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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打电话给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要求与主管特工人员谈话，并提出有可能对英国的情报界造成很大麻烦的威胁。因此邦德在没有征得美国同意下被派往美国执行任务。
他跟踪这个人，并在好莱坞山区使他的车驶出道外，从而杀了他。他仍然能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汽车翻了几个身，头灯照亮了黑暗，然后撞在石头上，爆炸成一个火球。
第二天黄昏，他设法与这名间谍的女友的新相好不期而遇。这个人的名字是托尼·阿达默斯，一个职业电视新闻摄影记者。他们在一起吃了饭，邦德弄清了这个人和那个女人都没有怀疑在这间谍之死中有什么手脚。他已经知道洛杉矶警方认为这是一起事故。他们就阿达默斯的工作谈了很久。
在谈话中，阿达默斯告诉他，“摄影棚里的摄影师工作不难。这种人必须有好的记忆力，反应快，眼睛好，能很快正确地对焦；听力好能服从导演的命令；身体还要强壮，搬得动架着摄影机的底座。
“作新闻摄影记者的真正技术表现在外场。”阿达默斯说。他当然是外场的工作人员。
邦德对各种专业人员的生活细节极感兴趣。他还知道最好是了解新闻业的各方面，因为新闻记者往往是最可靠的身份掩护。回到英国后，他曾特地去多了解一些电视工作人员、摄影记者及与其共同工作的人员的情况。
现在，在这个大摄影棚里，这些知识就起了作用。第一天，克莱夫指示他们要录下许多人提供的证词，不过被告不会出庭。不久，就看出法庭是一种军事法庭。三名高级军官任法官，检查官与辩护人轮流询问许多证人。
邦德吃惊地看到彼特·纳特科维茨对录音设备竟了如指掌，把装在无声装置上的录音架移来移去，微调好证人说的证词。大部分证词都是用俄语说的，也有一些是通过译员反复询问的。克莱夫说最后的录音是俄语的，但要增加字幕，使得听众能听清非俄语人说的回答。
起初五六个证人都是德国人。每个人都证实不在场的被告是约瑟夫·沃龙佐夫。他们都说，在1941 年，他是武装党卫军特务营的小队长。他们证实，在1941 年9 月29 日，在娘子谷大屠杀时他在场。他们作为士兵也在场。检察官告诉法庭这些人的罪行已获赦免，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已免于起诉了。
这些第三帝国的老兵对大屠杀的细节作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两个人在叙述时痛哭流涕，一个人则昏了过去，不得不用医务兵救活。他们拍的是黑白录像片。克莱夫说这使成片更可信。人们还记得在纽伦堡审判中起诉纳粹领导人时用的是带颗粒的黑白片。在以色列审判阿道夫·希曼时向全世界转播的也主要是黑白片。这是合适的，对心理上的震动会很强烈。
这也是可怖的。邦德注视着纳特科维茨和尼娜·比比科娃，看出，虽然他们知道这都只是表演，都深深受到了感动，对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十分厌恶。这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你可以听到尖声呼叫，哀求声和枪声。
到下午晚些时候，德国人的“证言”结束了。下来是另一些证人——犹太人。有的很老，有的是中年人，据说他们都在索比堡死亡营中遇到过沃龙佐夫。如果说德国人的证言令人十分痛苦的话，这些新的证言引起人们的是六十分的痛苦。
到那天晚上9 点钟，他们听到的回忆足以使人发疯。这些老人极详尽地描述了在死亡营中每日正常发生的暴行——拷打、棒击、绞杀。在听了头三名证人之后，人们的脑子就因极度厌恶而麻木了。这的确像导演事先警告的那样，无处逃亡。
克莱夫说，还有时间可以再拍一个镜头。一名老妇人，由同样年纪的丈夫搀扶着站到位置上去。他们看上去已精疲力尽、困惑不安，好像他们的生命已在很久以前被剥夺走了。他们用俄语说证词，缓慢地回答所提的问题。
他们是在索比堡相识，并在后来结婚的。
老妇人说，“我们并没有想到能活下来，虽然我们当时很强壮，能成为受信任的俘虏，我们不敢希望经历过死亡营后还能生存。没有人是长期受信任的。沃龙佐夫，就是那里的那个人。”她以颤抖的、衰老的手指指着镜头以外的空无一人的席位。到这时，大家都认为约瑟夫·沃龙佐夫的影子就像真的站在那里一样。
那个老妇人结结巴巴地说，“那个人，沃龙佐夫要你相信，你不会老是受信任的。一天早晨给我们小组派来了两个年轻女孩。我们的工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我们必须从尸体上将能回收的珠宝或个人物品捡回来。这两个女孩身体很强壮，20 几岁。她们曾在农场里工作过，但是受不了这项工作。一个开始呕吐，使另一个也呕吐起来。那天早晨沃龙佐夫就站在这堆尸体旁边。
天阴沉沉的——每天都如此，但今天更糟，在下着毛毛雨……他给警卫下了一道命令。
这两个女孩子被拉走了。他认为她们不适合做这工作，于是将她们关在一个特殊的茅屋里，连续两天都被士兵们蹂躏。第三天，她们被拖了出来。
他给她们穿的衣服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被认为是能引起性感的好衣服。
他将她们在全营示众。然后……”她停了下来，无法继续讲她们死去时的惨状。当她勉强说出来时，每个人都大为震惊。这是邦德从未听到过的最可怕的暴行。他甚至都无法在脑子里将这惨景形成画面。他不去听那老妇人说的话，专心致志于摄影机的取影器，执行耳机里克莱夫用颤抖的声音发出的指示。克莱夫要他尽量推近“拍她的头部，就这样。一直推近，现在拍嘴唇，近景。只要眼睛、鼻子和嘴唇。”
邦德注视着，看着嘴唇在动，但不去听她那描述可怕情景的话。当他看着这张脸拍近景时，他意识到，在化妆的遮掩下，他看到了别的东西，这突然引起了他的思索。他的眉头皱了起来，在不自觉的反应中挺直了背。他感到胸紧。他看了尼娜一眼，看到她在哭泣，但是眼睛却盯着那个老妇人。
邦德看到隐藏在这个年老、受尽折磨的面具背后是笑着的眼睛、年轻的嘴、完美无缺的口红和弯弯的眉毛。他知道这个老态龙钟的妇女是谁了。虽然聪明的化妆师用了各种化妆品，他还是看出这是挂在伦敦总部照片里的埃梅拉尔德·莱西的脸——60 年代的莱西在施乐牌机器前诉说着某种秘密。只有在那时，他才隐约回忆起据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业余演员。她和迈克尔·布鲁克斯一起热爱戏剧。他的目光于是又移向了那年老的犹太人，她的丈夫。
13来自巴巴罗萨的人
“这些问题复杂得难以置信，真像拜占庭一样。”斯捷帕科夫似乎根本没有听到M 说可以给他以帮助。他说“拜占庭”这字时，口气很自豪，因为他选了这个英语词。他们仍然沿着大饭店附近的码头走。运河像一块黑玻璃，那里的光使得河对岸的建筑物看起来像用灰色纸板剪的图案一样。“军队是分裂的。总统允诺建一个新国家，可现在似乎陷于了混乱。军队也不高兴。
有些从阿富汗回来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甚至没有住的房子。美国人对从越南回去的士兵有一种集体负罪感。但在俄罗斯却没有集体负罪感。”
“但总统会给你以权力”M 安慰地说，似乎要给这个克格勃的人以信心。
斯捷帕科夫挥了挥手臂。“当然，总统同志会通过我下达命令，但我不知道军队是否会听命。各地指挥官似乎都在自行其是。”
M 将脸伸到斯捷帕科夫的耳旁说，“我刚才说了，我可以帮助你。这必须由特种部队来做，是吧？”
“他们是唯一能围困‘失去的地平钱’的部队。”
“别尔津上校，”M 迎着风眯着眼说，“格列布·雅科夫列维奇·别尔津。”甚至他的声调也是神秘的。“鲍里，你知道他吗？”
“特种部队在基洛夫格勒的训练学校校长这个婊子养的？”
“作为个人，我可不知道他是谁养的，”M 用冷得像冰块的眼光看了这个俄国人一眼。“我只知道别尔津上校欠我的人情。”
“他现在是将军了。是美国人称之为顽固不化的那种人。自从他在基洛夫格勒负责以来，那里的课程就更难了。在他去以前，那里的课程就像地狱，而现在则是地狱、涤罪所和恶梦三者合一。”
“将军？升官了。”
“欠你的人情，”斯捷帕科夫的口气似乎表示他感到难以相信，但他不是在提问题。
“鲍里，我可以保证，不管他现在忠于哪一方，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把握，如果你从我这里带一个信息给他，他会听从总统的命令的。”
“真的？你不仅仅是希望……？”
“真的，不管谁掌权，别尔津总希望保住他的工作。”
“你不是在说他是你们手里的人吧？”
“不是。像别尔津这样的人是很难控制的。他不是我们手里的人。但是，如我所说，给他一个信息，再加上总统的命令，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信息？”
“就告诉他‘我只要求一艘高大的船’。他会问答‘和一颗用来导航的星星。’”
“这是你们的诗人曼斯菲尔德的诗句。我还是比较喜欢华兹华斯。”斯捷帕科夫的嘴唇始终保持成小丑的微笑状，这也是绝望的样子。
如果当时那里有足够的光亮，这俄国人可能会发现M 的脸红起来了。他低声说“我对诗知道得不多，我只知道我喜欢的东西。大海之歌那类的东西。
你只管把命令给别尔津，再把我说的话对他讲一遍。你甚至用不着说这是我说的话。”
“然后他就会不论自己怎样想，都会服从总统同志的命令？哪怕他与可能发生的军事叛变有联系？”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鲍里，可能性是很大的。”
“很明显，你与他有秘密协定。请告诉我。”
“做秘密工作的人是不应该说出答案来的。现在，我们走吧。”
他们看着斯捷帕科夫和他的两名保镖乘着他从秘密地方弄来的汽车离去。M 说这秘密地方甚至有可能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小组。他们走向电梯时，M 告诉他们，“最怪的人也会喜欢鲍里。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注意保密。他将反恐怖分子的工作做成了一项艺术，他不仅与两方面有联系，他与所有方面都有广泛联系。”
回到伯纳多特套房后，他叫坦纳从送餐部订餐。“只要三个人吃的简单晚饭，然后我就回伦敦去。”他用严峻的目光盯住梅多斯那是北海冬天颜色的眼睛。“尼格西，你还要往北去，在那里与一些人会合。参谋长与伦敦通过电话后会告诉你避邪的办法。我们要确定这个‘失去的地平线’饭店的位置。如果邦德有了突破，你要为他打掩护。直觉告诉我这不仅是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是真想要通过羞辱政府而使沃龙佐夫受到审判的事。赌注还要更大，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像战略家们说的那样，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
我对这很不喜欢。这与乘双桅小帆船在暴风雨中出航一样危险。”
他们叫了在斯德哥尔摩深受欢迎的一种啤酒汤，还有土豆、洋葱和海蜒的大燉菜。这很适合M 吃腻了的胃口。他们吃饭时，尼格西问到别尔津将军，“他怎么了？”但并没想会得到回答。
M 吃了一叉菜，闭着眼。梅多斯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欣赏吃的东西。他说，“你知道我有一道与这道菜一模一样好的菜的配方，但是在伦敦没有人能做得出。”
他又吃了几口，用有山梨味的白兰地酒将菜吞了下去，然后又喝了一大口啤酒。
“别尔津”，他说这个名字时，狞笑了一下。“参谋长，你还记得起别尔津吗？”
“就像昨天一样清楚。”
这样，M 不同寻常地谈起了别尔津的往事。“你还记得萨瓦尔吗？”
“那个管密码的职员？”梅多斯认识与斯坦利·萨瓦尔在驻莫斯科大使馆一起工作的人。有谣传说他是个间谍，自杀了。
萨瓦尔在莫斯科被黄色事件套住了，他与克格勃的一名男妓有同性恋的关系。这种男妓，人们叫“乌鸦”，女的叫“燕子”。在一年时间里，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录音和照片。这是在60 年代后期。当萨瓦尔被调回伦敦时，俄国特务机关用这些威胁他。他们可以毁了他一生，因此萨瓦尔同意为他们服务。在两年内，他一直在盗窃机密情报，交给在伦敦控制他的人。后来他在一次例行的保密检查中被抓了出来。一切都没有张扬。安全局对此严格保密，将他送到了一个保密的地方，使他说出了一切。这个保密的房子是威尔特郡的一所15 世纪的庄园，在巴斯古城附近。
虽然英国和美国特工单位不主张暗杀，俄国人却从不羞于做这种事，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