道，好像有些恼火。
“明白。”她说。
“那么就准时来这里。”赛乐法官说，“您的下一位证人，万德林先生。”
“请雷诺特医生到证人席上来。”
雷诺特是一个瘦瘦的大约50岁年纪的男人，他表现出一种精确的、冷漠的职业态度。他走上证人席，用他那毫无表情的深色眼睛打量着地方检查官。他的态度是一个上过证人席上的医生刻意养成的职业态度，当他仔细斟酌问题、小心回答的时候有一种职业上的优越感。
“您的姓名是赫克莫·科里森·雷诺特么？”万德林问。
“是的，先生。”
“您在本州是注册医生、药剂师吗？”
“是的，先生。”
“噢，我们将保留向这位医生提问的权利。”梅森说。
“您在哪儿行业，医生？”
“在科兰浦敦。”
“多长时间了？”
“大约三年。”
“在12号上午您被叫去诊断一个住在科兰浦敦一家汽车旅馆里的病人？”
“是的，先生。”
“那个病人是谁？”
“爱德·代文浦。”
“您当时认识他吗？”
“不，先生。”
“爱德·代文浦的尸体在挖掘出来之后，验尸之前您见过吗？”
“是的，先生。”
“验尸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不，先生。”
“那具尸体是您12号治疗过的那个人的尸体吗？”
“是的，先生。”
“您在12号和被告交谈过吗？”
“是的，先生。”
“她看见了您正在治疗的那个男人吗？”
“是的，先生。”
“她有没有证明那个人的身份？”
“是的，先生。”
“她说那是谁？”
“她称他为爱德·代文浦，她的丈夫。”
“现在我想让您确切地陈述一下您根据代文浦先生的病情所进行的治疗。”
“好的，”雷诺特医生说，“如果法庭不允许我陈述病人对我所说的话，我想我说不清这件事。”
“我想，法官大人，”万德林说，“对这个谈话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我查过权威著述，在此准备声明一下要点。死者当时说过的话属于案情的一部分，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不能把这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临终遗言，所以我请求接受医生的证词。”
“不反对，”梅森微笑着说，“请继续。”
万德林微笑着说：“看得出来，法官大人，辩方律师在玩聪明的游戏，他想让我们把自己的手塞得满满的。”
“我想了解事实。”梅森说。
“我想让事实被说出来，”万德林反驳道。
“那么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法官责怪说，“律师应该控制这些私人感情的言行。让我们看一看此案中的事实，医生，请回答问题。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们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雷诺特医生说：“他告诉我说他吃了一块巧克力，然后就病得非常厉害，他说他的妻子一直在试图谋杀他。”
“他说他什么时候吃的巧克力？”
“早晨大约7点钟。”
“你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8点到9点之间。”
“他是否把他的病和吃了那块巧克力联系起来？”
“是的。”
“他怎么对你说的？”
“他对我说他的妻子已经毒死了她的一个亲戚，为了从一个快要死的叔叔那里得到遗产。他说他最近发现了她投毒的证据所以她想除掉他，他有所防备，留下了一封信，这样万一他出了什么事儿警察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做了什么？”
“开始我按照食物中毒对他进行治疗。我认为他的想法可能有些夸张。后来我意识到可能他真的被投毒了。总之，这个男人的状况不断恶化，在我看来病情如此严重所以我给他的妻子打了电话。她来了，还有她的一个亲戚。”
“你告诉她们代文浦快要死了？”
“我告诉她们他病得很严重。”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大约在两三点钟她们打电话找我，我冲到旅馆，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代文浦先生已经濒临死亡了。”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给他诊脉，试着给他打了强心针但是他没有反应。他变得越来越虚弱，突然死亡了。”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
“我告诉代文浦夫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签署自然死亡证明，我必须设法保存证据。我锁上房门离开了。”
“然后你做了什么？”
“我通知了警察局。”
“然后呢？”
“当我和警察一起返回的时候尸体被搬走了。”
“请等一等，医生，”万德林说，“你是说尸体被搬走了？”
“正是，”雷诺特医生带着科学的严谨性回答说，“尸体被搬走了。”等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重复了一遍，重读着每一个单词：“尸体被搬走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医生？”
“因为尸体是不会自己起床走掉的。”
“你认为代文浦先生已经死了？”
“我知道他死了，我看见他死亡的。”
“也有出现误诊的时候，把深度昏迷误认为死亡。”
“我想可能有吧，但我从未犯过这种错误。我想你应该知道，凡是出现这种错误判断的时候，病人都处于强直性昏厥状态，或者是呼吸暂时停止，这样医生就有可能误以为病人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一个医生就站在病人的身旁，亲眼目睹着死亡的发生，那么上述的这些误判就不会存在。”
“你离开多长时间？”万德林问，“就是说，从你向代文浦夫人宣布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到你又返回现场之间经过多长时间？”
“我想大约一个小时吧。”
“那么你有把握说代文浦先生去世了——在几点钟，医生？”
“我有把握说他是在下午2点半到3点钟之间死的。我没有专门去看表，不过差不多就是那段时间。我绝对有把握说，在我一小时之后跟警察返回之前，某个人或者某些人把他的尸体从他去世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我停放尸体的地方搬走了。”
“我没有问题了。”万德林说。
梅森说：“医生，让我们直人主题吧，你是在上午八九点钟第一次看见代文浦先生的吗？”
“是这样。”
“他告诉你他早晨7点钟左右生病的？”
“是的，先生。”
“你开始对他进行治疗的时候他的症状是什么？”
“他极度虚弱，濒临崩溃。”
“当时有砷中毒的症状吗？”
“当时还没有。他告诉我他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了，他腹泻、呕吐，感到混身发冷，腹部痉挛。”
“这些是砷中毒的症状吗？”
“这么说吧，梅森先生，如果这个男人在早晨7点钟之前砷中毒，大剂量毒药几乎立即引起恶心，那么很有可能他已经把毒药都呕吐出来了，这样他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会像我所发现的那样。”
“当时代文浦告诉你他怀疑妻子试图谋杀他？”
“是的。”
“他说他吃了一块他妻子放在他旅行包里的糖果盒里的糖，他确信就是那块糖使他中毒的？”
“是的，先生。”
“他是否告诉你为什么会在早晨7点钟左右吃一块糖？”
“是的，先生。他告诉我他有时喝酒很凶，有时候如果他非常想喝酒，他就吃大量的甜食，可以控制住酒瘾发作。”
“那么，”梅森说，“他一生病就马上怀疑那块糖了？”
“噢，他并没有说这么多，但是我把他的话联系起来大致就是这样。”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休克了吗？”
“是的，先生。”
“有没有好转的迹象？”
“没有，先生。”
“你认为他可能有生命危险？”
“是的，先生。”
“由于虚弱、昏厥而不是由于砷中毒？”
“根据他总的身体状况来看是这样。”
“你熟悉氰化钾中毒的症状吗？”
“是的，先生。”
“那么现在，”梅森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医生，或者说，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如果这个男人在上午9点钟怀疑他吃过的第一块糖有毒，那么他在下午3点怎么会又吃了一块糖呢？”
“噢，请等一等，”万德林说，“这个问题有争议性。”
“我是在证实医生的观点。”梅森说。
赛乐法官似乎采取了一种相当消极的态度，他观望着两名律师，希望他们能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