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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试图显示这是她的职权，抓起了包，但他设法抓住了她的手腕，差点把她的胳膊拧下来，然后他要她出去并呆在外边。他说要是她再敢把脑袋伸进来，他就会用东西砸她。护士给医生打了电话，他来了。护士、伯尔夫人、医生还有我一起跟伯尔谈了一下，结果是医生和护士回城里去了，伯尔夫人跟他们一起去的，要再找一个新的护士。他的电话一直接通着厨房，厨房里的女人们知道要特别注意，只要他一拿起电话，就会给他回话。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一个人呆着当然看上去是足够安全的，至少医生这么认为。”
“那么你呢？”梅森问。
“显然啦，”威瑟斯庞说，“跟您说实话，我对伯尔的动怒有点儿受够了。我曾〃奇〃书〃网…Q'i's'u'u'。'C'o'm〃比较坚定地告诉他，我认为他最好还是去医院；当然，我还得体谅他。他一直遭受着极大的痛苦，仍然病得很重，身体很虚弱，还有恶化的危险，他非常神经质，容易发怒；药物的作用还在影响着他大脑的正常运转。毫无疑问，很难跟他相处。”
“但是，我觉得他的行为很没有道理，对待护士的方式非常粗野。”
“那么是什么把你同他的死联系起来的呢？”梅森问。
“那该死的鱼竿。他在床上，手里拿着鱼竿，正准备把它装起来。他右手拿着两个接头，左手拿着一个，唉，您可以明白我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是惟一能够拿到鱼竿而且把鱼竿给他的人；房子中只有我一个人；狗也没有拴，生人无法进去；仆人们发誓他们没有靠近过那个房间。这可怜的家伙绝对没有求生的可能，他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装着毒药的花瓶就在桌子上，离他的床只有七八英尺远，但他却够不着，无法把它打翻，或者想些别的办法。”
“但他可以拿起电话？”
“是的，很显然是毒气的作用太快了，他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他的某个朋友，走进他的房间，把那鱼竿递给他，可能说：‘瞧，罗兰，我碰巧发现了你的鱼竿，它根本就不在威瑟斯庞的书房里，你把它忘在别的地方了。’伯尔就接过鱼竿，准备把它装起来。那位朋友说：‘好啦，再见，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就告诉我。’然后往盐酸里放些氰化钾就走出去了。几秒钟后，伯尔就死了。这肯定是某个非常熟的朋友。好了，就这些。”
“从警察的观点来看，”梅森说，“这是一桩明确的案子，你大概就是惟一有机会的人，但动机呢？”
威瑟斯庞变得有些窘迫。
“继续讲，”梅森告诉他，“咱们听听坏消息，动机是什么？”
“呃，”威瑟斯庞支支吾吾地说，“伯尔夫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人，她就像孩子一样自然；她充满深情，易于冲动……哎，许多地方。您只有了解了她才能明白。”
“没关系，不用转弯抹角，”梅森说，“具体地说，动机是什么？”
“警察认为我爱上了伯尔夫人，想干掉她丈夫。”
“是什么使他们那么想呢？”
“我告诉过您，伯尔夫人很自然，感情外露，充满深情，以及——呃，就当着她丈夫的面，她亲过我两次。”
“有时不是当着她丈夫的面，对吗？”梅森问。
“麻烦就在这儿，”威瑟斯庞承认道，“在她当着丈夫的面亲我的时候，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别的人在场，但有两个仆人看到过她丈夫不在时，她亲我，这是天下很自然的事情，梅森，我无法向您解释。有些女人天生多情，想被爱抚和亲吻。不是像仆人们说得那样，听起来好像我是在向她表示热烈的爱情。墨西哥人除了以为那是调情外，什么也不明白。我只是以父亲般的方式搂的她，她把脸扬起来要我亲她，我就亲了她。”
“关于毒药，警察能从你这里查出线索吗？”
“那是另一件糟糕的事情，”威瑟斯庞承认道，“盐酸是我牧场上常用的东西，而且我总是使用氰化物来毒地松鼠和小狼。地松鼠是很可怕的有害动物，它们一旦进到庄稼地里，就会吃掉庄稼；它们在马棚乱窜，偷吃马草。你要想消灭他们，惟一的方法就是用毒药。毒地松鼠在整个加利福尼亚是很常见的，氰化物是人们使用的一种，他们还使用马钱子碱和其他东西。我在农场上一直都放有浸过毒的大麦，我还有一些氰化物。好了，就这些，这是一桩情况证据案件，清楚得要命，除了那些间接证据以外，警察一点儿事也不用做。这简直把我推向了地狱。”
“是吗？”梅森问。
威瑟斯庞向他投过去了气愤的目光。
“你可以把时钟的指针向回拨18年，”梅森毫无表情地说，“想想霍勒斯·亚当斯是如何感受的，他被投入大牢，被控谋杀；他意识到间接证据在极力围着他编织一张证据的网，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情况证据可能是天下最大的伪证者，不是因为间接证据撒谎，而是人们对间接证据的理解撒了谎，你那时对此持怀疑态度。”
“我告诉您，”威瑟斯宠说，“这是不一样的，该死，再过一百年也不会发生一次。”
“噢，就说18年好了。”梅森说。
威瑟斯庞气愤地瞪着两眼。
“你想让我代理你吗？”梅森问。
“见鬼，不要！”威瑟斯庞恼怒地咆哮着，“我很后悔找你来。我会自己找一个不是要教我伦理课的律师，我会给我自己找一个好的律师，我要找一个用钱能买到的最好的律师，我要不费吹灰之力地打赢这场官司。”
“那好。”梅森说，然后走了出去。
17
洛伊斯用闪亮的眼睛打量着梅森，“你不能对我爸爸那么做。”她说。
“做什么？”
“你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要不是我去放第二只鸭子的话，爸爸就不会陷入其中的。”
“我怎么知道儿父亲要去为伯尔拿鱼竿，然后又声称他没有去？”
“你敢说我父亲是在撒谎。”
梅森耸了耸肩说：“情况证据的效力对他不利。”
“我不管情况证据对他怎么不利，我想我得相信我自己的父亲，他有他的错，但那并不包括撒谎。”
“最好你能让警察相信这一点。”梅森指出。
“你听我说，佩里·梅森先生，我不想站在这里跟你顶嘴，我想要结果，你跟我一样清楚，我父亲根本没有杀害罗兰·伯尔。”
“问题是要陪审席上的12个人相信才行。”梅森说。
“好吧，我现在就开始让他们相信。我要去找警察，告诉他们把那只鸭子放到马文汽车里的事，告诉他们是你让我做的。”
“那有什么好处呢？”
“那可以解释鸭子是怎么进到马文汽车里的，还有……还有……”
“还有在米尔特的公寓里发现的鸭子就是马文在车里带的那只。”梅森说。
“呃……甚至假设……”
“那当然会直接指向马文。”
“但马文有完全不在现场的证据。”
“对什么来说？”
“对这些谋杀。”
“对米尔特的谋杀，他不在场的证据是什么？”
“呃……呃，我不敢肯定那时他有没有不在场的证据；但是当伯尔被杀时，他还在洛杉矶被警察拘留着。所以，”她得意地说完了她的话，“有关鸭子的证据一点儿也不会伤害他。”
“这可能不会伤害他，”梅森说，“按你的意思；但在另一方面就伤害他。”
“怎么？”
“你不明白？当警察一开始调查他，他们就会提问有关他过去的一些问题，就会想查明他的背景，报纸也会就此大肆渲染。”
“在哪方面？你是说他被绑架的事？”
梅森说：“你不知道那绑架背后的真相？”
“哦……绑架的事就是我所听到的一切。”
梅森对她笑了笑：“你父亲给了我一些打印的文件副本和一些旧报纸。我把它们带到你们家以便进行研究。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人进了我的房间翻阅了这些文件。”
“梅森先生，儿是不是指责我在偷看你的东西？”
“我根本不是在指责，我只是在做一个陈述。”
“好吧，我跟那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我从未看过像你说的那种文件副本。”
“你不知道那绑架背后的真正事实？”
“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马文的母亲在临终前告诉他的。”
“那不是真的，”梅森说，“那是她为了确保她儿子的幸福而编造的谎话。她知道他爱上了你，她知道儿父亲是那种想了解马文家庭的全部情况的人，她也知道一旦你父亲开始调查，他就会发现一些非常令人不快的事情。”
“什么？”
“马文的父亲在1924年被判犯有谋杀罪，1925年他被处决。”
她的面孔一下子凝固了，充满了恐怖，“梅森先生！”她大叫起来，“那不可能！”
“这是事实，”梅森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父亲雇了我的原因，他想让我调查有关记录，看能否在里面找出一些证据证明霍勒斯·亚当斯是清白的。”
“你能吗？你找到了吗？”
“没有。”
她看着他，就好像他伤了她一样。
“你父亲要到能一下子交给你时才会告诉你。”梅森接着说。
“你那是什么意思？”
“禁止你同马文·亚当斯有任何来往，不能见他，不能给他写信，也不能给他打电话。”
“我不管马文的父亲都做了些什么，我不管他是谁，我爱他。你明白吗，梅森先生？我爱他！”
“我明白，”梅森说，“但我不认为你父亲也明白。”
“但是，”她说，“这是——这是——梅森先生，你肯定吗？你绝对肯定亚当斯夫人说的有关绑架的事不是真的？”
“显然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父亲被判谋杀罪，而且还被绞死了？”
“是的。”
“那么你说他父亲是有罪的？”
“不。”
“我以为那是你说的。”
“不，我说了，那是来自记录的调查，我无法找出任何证据证明他是清白的。”
“呃，那不等于是一回事吗？”
“不。”
“为什么不是？”
“首先，我的调查只是限于那些记录；其次，我发现一些东西，显示他是清白的，但那不是证据，但是，我希望证实他是清白的，而且那些记录里没有出现的事情，现在却开始显露了。”
“噢，梅森先生，你要是能那么做该多好呀！”
“但是，”梅森接着说，“万一警察开始调查马文的背景，发现那桩旧的谋杀案，然后在报纸上公开这件事，我的工作就会极端困难，即使在我完成之后，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一旦他们有了马文的父亲是杀人犯的印象，就算我能在几天后，或许几周后来证实他不是，人们也总会认为这是一位高价律师所想出来的骗局，因为他是由一位腰缠万贯的岳父雇来粉饰马文的，只要他活着，人们就会在他背后捣他的脊梁骨。”
“我不管，”她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结婚。”
“当然”，梅森说，“你可以不管，你能够接受，但马文会怎样？你们的孩子会怎样？”
她的沉默显示出这种提问对她的打击是多么地有力。
梅森接着说：“马文很敏感、热诚，对生活充满渴望。他上学的时候没有什么，服装方面没有什么，花钱方面没有什么，但他有个性，他有成为领袖的素质。他上中学时是班长，校报的编辑；现在，在大学里，他受人欢迎而且很成功，人们喜欢他，而他也对他们的喜欢给予回报。要是让他失去这些，处在一种总是让人们背后捣他的脊梁骨的处境，不管什么时候他一走进房间，人们就会不再吭声，那……”
“别说啦！”她喊道。
梅森说：“我在说事实。”
“反正，你不能让我父亲因为一只鸭子而定罪……”
梅森说：“就罗兰·伯尔被杀而言，那只鸭子与你父亲被定罪或无罪绝对没有任何关系，那只是他说的有关那只鸭子的一句话而引起了警察先开始怀疑他的。证实你父亲无罪的惟一办法是找出那个把那根鱼竿给罗兰·伯尔的人。”
“你打算怎么做呢？”她问，“仆人们都说他们没有，房子里没有别的人；伯尔夫人跟医生到城里去了。根据医生和伯尔夫人的证词，鱼竿是他们走之前罗兰·伯尔要的最后一样东西，那是他们三个人都在房间里的时候，而他们三个人都同时出去了。”
“那使得这件事看上去真得很糟糕。”梅森承认道。
“梅森先生，你没有做些什么吗？”
“你父亲不想让我作为他的律师代理他。”
“为什么不？”
“因为我坚持要向他指出，他现在发现他所处的困境与约18年前霍勒斯·亚当斯发现他自己所处的困境是极为相似的。你父亲不喜欢那样，他的态度是威瑟斯庞家庭不能同那样的家庭联姻，在那个家庭里有人甚至被控告过犯有谋杀罪。”
“可怜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