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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满清这个老大帝国风雨飘摇，苟延残喘。举国上下痛定思痛，已在求“变”，这其中有穷则变的内在形势，也有列强相逼的外来压力。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革命。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
然而，变法革命者众说纷纭，各自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们的变法主张，由此可将他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国强兵；另一类是种族革命，坚决地排满反满，立志恢复汉家河山。
但是，这两派人物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间接或直接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一类当然是以英国立宪制为榜样，另一类则是以法、美的共和制为典范。可是依陈文强看来，这两派只不过学到了些西洋国家的皮毛，便要生硬地移植过来，实在是既缺乏理论根据，又缺乏实践的基础。
“到现在为止，中国竟然没有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研究西方的书籍问世！大多数人还在抱着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本不仅仅是只涉及了西方的一些皮毛，更重要的是谬误极多。”陈文强很遗憾地轻轻摇头，“我曾经想写一本书，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的书。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美利坚的合众国体制，法国的共和国体制，如何由来，历史传承，民族风俗，军队特点，地理文化，希望能展现在国人面前，为国家民族的富强自立起到一些指导作用。但我时间、学识皆是不足，一直难以完成。”说着，他将希翼的目光投注在邹容身上。
“中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或者托马斯·杰斐逊？”查理宋有些兴奋，又有些疑惑地问道。
“算是吧！”陈文强想了想，说道：“我知道查理兄是林肯的忠实信徒，羡慕并想学习美国。但是，任何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们都有其深厚的背景，这种背景反映的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绝不是只要推翻满清便可以达到的。要知道，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指路的明灯，再快的脚步也会走歪；没有谨慎的步伐，没有持久的毅力，再平的道路也会跌倒。”
“文强是说因为历史背景不同，美国的共和制不适合中国？”查理宋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多血汗型，好冲动，眼睛睁大，似乎有辩论的架势。
“适不适合，要研究分析才能得出结论。”陈文强避重就轻，不轻易下结论，“可惜没有人能够耐下性子，从事这看来枯躁的理论研究。唉，可惜可叹啊！”
短暂的沉默，查理宋突然望向若有所思的邹容，说道：“邹容老弟，我希望你能挑起这副担子，整理总结出系统的理论，这不仅是革命的指路明灯，还是对那些君主立宪派的沉重打击。也让所有人都看看，民主共和不仅仅是口号和唬人的招牌，更有深层次的思考和比较。”
“我”邹容迟疑着，“恐怕学识不足，有负重托。”
“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小集团。”陈文强赶紧插话，“我会请很多与邹容老弟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在研究讨论中形成一套系统的革命理论，打造中国的富兰克林。”
……………
第八十一章 合译出书，抢先出药（）
有冲锋打杀的武力，还要有摇笔呐喊的文人班底，陈文强正在把设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兴义堂、龙兴堂、杀手队，武力已经有了，剩下的便是如何扩张和加强；而文人班底的组建却刚刚起步，那个小报社，以及两名三流编辑，当然离他的期望差之远矣！
邹容不错，文笔犀利，年轻又有激情。嗯，也就是说，比较容易被陈文强所忽悠。当然，这确实是他拉拢来的第一个，以后还会不断物色，不断吸收。而邹容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陈文强眼中便象一块磁石，能吸引更多的人才。
其实邹容也并未坚定跟着陈文强的信念，抱着试试的态度，他被陈永强领到了卢家湾。这里不仅有工厂，有实验室，还有陈永强的住所，就在实验楼的旁边。
“呵呵，这有点乱，但屋子足够多。”陈文强讪讪一笑，说道：“嗯，我找人把旁边的屋子收拾出来，你就先住下。”
这些日子里，每天早上陈文强简单安排一下工作，大部分时间便是在实验室里度过。需要休息或放松的时候，他便回到住所翻阅从海外邮来的科学期刊，或者是看一些外国人所写的有关革命的书籍，以便更加适应这个即将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陈先生直接读英文书籍？”邹容有些惊讶，他勉强能译出书名，但要让他通读书籍，他自问是做不到的，而且，还有德文、法文的杂志，这个陈文强竟有如此本事？
“英文的是没问题。”陈永强拿起这两本书说道：“我感觉写得非常透彻。这本书，几乎承载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苦难与未来理想。而中国一点都不比法国缺少这样的问题。从我个人观点来看，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思想自身的演进，都要求国人的历史反思达到同等的水平。引用托克维尔的话：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人们的所作所为。如果不能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邹容简直是肃然起敬，又有些好奇地问道：“陈先生，您读书很快，又能记住，是不是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陈永强想了想，笑道：“可能还达不到那个程度，但我记得是三天看完这本书的，现在只能记个七七八八。”
“您，您简直是太谦虚了。”邹容觉得肃然起敬已经绝对不够了，但也有些遗憾，摇头道：“可惜我英文水平太差，却是读不了这本书。”
“这有何难，我给你念，你记录，咱俩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再找查理印刷出版，让国人都能看到。”陈文强笑着说道：“思考的人越多，行动的人也就越多。至于《革命军》，你就不用管了，我一定让它成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我想，还是再修改一下更好吧？”邹容有些不太确定地说道。
“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陈文强摇了摇头，说道：“这是托克维尔说的。在目前来说，即便是有缺陷，也要公之于众，振聋发聩。以后再慢慢修补，这样更好。”
“那好吧！”邹容点了点头，算是最后决定下来。
“对了，你日语怎么样？”陈文强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开口问道：“能写书信吗？”
邹容迟疑了一下，谦虚地说道：“简单的应该可以，如果要求很高的话，恐怕就不能胜任了。”
“那你帮我写一封，我要跟一个日本人联系一下。”陈文强突然若有所思，似乎在最后考虑。
……………
到19世纪70年代，人类对细胞的观察在德国进入了黄金时代，这得益于德国两大工业发展：一是光学工业，制造出了更加精良的光学显微镜；二是染料业，细胞学家们尝试了各种染料，试图使不同的细胞、细胞的不同结构能不同程度地被染色，以便在显微镜下区分。
1890年，德国犹太年轻医生保罗·埃利希在r。科赫教授领导的传染病研究所任职，科赫是著名的细菌学家，他首创了“细菌染色法”――即用染料使细菌着色的办法，为细菌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
细菌染色法的创立，使科学家们能够使染料特定地附着在病原体上染色，而不附着人体细胞。从此以后，寻找治疗疾病的“魔术子弹”便成了很多科学家的梦想和实践，并为日后的靶向治疗提供了理论模型。
之前曾经提到过，陈文强从外国化学杂志上知道了一种化学药品“阿托西耳”（学名氨基苯胂酸钠），能够杀死锥形虫，但副作用极大，往往使病人失明。而当时的化学家已经测定了阿托西耳的分子式，证明它只有一条含氮的侧链，难以被修饰。
但陈文强却知道化学家们所测定的阿托西耳的分子式是错误的，它还有一条不含氮的侧链，能够进行修饰，并且其合成衍生物的一种便是历史上第一个治疗梅毒的有机物，商品名为为606，又叫砷凡纳明。
对于陈文强来说，他太需要一种能赚快钱的途道了。所在，这段时间陈文强便是在王卓然等助手的协助下，在实验室里全力地合成衍生物。有正确的理论和方向，陈文强自然不用象历史上606的发明人那样合成千余种样品再进行甄选淘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陈文强和助手合成出了二十四种样品，并整理了全部流程。
按照陈文强的判断，他很确信砷凡纳明便在这二十四种样品之中。而有这样的自信，并有这样的速度，绝对会让人瞠目结舌，惊掉一地眼珠儿。实际上，陈文强不仅是投机取巧，而且别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困难是如何验证这些衍生物对于梅毒病菌的有效性，建立一个生物细菌实验室，再招聘到生物细菌专家来研究，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在陈文强被逼得产生了要绑架囚禁一些感染梅毒的坏蛋进行不人道的“活*体试验”时，从日本传来的一个消息，让他一下子看到了希望和曙光。
……………
第八十二章 革命指南，以人试药？（）
感谢书友080731，我想远飞2012，浸信会，jakiee0，87haby，非富非贵，虎贲集团军，无名无天，uyaozha，心漂浮等书友的打赏支持，祝朋友们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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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从法国学，之后法国人也需要向美国人学习民主。而向法国人介绍美国民主的，是这个叫作托克维尔的旅美法国青年。法国有托克维尔，中国有托克维尔吗？
托克维尔不应该是一个人名，而应该是一种象征。他象征着：无论多么伟大的国家和民族，都有需要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的极大必要性。或者更加精确地说：无论一个民族自身拥有一种多么伟大的传统，它依然可以在这个传统上从其他民族学到能够丰富更新这个传统的精华。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和统治的人们，一旦被减轻了压力，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的忍受着苦难，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废除苦难时，他就变得无法忍受了。苦难减轻的时候，人们对苦难的感觉却更加敏锐了……”
“……革命之后，似乎只有人民从他们所有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其实他们即使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凭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
“……革命家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决不能认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创造，他们从此成为一个种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代延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点……”
在托克维尔生前，他的著作只法文本便出过十三版，逝世后出到十七版，尚有两种全集本。之后，共有英、德、荷、匈、意、丹、俄、西班牙、瑞典、塞尔维亚等十种文字的译本先后问世，而且有些国家不止一个译本和不止出版一次，英国和美国就有六十多个英文版本。
日本在明治14—15年（1882—1883年），肥冢龙曾以《自由原论》的书名，由英译本转译上卷出版。至于中文的译本，直到一九六八年才有香港今日世界社秦修明等人转译出版，但这个译本并非全译，删去了全部注释。
所以，在陈文强口中翻译过来的文字，听到邹容耳中，从他的笔下汩汩流淌，给他带来的是全新的感受，是那种由表及里的透彻，醍醐灌顶般的领悟。
托克维尔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列举收集的大量资料。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暴力血腥运动不断，更给了邹容不小的震撼。
“这个，我到底不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