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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趋炎附势不说，革命嘛，既然目标一致，有正蒸蒸日上、希望无穷的革命工作，那又何必非要另起炉灶、艰难地从头开始呢？
至于革命方略和理论，且不说谁高谁低，单看联合阵线取得的革命成绩，就是很现实的证明。
何况，革命领袖又不是一个，从宣传、声势、成就、影响等方面来看，宋复华俨然已经超越北辰。所谓水涨船高，革命阵线的强大也更加烘托出宋复华的崇高和正确。
如果公允地评价，北辰虽然是革命先行者，但其在国内的影响并没有史书上那般夸大。只是他有一个好学生，成为了中国的元首，经过了不断地美化，才把北辰的形象塑造得完美。
当然，给北辰定义为“革命先行者”是恰如其分的。但先行者就是绝对正确的吗，就是要所有人都拥护支持的吗？显然，即便是从当时的同盟会数次倒孙的历史事件看，也并非如此。
陈其美在历史上是个人物，可惜他生不逢时，空想着在上海施展拳脚、建立革命根据，却不知道上海滩已经基本上是陈文强的天下，已经成为一个稳固的革命基地。
……………
中华革命党，或者说重新更名为同盟会，继续按照北辰的方略进行革命运动。西南是不用想了。两广的会党、绿林也被陈文强打压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再把目光盯到了长江流域。
而就在中华革命党的工作刚刚展开，远未见到成效时，西南革命军又发起了攻势。将革命之火烧向了天府之国四川。
一九零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革命军全线出动，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主动出击，做出了围攻重镇昆明的假象。
武器装备经过补充，士兵经过训练。军官经过培训，整个革命军的战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取得的战果也令人难以怀疑是佯攻。
两万多革命军以旅为单位，对清军防线进行了重点打击、重点突破，峨山、通海、华宁、广南、西林、丘北等县在数日内相继光复。
正如锡良看到地图上的清军部署，曾很是悲观地预言，要防堵成功，“除非万里长城不可”。清军分兵围困，坚守漫长而复杂的防线，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从总兵力上看。清军是革命军的数倍不止，但在任何一处隘口、要地，兵力却又无法抵挡革命军的集力猛攻。
而且，维持防线的清军想要形成纵深防御，却又受到兵力不足、饷粮缺乏的制约。这就形成了一旦被突破一点，整个防线都有崩溃瓦解的危险。
革命军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聚力突袭，突破一点再迂回其他清军的后背，从而动摇、摧毁清军的整个防线。
失守。败退；失守，败退……锡良被接二连三的消息搞得焦头烂额，不得不亲率湖北的一标新军及数千巡防营开出昆明，赶至弥勒督战。
其实清军崩溃瓦解的速度很快。只能说明清军的战斗意志薄弱，稍有不利便弃守后逃。也正因如此，革命军突破一点、包抄敌后的战果并不如预期。清军实在是跑得太快了，这边刚突破，那边已经撒丫子后撤。但光复的地盘，造成的影响却是很大。也达到了佯攻牵制的目的。
二月八日，主攻方向滇西军区终于发力了。其主力在南华、姚安与楚雄清军对峙，入川部队五千余人由丽江出发，东渡金沙江，击破清军沿江守军，直插猛进，接连光复永胜、华坪，进入川境，又轻松光复盐边、米易、会理三县，初步达到了进入四川、夺取根据的战略目的。
二月二十四，入川部队以三千人马南下攻掠，清军防线纵深的虚弱暴露无遗，仁和、永仁的少量清军非降即逃，入川部队杀入滇省，与滇西革命军一部会攻元谋得手，继续南下，围攻楚雄。
至此，只要楚雄一下，则拔除了最后一根钉子，滇、川光复区便联成了一片，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此时，锡良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判断失误，革命军的主攻方向在西，在西北。但为时已晚，整个防线都面临土崩瓦解，重整部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任务。而西、东两个方向的革命军依然保持着对清军的压力，使其难以抽调。
无奈之下，锡良只能急电四川总督，要他调集四川清军南下堵截，又命令昆明守军抽出一部，增援楚雄；他则抓紧整顿从第一道防线后撤的败兵，并进行了收缩防守，主动放弃玉溪、弥勒，以易门、普宁、澄江、石林、宜良为重点，布置了环昆明的新防线。
三月九日，滇西革命军分兵绕袭，攻克楚雄南面的屏障双柏县，对楚雄清军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三月十日，入川部队由元谋东进，袭占武定，直接威胁已经空虚的昆明。
三月十一日，锡良率湖北新军返回昆明加强防御；同时，为免楚雄清军被包围全歼，他下令弃守楚雄，后撤禄丰，并抽调人马与昆明兵力一起，反攻武定，解除昆明西北的威胁。
这一场大战到了三月十五日左右算是落下帷幕，革命军击破清军防线，光复县城十余座，歼敌两万余。最重要的是打通了入川的通路，使滇西、川南光复区联成一片，将又一个大省卷入了战团。
……………
第一百七十八章 主场设想，地方自保（）
清军的溃败再次引起了国内外的震动，清军布置的失策，官兵的畏战无能，革命军战力的提升，革命军官兵精神意志的高涨，都是胜败的原因。
如果说之前清军的围困还显示出一些对峙和平衡的话，此次反攻则使很多人相信革命军不是没有实力，而是有意放缓军事进攻，以完善政务、经济方面的政权架构。
而按照此次反攻的战果，很多评论家认为革命军完全能够击败三倍到四倍，甚至更多的旧式清军。即便是面对新军，拥有实战经验的革命军，在相同数量的战斗中，也会占有一定的优势。
“南方的政府军显然已经无法压制或消灭革命党的部队，武器装备的差异几乎不存在，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便是官兵的意志和精神。在这一点上，旧式部队完全落于下风，数量不多的新军也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清政府想彻底扑灭革党，就只有调动中国最精锐的北洋新军，才有胜利的希望”
陈文强放下报纸，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这个洋鬼子说得很客观，判断也没有什么大差错。革命军壮大的度确实很惊人，自己的资助很重要，广西兵的悍勇也是关键，充斥于其中的坚定、无畏的革命者更是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放眼全国，确实也只有北洋新军能够对革命军构成威胁。当然，如果清廷调集南方的全部新军，也同样能拼凑出一支能与革命军作战的部队，但这也只是从人数和装备上考虑。
战争从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数字游戏，要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复杂的因素。
从这方面来说，南方其他地方的新军，或者北洋军南下，革命军作战倒还有主场作战的优势。气候、水土、地形、地势等都对革命有利，远道而来的新军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
如果能在西南重挫敌人，对以后的革命形势将有很大的影响。或许这会是一个相当好的契机。为革命的和平过渡创造良好的条件。
对于陈文强一贯以来的革命思路，哪怕暂时妥协退让，也尽量避免大规模内战，以最快的度进入相对和平的国家建设。要看？这倒也不失为一个策略。
使敌人知道革命军的厉害和强大，日后才有可能坐到谈判桌前。如果没有实力，谁会与你讨价还价，直接就用武力扫平了。
胜算很大呀！陈文强盘算着革命军现在的实力，以及吴禄贞和他手中的兵马。如果不过两镇北洋军，革命军完全能够抵挡；如果过两镇，那就需要他和吴禄贞突然袭击毫无防备的北洋军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嘴角上翘，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虽然不必过于担心清军的再度来攻，但陈文强还是要为革命军的强大再出些力。革命军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火炮数量少。这在与旧式清军和同样火炮不多的湖北新军作战时还看不太出来，但要与北洋军较量，就必须要加以弥补了。
本来陈文强还有些担心给革命军补充得太快，容易招致怀疑。但现在他的势力已经稳固。又有办法进行遮掩，管清廷信不信呢，反正目前肯定是不敢轻易动他的。
作为地方实力派，陈文强能走到这一步，也全是清廷自己的失算，或者说是迫不得己的道路。从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放松财权的举措使得地方要员成了既得利益者，清政府后来虽几经努力，但再难收此权。
而洋务运动得以开展和维系的重要原因便是由于清廷原有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当时，实际操办洋务的还是一些地方大员。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掌扛起洋务运动的大旗，除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外，还因为19世纪年代开始出现了地方权力的极度扩张。中央权力的下移使得拥有实权的地方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威望去实现自己的主张。
庚子事变后，地方独立自保的状态更使中国被明显地分割为以某个地方大员为的势力范围，拥有单独财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不用理会中央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号令侵蚀了地方利益的时候。
虽然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掌握着实权，但由于他们笃信纲常名教。所以对清朝并没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后来，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而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最终展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迹象已经日益显现，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的冲突时有生。围绕着厘金、税赋、关税、军费等等，当中央政府的举措侵害到地方当局的财源和地方要员的利益时，这样的冲突便显得激烈起来。
而借着西南战事的影响，陈文强紧抓住兵权，还不断地招兵买马，虽然不是督抚，却架空、挟制了总督袁树勋，对清廷的态度也是最跋扈的一个。不仅如此，他的势力还在湘、鄂两省施加着影响，借着编练新军，是越来越大。
但陈文强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还有很大不同，区别就在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的狭隘和自私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弱化，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区域力量基础比任何潜在敌手都要胜过一筹，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又为充当这个政府最尊贵的大臣而窃喜。”
这就造成了地方的独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则他们是可以完全不闻不问的。例如在改变中日国际格局的甲午战争中，由于地方大员的自保之心，甲午战争俨然成为了一省保卫战。到了庚子事变时，这种态度和行为愈演愈烈，终于摆到了明面。
第一百七十九章 深谋，革命成功的第一条件（）
陈文强固然是地方实力派，但他的眼光，以及他最终的目的，都是全国。︽，所以，他看似在为两广的利益而与朝廷分庭抗礼，还与洋人开战、交涉，但从实质上来看，他所争的还是国家利益。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鸿章便是参不透这个道理，想死保北洋集团的利益，消极畏战，却还是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非但本来的目的没有达到，还留下身后的骂名。
其实这也是眼光长短、思路宽窄的问题，也与社会制度和所受教育类型有着很大的关系。
比如现在陈文强所掌握的两大军工企业崖州兵工厂和郴州兵工厂，对南方编练中的新军都着武器。这似乎是为革命军增添着阻力，但反过来不也是强大着国家的武力？
而且，通过这两大兵工厂，陈文强进一步攫取着清廷的关税和财政调拔，并使军工产生了经济效益，呈现出良性的发展。
通常来说，由于军用工业品不参加商品流通，也就无法产生利润，所以其发展并不取决于内部的资本积累，而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扶持。当时中国较大的军工企业多为中央出资，主要来自关税及军费的划拨。以江南总局为例，在初创时，其常年经费耗银“大约每月总在一万两以外”，由淮军军费中下拨。
鉴于军工企业的特殊性，其资金大都来自政府的财政调拨，关税﹑厘金和军需项下的拨款。除了江南局、金陵机器局等少数大型企业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以外，大多数洋务军事企业都是依靠地方财政的扶植发展起来的。
崖州、郴州两大兵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