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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阿尔的父亲是个钢铁工人。在这儿，钢铁工人的儿子必须随他们的父母一起在钢铁厂工作。阿尔要上大学，老师们说他不聪明。有一段时间，他只好白天到加利福尼亚去上课，晚上在启斯东上夜班，很辛苦，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后来，他绝望了。”
“阿尔出什么事了？”
“钢铁厂关门后，他说这是他重新学习的最后机会。有一天，他离家出走了。”她说得很坦然，可样子很痛苦。“我一直在想，不管他到哪儿，他也许会实现他的雄心壮志的。”
“你应该继续这样想下去。”也许，这话对她是一种安慰。在旧金山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我看到过无数个阿尔：睡在长凳上，蜷缩在门道里，在临时收容所门前排着长长的队。
她朝南看着钢铁厂的大烟囱。“这镇上普通老百姓只是那烟囱的燃料。我们的生命不值一吨煤炭，更不值一吨矿石。”
离开珍妮客栈，我往山下走去。一路上，两边的房于越来越矮小，越来越破旧。有些已无人居住。
赫布·佩斯住在一间朝着铁路路基的破旧小屋子里，我按响了门铃，可无人来开门。我决定到大街上去找。佩斯是州立酒店和麦克格莱恩侬酒店的常客，也许，他今天一清早就去那儿喝酒了。
麦克格莱恩侬酒店要到11点才开张，而相隔两个街坊的州立酒店生意正做得热火朝天。里面有几位顾客正在吃着东西。我问账台边一位老妇人，佩斯早上是否来过。她朝门口努努嘴：“刚刚离开。”
“有什么特征？”
“灰色。灰色的头发，灰色的脸，灰色的外套。帆布包里有五分之一加仑的凯斯勒酒，不到晚上就会被他喝光的。”
我匆匆出了店门，只见一位身穿灰色外套、围着格子呢围巾的男人正拐向一条通往山下的小路。我追上去，喊着他的名字。
佩斯没有听见我的喊声。我又喊了一遍，他回过头来，样子很生气。我让他等等，他停住了，一只手撑在电线杆上。他显得很瘦弱，头发凌乱，胡子拉碴，双眼红红的，眼神呆板。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说我正在写一本挽救启斯东公司危局的书。佩斯撒着嘴巴。没等他开口，我又说：“我已了解到，包括你在内的许多人受到了T。J。戈登的不公正对待。我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我们可以谈谈吗？”
他耸耸肩，继续朝山下走。我跟了上去。
走过半个街区，佩斯说：“你说‘不公正’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声音嘶哑，好像患了重感冒，又咳嗽起来。
我说：“你不要紧吧？”
佩斯忍住咳嗽。“我看上去没事吗，小姐？这个镇看上去没事吗？”他做着夸大的手势，蹒跚地往前走着。
他喝过酒了，我想，而且不止一瓶。“不，”我回答说，“这个镇的情形很糟。”
“怎么会的呢？都是因为T。J。戈登和他那帮刽子手。几十年前，启斯东公司就成了这儿老百姓的衣食父母。莫诺拉是他们的家，一个很好的家。启斯东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求。可是戈登来了，毁掉了我们的工厂。结果，他使每一位工人都变成了孤儿。现在，他们不能养活自己。所以你说‘情形很糟’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没有先跟珍妮谈过，我也许会把佩斯的话当作是他对手下工人的怜悯。可是，我现在认识到，那只是启斯东管理人员家长式统治的傲慢。
“那你呢，佩斯先生？”我问道，“你觉得你也成了孤儿了吗？”
他停住脚步，把身子挺得更直，趾高气扬地对我说：“不，小姐，我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感到自己似乎已被杀死了。41年来，启斯东公司就是我的生命。他们杀死了这个钢铁厂，我也就失去了灵魂。”
“可作为总经理，你也应该让戈登加入董事会，助他一臂之力。”
佩斯咄咄逼人的目光变得暗淡了，他又开始往前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被董事会不公正地否决了。我努力告诉他们，公司的情形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以前，我们也曾安然度过了衰落时期。可他们不愿听。”
我想起了休特说的他刚到这儿时看到的情景。还有，作家阿莫斯·里特的看法也是对的：佩斯至今还是执迷不悟，看不到公司被自己搞成什么样子。
我问：“劳资关系怎么样，佩斯先生。我知道，埃德·博丁被捕前，工会一直在讨论罢工。”
“博丁是个专业煽动分子，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地工作过。”
“他还是个贩毒分子。”
佩斯嘲笑地哼了一下。我们已走到他家门口。他吃力地走上门廊的台阶，想把钥匙插入锁中，钥匙却落到了地上。我拾起钥匙，替他打开了门。
佩斯把我带进一个小厨房，就是像我这样不讲究的人也大感惊骇：长台面上摆满了肮脏的盘子和玻璃杯，地板上的粘液几乎印出了我的脚印。
佩斯把帆布包放在长台面上，拿出那五分之一加仑的凯斯勒酒，大概突然想起了礼貌，便询问地看着我。我摇摇头，他似乎得到了解脱，没清洗一下杯子，就把酒倒入杯子，一口喝完，又倒了一杯。“呃，刚才说到哪儿？”
“埃德·博丁，他贩卖可卡因被逮捕了。他的被捕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工会的力量。”
“被彻底征服了。博丁被关进监狱后，工会的人都像羊羔一般温顺。”佩斯低头望着杯子，旋转着酒液。“数十年来，博丁一直令我生气。在他被捕前的几个月，我真希望能看见别人煞煞他的气焰。可到他被捕时，我也在启斯东下台了，一切都不在乎了。”
“博丁说他受到了诬陷？”
“是的。知己知彼——这是经营活动的一条重要的格言。我很了解我的敌人，埃德·博丁不是个毒品贩子。”
“那诬陷他的人是谁呢？”
“除了T。J。戈登，还会是谁？”
要不是在八月份我发现休特变了的话，我会不信佩斯这话的。而且，休特以前也贩过毒，他诬陷一位贩毒敌手难道不是很顺手的事吗？
佩斯突然笑了起来，紧接着的是一阵咳嗽。他忍住以后，把杯中的残酒一口喝完，又倒了一杯，脸上显出高兴的神色。
“这家伙被捕前也许没有贩过毒品。可成为一个囚犯，对他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什么意思？”
“他在监狱里做出决心悔改的样子，到处博得别人的好感。不久，他从宾夕法尼亚西部被移送到了格林斯堡的一个没有安全措施的军事机构干活。可有一天，他离开了，用点火器电线短路的方法起动一辆警卫车，就这样消失不见了。那车被遗弃在俄亥俄州。从那以后，再也没听说过或见到过他。”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从今年7月4日算起，一年以前。”
去年，7月4日。我望着拱起的铁路路基，竭力把一连串的事情联系起来。
也许埃德·博丁在美国独立纪念日那天越狱逃走，这是一种极好的讽刺。偷来的车被遗弃在俄亥俄州，然后朝西而去。一个多月后，一辆货车在科罗拉多被盗，也是朝西去。几星期后，那辆货车被丢弃在绝望镇爱司汽车旅馆外面。就在两天前，奥古斯特人的遗体被埃斯梅拉达县治安部门挖掘了出来。
是巧合吗？也许是，也许不是。
不管是不是，我知道怎样得到结果。
16
我向莫诺拉警署的科尔解释了我对整个事件的推断，然后，她领我在一张空桌旁坐下，给我拿来博丁的档案。她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给州劳改所打电话。我开始吃力地阅读那一叠厚厚的文件。读完最后一份，我确信博丁是被诬陷的。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深夜，警署收到一个匿名电话，说是在启斯东一间平炉棚内，博丁给了吉姆·斯皮茨许多可卡因。后来斯皮茨承认他是从博丁那儿买到许多可卡因，还拿出一只装有现金的信封。博丁不肯承认。他声称当时斯皮茨约他到平炉棚碰头，是为了讨论工会问题。可是，在现场，警察从他茄克衫的村里中搜出了好几包可卡因。博丁说他根本不知这东西是怎么到他茄克衫衬里中去的，而且，谁都可以拿到他放在钢铁厂锁柜中的这件茄克衫。然而，警察在他的房间里翻出了更多的可卡因。
法庭审理的时候，陪审团相信了斯皮茨。
我合上档案，站起来，朝科尔的办公室走去。“我正在等待劳改所的回音，”她说，“他们正在查看博丁在服刑期间是否看过牙病。”
我问：“吉姆·斯皮茨怎么样了？”
“审判结束后他就离开了此地，驾着一辆新的布伊克匆匆离开了。听说他现在住在沙勒罗瓦，成了一个二流毒品贩子。”她哈哈大笑了起来，声音很刺耳。“听说他从用来诬陷博丁的可卡因中截留一部分，用作他做生意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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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你一直知道博丁说的都是实话？”
“当然，”她平静地答道，“我对博丁的律师说过此事，可他从未有所表现，看来他也被他们收买了。”
“难道你们没有进一步调查吗？”
她流露出恼怒的神色。“麦科恩女士，这是一个穷镇，我们没有资金和人力来进行这种调查，何况还牵涉到一大笔钱的贿赂。”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想在这儿做一大笔毒品买卖，会和谁联系？”
“雷·威尔默。”
“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你找不到了——他死了。被人炸死的。我认为是三K党干的。威尔默是来自惠灵的黑人，他的所作所为惹人注目，这也给他带来了危险。”
“我还以为三K党在这地区不是很活跃的呢。”
“上帝啊，已活跃了几十年，而且更为公开化，还出现了黑人被当做罢工破坏者抓起来的现象。30年代的种族歧视，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能为我查出吉姆·斯皮茨的地址吗？”
科尔眯起了双眼。“你想和他谈谈吗？他是不会承认什么的。”
“也许是的。可他已被收买过一次，我想他会被收买第二次。”
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摇摇头。“麦科恩女士，我可以替你找到地址，但我不想这样做。你是代表埃斯梅拉达县治安部门到这儿来获取有关一具尸体的线索的。你已完成了任务，也许你该回去了。”
“可是——”
“没有可是。和吉姆·斯皮茨谈话只会给这城镇增添麻烦。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为这个镇加上一条政治和司法腐败的丑闻。”
电话铃响了。科尔心烦意乱地看了看电话，然后拿起听筒。“我是科尔……好，很好，你要送的地方是——费德埃克斯。”她伸手拿过便条簿，迅速写下埃斯梅拉达县罪犯实验室的地址。她一边挂好便条簿，一边对我说：“博丁的牙齿记录表就要送来了。我给你那个韦斯特卡姆普打个电话，让他知道。”她拨通电话，和韦斯特卡姆普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听筒递给我。
从韦斯特卡姆普的口气中，我听出他对这个消息一点都不高兴。“麦科恩女士，谢谢你这次的帮忙。”
“可是，事情还没办成。对奥古斯特人的验尸报告出来了吗？”
“今天早晨验尸报告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了。心脏上吃过一枪，九毫米的凶器。”
“有沃克和德克的踪迹吗？”
“没有。”
“沃克在电话公司的电话记录怎么样？你向他们要了吗？”
“嗯，问题是，法官不肯作出索取电话记录或对沃克家里进行搜查的决定。他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她掩埋尸体。他说得有道理。”
“我想是的。”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到绝望镇？”
“我也说不准。”我看了看手表。已过下午3点，可我还没吃午饭。“顺利的话，我办完这儿的事，也许能赶上傍晚后的一次航班。回去后我就来找你。”然后，我把听筒还给科尔，她一直在饶有兴味地听着。
“你这儿的事办完了吗？”科尔再次重复问我。
“是的，我该收拾行装了。我答应过那位作家阿莫斯·里特，我离开之前一定要办完。我们合作得很好。”
她怀疑的表情说明她不相信我的计划会这么简单。
我又说：“你说得对，我在这儿的事办完了。我要回去了。”
科尔点点头，还是流露出不信的神色。“好吧，祝你旅途愉快。”
科尔要证实我是否离开的第一个人是珍妮·施米特，因此，我得回到客栈，告诉这位女老板我要走了。珍妮感到很惊讶，说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了。我把东西装进包里，又给作家阿莫斯·里特打了个短暂的电话。
“这儿的贩毒分子经常在哪儿出没？”我问。
里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利弗公园。就在利弗街旁边，从一座铁路立交桥下面过去，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