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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特刺围城数月，久攻不下，闷热的天气里，瘟疫再次蔓延。
不同于上次，这次瘟疫迅疾猛烈，骤然发病，一夜之间，蒙军死伤过千。
气急败坏的忽特刺直接把尸体抛入城内，莫名其妙的迦法人还以为蒙军已经没了可以攻城的巨石弹药，只能拿尸体来砸。
不到半个月，迦法城中水源和空气都被腐烂的尸体污染，也爆发瘟疫，许多人的腋下、腿窝长出巨大的脓核包块，三四日内全身青黑而死。
幸存的迦法人纷纷打开城门，仓皇乘船逃窜。
蒙兀人也没能占领此处，瘟疫一样没放过他们，兵力大减的忽特刺只能退向钦察草原，让沿海城市暂时脱离了战争的阴影。
此时迦法城爆发瘟疫的消息已经传遍欧洲，几乎所有的港口都拒绝幸存者登陆，威尼斯的一些港口勒令他们的船在海上隔离一个月，才准许船上的人上岸，继续隔离。只是所有人都没想到，船上携带跳蚤和病菌的老鼠比人类厉害多了，它们早已泅渡或通过缆绳登陆。这会的欧洲城市没有卫生可言，街上脏水和粪便四溢，垃圾和杂物堆砌，正是老鼠的天堂。
虽然目前只有迦法人因瘟疫的致死率而恐惧，蒙兀人憎恨‘神罚’让到手的财宝拿不出来，欧洲人都以为疾病被隔绝于海上，冬天的到来也让这场疫病稍微缓和了一下攻势，蒙蔽了欧洲人，只作为谈资出现在人们口中，让所有人失去戒心。
然而，死神不会轻易放弃看上的目标，，日后被命名为‘黑死病’的这场瘟疫，即将开始在整个欧洲蔓延。
这个情况倒是在大虞的预计里，随使船而来的礼物中有不少关于防疫的小册子，使团人手一本，再加上汉人卫生条件比西方人都好，不但洗手洗澡勤快，连污物的处理都很讲究。只是这些汉语写成的医疗措施被许多国家束之高阁，傲慢的教廷更是直接拿这些异国来的精美纸张和文字印刷品作为艺术珍藏，内容连翻都没翻。
神宗十年春天，等爆发大规模瘟疫的消息传至大虞时，最早沦陷的迦法一城惨状才通过西方最大的城市拂菻传遍整个欧洲，此时人人都已经发现，被称为‘黑死病’的这场瘟疫是不可控制的。
整个大马士革海和卓章海沿岸城市无一幸免。次年，一海之隔的不列颠也没躲过，索斯安普敦作为黑死病登陆的第一站，几乎没什么人活着，很多人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半天时间。不列颠人的死对头厄尔巴人认为是自己的诅咒被上帝听到了，降罚于不列颠人，准备协助上帝彻底的消灭入侵者，结果厄尔巴人也中招了，几天内死了几千人，活着的准备回家时，又遭到不列颠人反击，死伤过半。
到神宗十年底，黑死病席卷欧洲内陆高卢、日耳曼、罗刹公国等地，除了极冷地区，这场浩劫没有放过一个城镇。
瘟疫于神宗十一年秋天抵达马木陆，沿尼罗河蔓延，向东抵达圣城、麦加，但最终在一年后会止步于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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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惊恐的人们除了隔离根本不知道别的有效抵御之法，放血、催吐、烟熏、通便都用上了，或者以尿洗澡，杀死家畜猫狗，火烙肿块，贴上干蛤蟆皮等偏方，还有苦修团从一处游行到另一处，手执铁蒺藜鞭条抽打背部，以期洗清罪孽，当然，同时也把细菌也带到各地，更利于疾病传播。有些国王出于对大虞的尊敬，颁布了‘清扫令’，只是贵族们并不理睬，也不愿意付更多的钱雇人去做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生命’之事。
伴随灾难产生的往往是**。
拘禁、冤案、歧视、仇恨，铺天盖地地冲着陌生人、麻风病人、精神病人、乞丐、穷人、妓女等弱势群体而去。
摩西教徒更是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由于他们的生活场所更为干净卫生，受到的侵袭稍轻，被孤立的教区正好又把他们与普罗大众隔离开，显得愈发可疑。日耳曼的梅因兹地区甚至认为是摩西教徒在城中井水下毒，超过一万五千摩西教徒被处以火刑或折磨致死。整个欧洲各处都在大肆扑杀他们，像动物一样将他们斩杀，或关入木屋活活烧死。无数幸存者奔向克里木半岛，途径各个城市又被驱逐和当成传染源与病人隔离在一处，死伤极重。这种无意义的屠杀暴露出深植于欧洲人心底的反术忽人情绪，有时并不是出于恐惧瘟疫或教派之争而痛下杀手，只因摩西教徒传统上被禁止拥有地产，很多人不得不从事纯金钱交易，比如掮客，或令人憎恶的放贷。于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债务，普通负债人也会向他们举起屠刀。
在其他教派的世界里，摩西教徒成了公敌。
只有孛烈儿国是个例外，因为继任的国王伯莱斯拉夫最会赚钱的宠妃正是摩西教徒，不但敞开大门接收他们，还愿意派兵护送其前往富浪岛。
等束手无策的医师听说大虞曾送来解决方案，要求并照做时，作为大秦帝国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翡冷翠（佛罗伦萨），在瘟疫反复肆虐之下，已十室九空，尤其是处理尸体的神职人员死得最多。‘教堂是通向上帝唯一通道’的信仰开始崩塌，人们纷纷指责教廷的无能和昏庸，开始质疑教派的权威。
然而即便有了防疫措施的提示，除了隔离病人，在执行灭鼠灭蚤、补充糖盐水、接触尸体者穿防护服、清洁洗手、垃圾处理等事项上，欧洲人和蒙兀人都没有经验，人手和物资不足，尤其是一直被大公教视为幽灵和邪恶化身的猫数量太少，情况好转得并不明显。
少数自愿留在西方游学的汉人之中，有一位李东璧的得意弟子，庞贤。他亲往翡冷翠，在教皇的支持下参与教廷医师的解剖，发现了鼠疫分为三种类型和三种传播方式，并找到将疫病从老鼠传染到人身上的媒介是跳蚤，证实了大虞的医学理论是正确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于，千里迢迢重金从大虞购入的草药，能有效缓解和延续患者的病情。
将近三年后，瘟疫之神埃拉才静静收回她黑色的翅膀，带走四分之一的欧洲人作为战利品，其中包括让西方人闻风丧胆的也素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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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神宗九年中，明庭率船队回到上京后，对于已经开阔眼界的大虞人来说，风起云涌的西方世界，哪怕是令人胆寒的黑死病，不过是报纸上的一则趣闻而已，他们更关心皇家产业的动向和朝廷修编的新律，最多再感叹一句四方诸军最近又有些什么大动作。
从神宗七年万人船队下西洋开始，顾辞就通知贸易公司调整往后几年的计划，不论是大食可能有战事，或蒙兀人在欧洲杀得兴起，肯定都会影响利润。她建立皇家产业的初衷本就不是在国内进行垄断和野蛮扩张，而是把力气使向大虞版图之外的国家，间接刺激了民间对南洋的重视，和信田家的快速崛起。当船队回归后，正值她再次有孕，不宜操劳，只得把心思放到欧洲那边，帮忙整理些情报。艺青接手了皇家产业的全部日常事务，开始花更多时间在国内，配合顾翱普查非奴籍的人口数量，整合行会，建言商税，通商山区，推广新物种等水磨工夫。
现在黑死病一爆发，西方买主不知道还活得下来么，贸易公司马上联络其他买家，再不行就及时清仓止损。有可能接手的买家不过是波罗和朱罗王朝，以及东瀛的几个大名，可想而知价钱肯定都不如富得流油的大食或西方教廷给的高。
挺着个大肚子的顾辞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索性让老公和聪明绝顶的大臣们趁这个机会讨论一下，要不要开始缩紧海贸资格，对于海商的贸易资格加以控制，实行牌照制度。再交代艺青从这些年皇家贸易公司积攒的数据中列出各行业的供应商质量排名，然后预估一下可能会缩减的交易规模，帮袁懿做好功课。
为了防止瘟疫传入国内，除皇家产业不受限制外，由市舶司检核合格的船队才印发‘通航证’，凭此证才可出入港口。另外，各地官府也接到整改任务，不论是港口码头、驿所关卡、城门府衙，都要严格执行‘右进左出、分开出入’的原则，以免疫病传染。
对于经常遭受瘟疫袭击的泱泱大国，大家都觉得这不过是小意思，就是港口码头的任务麻烦点。
如今的海港或码头，有条件的都用上了蒸汽机驳盘和吊车进行卸货，比之人力或畜力更为方便。虽然一台机器贵得离谱，但皇后发话，工造局可接受‘分期付款’——只要提供价值差不多的抵押，每月仅用交一部分使用费便可拿去用了。使用费其实是分期本金和利息，付讫本息之后，机器才归于购买人。若半途停止付款，工造局可选择拿走抵押物，把机器给购买人，也可以按购买人已付款的比例，只要一部分抵押物，然后机器再另卖他人，扣除折旧费用和管理费用，按比例将货款分给原来的买家。分期贷款的出现，让许多经营仓储的商人们愿意掏钱买机器，工造局也发现这样比直接一次性买断得的钱更多，只不过，一旦发生纠纷，可能刑部又得多出一个判例教材，指导大理寺断案了。
顾辞弄出来分期付款，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目前假肢的制作和成本比较高，价钱不是谁都付得起的，如果想要尽快给军中伤残之人配上，除了按职级功勋提供不同免费额度之外，让他们分几年，每个月付一点，负担起来也不难。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开挖苏伊士运河做准备，埃及也许是唯一的合作对象，不仅是因为他们已控制了红海两岸，更重要的是，他们和大食人一样，习惯于从尼罗河上游的非洲腹地获取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使用，正是顾勋带回来的赞吉奴。
现在要调整船舶的进出通道，许多地方需要拓宽或改建，不是一个官员随便找些耆老、工匠就能拿主意的事，还得靠专业人士来改建。格理大学这下高兴了，多好的实习机会啊。水利科派出几百名学生奔赴各地，给工造局的技师们打下手。他们的专业理论和规划能力，让许多对格理大学不以为然的官宦乡绅都开始正视这所规格比鹤鸣还高的学府。
大学，比之太学，仅差一点而已。
164 大虞律（）
这几年大虞扬威西欧，收复夷国，靖平边境，东辖倭瀛，似乎年年都有一大功绩让朝野上下可以歌功颂德，神宗简直‘堪比尧舜、功盖汉武’。只有枢密院的人始终一言不发，皇帝说了，这才哪到哪，接下来靖西军该在宁远到斋桑湖一线，镇北军在库伦、庐滨一带踏平整个蒙兀草原了，以后什么异族人都别惦记着来打个转就走。
当然，到时候他们也是大虞人了，没区别。
疆域扩大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外面地多了人不够，在内政上下的水磨功夫比引人瞩目的派兵出去耀武扬威要细致和温和得多。
从第一次派出安东军下南洋那年开始，神宗就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中原人走出家乡，通过报纸传播和预测了这些地区的特产和目前需要的物资，在皇家产业的带头下，大虞开始实现商人为主体，部分农民为辅的小规模移民潮。等到吐蕃、西域、东北开打之后，他又狠狠加强了一下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工作力度，从贪污受贿到寻衅滋事统统严打，猛抓官商勾结的经济犯罪，弄了好多犯人流放去垦边。
比如说趁着皇后有孕塞女人的几家人，丢去伯力开荒；一直挺着不肯咽气的襄城侯及其一家子，挑个错，连名下佃农一起押去疏勒种苹果。还有之前在海贸的刺激下，原是鱼米之乡的江南产粮地，大部分耕地变成经济作物，用织布机的人家也多了，失业的桑农、佃农聚众闹事，正好送往卑谬、安南。好在中南半岛纳入版图，连年丰收，粮仓禀实，不至于发生大规模饥荒。
至于执法要严格到何种程度呢，一罪分得极细，量刑从十倍罚金到‘五世不可参考’，加上允许‘钓鱼执法’，逼文官集团里以‘忠正直言’为标榜的御史们站到整个官员系统的对立面，去斩断人情往来的潜规则。比方‘受贿不得过百两’，御史们大可派人偷偷上门给某官员送个一般人认不出价值几何的古物，等这家人收下，立刻带巡检司上门查验，一逮一个准。
为什么御史们会愿意以此立身，因为都察院这个部门和大理寺、刑部一起，被神宗通过修律重新划分了职能。
神宗即位之初，就给刑部修律定了两条原则：
一，‘出礼而入刑’，以法典为底限，以礼教为‘仁德’目标，越了底限则重罚，未犯法却不合礼教之事酌情裁夺；
二，确定刑法和民法的分立，即‘刑为国之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