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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主张内阁制，一年后宋遁初在革命党上海交通部的演讲说得很明白，“……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异之，如必欲变异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在日记中，他曾指责乔夫做事“近于**跋扈”。这时候作为革命党内四杰之一的宋遁初已经和乔夫乔帮主貌合神离的厉害了。
共和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乔夫提交的第一份内阁名单未获通过，因为党内有不少人反对宋遁初出任内务卿，有些人甚至声言非把他逐出同盟会不可。这种声音，直到宋遁初被刺前也未完全消失。
后来的史学大家吴晗也综合各种史料提出，当时宋遁初和一种宪政派骨干已计划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推举黎元隆，而由宋以国会多数党领袖身份出任总理掌握实权，将乔夫排斥在政府外。当然他们争来争去的不过是南方小朝廷的一方权柄而已，对于已经处于统一而独立的北方，他们却视而不见，或许他们太过急于享受胜利的硕果，让自己的政治理念得以实现，哪怕是半壁江山。
“克敌，你这次和遁初谈的如何？”乔夫处理完了公务，在总统府的花园里和老友黄克敌一起用晚餐，宋妹子的手艺一般，不过大厨们的二次加工却让乔夫和黄克敌还是愉快的享受这丰盛的晚餐。但是美食带来的舌尖上的愉悦无法掩盖黄克敌的颓唐。
“乔兄，是不是我们都错了。”黄克敌的大肚子撑的溜圆，一副弥勒重生的样子，但是唉声叹气的他还是非常的沮丧，“遁初很是激烈，他已经铁了心要在国会争取这次关于政体讨论的主动，他和黎元隆走的很近，或许是受到这些立宪派的家伙们的煽动吧。”
“不，现在的情势下，内阁制等于缴枪投降。”乔夫的脸色阴沉，没想到这个宋遁初如此顽固不化，他怎么就不明白北方一旦稳定下来，日本的精力被欧洲的形势吸引的时候，他吴宸轩的几十万铁骑不会老在山里转悠着清剿那些土匪的，不用国防军全伙在此，就是现在皖南、浙东、豫西等地的那个国防军第八集团军的十万大军就不是现在的南方各省军队能抗衡的，这十万匹嗜血的饿狼一旦南下，他乔夫难道还要携妻带子的逃亡，继续在日本的秋叶原当他的流亡大总统不成。
“我们的敌人是那个披着革命派伪装的大资产家大买办和大地主的代言人，那支反革命的武装已经在厉兵秣马，而我们革命的军队呢，还在打内战，革命同志还在自相残杀。现在连革命领导者们都要搞内讧，这革命还怎么能成功？革命不是他宋遁初的一言堂，他想搞内阁，他想当总理，想当这个家，我乔夫退位让贤就是了。”
“总统，您这是说的那里话。革命是在您的领导下才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您再造玄黄的功绩就算是吴宸轩都不敢抹杀，岂容党内的个别居心叵测的家伙贪天之功，妄图窃据高位，把革命引向歧途。您放心，我党内几十万眼睛雪亮的党员不会跟这样的党员走的，他们搞内讧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这是自绝于党，自绝于同志，也自绝于…”一旁侍立的汪昭明赶紧接茬，对宋遁初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不用自绝了。”胡传儒进来，把手里的西装和礼帽交给副官，一屁股坐下叹了口气才说道“而是已经绝了。”
看着众人疑惑的目光，胡传儒拿出了街上卖的那份报纸，大家熟悉的字林西报，不过这期的头版头条最是醒目，超大号的黑体字“革命党遭遇大决裂，宋遁初另立公民党”。
乔夫眼前一黑，看来自己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宋遁初等党内的宪政派已经不满意自己的压制，转而和社会上有钱有兵有地盘的立宪派们搅和到了一起，革命党的宪政派有政党斗争的经验和名气，立宪派多是地方的豪强士绅，他们都希望地方权利能得到保障，换句话说就是国家这个婆婆能做个神龛里的土地爷最好，我们家的事情您少操心。
乔夫为了防御北方吴宸轩可能的南下，也为了有朝一日能起兵北伐，一统江湖，哦，是一统江山。不得不无视地方的利益，用中央的名义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用钱来维持一支庞大的革命军队。而不幸的是这个民并不是穷的头顶无片瓦遮蔽的蚁民，而是各地掌握大量资源和财富的士绅豪强们。这样的税收被豪强转嫁给老百姓或者干脆赖掉，俺大清拖欠税款都是文人风骨的表现，有得江南府县的税负能从康乾盛世一直拖欠到光绪驾崩，您要是不拖欠个三五十年的税收，连看门的更夫都瞧不起您这个四品的府台大人。
不过革命党现在为了扩军备战，银子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比起俺大清来凶残的多。一个个红眉毛绿眼睛的就盯着地方上的银子。于是有了这样的诗词：
这也税，那也税，
东也税，西也税，
样样东西都有税，
共和万*税，万万*税！
最近新税则，
又添赠予税，
既有赠予税，
当然还有受赠税。
贿赂舞弊已公开，
不妨再来贿赂税和舞弊税。
强盗和小偷，
恐怕也要缴盗窃税。
实在没办法，
还加好几种，
抽了所得税，
再抽所失税。
印花税，太简单，
印叶印枝也要税。
交易税不够再抽不交易税，
营业税不够再抽不营业税。
此外，抽不到达官贵人的遗产税和财产税，
索性再抽我们小百姓的破产税和无产税！
这种情况下，宋遁初和乔夫的政体之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执政理念的争论了，不同利益集团的争夺，也难怪两人的积怨如此深厚，以至于宋遁初在决定带着一票小弟退出革命党，和黎元隆、汤化龙、张继、张骞他们这些地方实力派们重组公民党，争夺七月份的国会大选。而宋遁初竟然让报纸先得到消息，都公诸于众之后才轻描淡写的给乔夫写了一封退*党声明，与后世的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朝战指挥官职务的时候，麦克阿瑟居然是从东京广播电台先知道的这一消息，而正式电文却姗姗来迟一样，对于当事人无疑是极大的羞辱。
乔夫虽然没有当众发火，不过细心的宋妹子还是发现乔帮主的后颈上哪根青筋已经开始痉挛了，她已经预感到将会有一场斗争要发生在乔夫和宋遁初之间，但是怎么也不会料到居然是用这样一种激烈而残忍的方式上演。
第二百九十九节 政府税收与法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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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列强各国、北方各省如何看待南京城里国会上这场龙争虎斗，反正中华共和国的第二次国会大选如期举行了。上一次的大选其实是革命党自说自话，直皖奉系的军头们除了战场对于这种文人游戏并不感冒，吴宸轩虽然手下文臣如过江之鲫，但是他却没有和清廷决裂，而是选择了中立的路子，所以国会中也没有几个人是他的代表。要不是革命党的人手被杀的杀，走的走，没剩下多少，第一届国会都有可能被乔帮主搞成众正盈朝的局面，这才让国会里充斥着不少还留着大辫子的遗老遗少、立宪派的士绅、还有资助过革命的大资本家们，乔夫一直以来和清廷斗、和袁大头斗、和曹锟斗、和吴宸轩斗、现在更是党内斗争加上南北之争斗得不亦乐乎。可以说除了没有和日本友邦斗争之外，乔夫称得上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圣斗士了。
不过这次的斗争，乔夫真心没有底啊。宋遁初本来就是革命党的一位主将，又是多年的国会内革命党的扛旗人，他的国会议员的号召力和议会斗争经验是党内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的。这也是为什么黎菩萨和汤化龙等立宪派会主动推举他当公民党的党魁。相比刚刚成立的公民党热火朝天的宣传和竞选串联，革命党在国会里的人手不少，却没有组织者，胡传儒也是临时赶鸭子上架，几天下来原来的支持者被宋遁初挖去不老少，就连革命党内部签过宣誓效忠乔夫的效忠书的家伙们都要投靠立宪派的风向。
北方的霸主吴宸轩吴大爷陪着老婆大人逛街之后，过上了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故事也到此为止了？当然不是，实际上看着坐山观虎斗的吴宸轩，南方记者的心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这不在例行的季度记者会上，国防部的访谈变成了记者对于吴宸轩时局看法的拷问会，吴宸轩关于“殷切期望国会诸公能秉持团结友爱，求同存异，同舟共济，为建设富强、民主、发达、文明的新中华而奋斗的精神”捐弃前嫌，两党搞好合作和监督，不管谁执政谁在野都要记住作为中国政党维护国家利益这一最高宗旨。吴宸轩这一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表态国人让南方的革命党报纸非常的气氛，怎么着，我们惩治一小撮叛徒还提升到了破坏安定团结，危害国家利益的高度了？你也别装孔圣人，你的底子也不清白，大哥莫说二哥。
一位《革命论坛》的报纸记者问到，国防军不是对外保卫祖国吗，怎么在国内折腾的环视，对于侵占我国领土的日俄列强却退避三舍，这是何道理？
吴宸轩当然早有准备，把土匪的危害分析了一套一套的，从违法乱纪，扰乱治安到残害生民，分裂国家都说的头头是道，但是这位记者可不是为了让吴宸轩来做剿匪意义的报告的，他就把秦岭地区几股接受了南京政府委任的坐匪被国防军连根拔起的情况说成是国防军排除异己，肆意屠杀革命政府官吏的反动行径。
“这位记者先生，您怎么判读这些被国防军剿灭的是合法的地方官吏而不是土匪呢？”
“哼，总长先生，您认为土匪会有权利去征收地方的税收吗？”这位记者拿出了孟三春等坐匪在当地收税的税票，还有山阳县衙税收收支的明细账，举在手上翻的哗哗作响“总长先生，一个土匪的话，他可能作为政府在地方上收税吗？而且他的税收除了用于军备之外，还用于整修县里的设施，修桥铺路，土匪会管理地方建设吗？这难道不是一个政府的正常收支情况吗？”
“谁说不会？”吴宸轩还没开口，旁边的徐菊人开口了，本来老徐是在这里旁听的，毕竟他并非国防军的一员。不过这个革命党的胡搅蛮缠让老徐也忍不住开口了。
“首先，土匪征收的这笔钱，或者姑且叫税金，到底是什么东西？这笔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公共税收，或曰公共产品的价值，譬如维持治安的费用。另一部分是法酬——血酬的存在形态之一，即超过公共产品价值的多收部分。以简明的公式表达：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法酬（血酬）。将此公式倒过来，则得出法酬的定义：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徐菊人已经在青干院听过几个月的课程，对于这种pa的理念非常熟稔，信手拈来，把那些个只会喊口号的革命党震得一愣一愣的
“其实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帝国的全部税费，扣除公共产品的价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
“举个例子说，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肯花多少钱雇一个皇帝，但我们知道美国人民以5万美金的年薪雇了总统威尔逊，大英帝国的子民以3。5万英镑的年薪雇了英国首相阿尔奎斯，而中国历代皇帝，譬如颇为节俭的前明的崇祯和他的皇后，仅仅两个人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每年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中国的工资和物价水平比较接近当时的英国，就算阿尔奎斯一家的伙食开支占了总收入的30％，每年吃掉1万美元（8。3万人民币），崇祯夫妇（不算儿女和众妃子）吃掉的竟是人家的52倍。依此而论，阿尔奎斯首相家吃掉的1万美元可以看作人民愿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费，视为合理的公共开支，而崇祯夫妇多吃的51万美元，就要视为法酬了。”
“所谓公共产品的价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国时代，只能根据“影子价格”——民主财政体制下的公共开支——估算一个大概。维护公共安全和兴修水利道路桥梁总是要花钱的，也是民众需要的。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官员们的工资也是应得的。皇帝或总统的工作复杂，责任重大，当然还应该享有高收入。不过，皇帝比总统多吃51倍，这笔开支实在无法从公共产品价值的角度去解释。即使不谈民主财政，作为大老板，明朝皇帝给自己最高级雇员一品文官开的俸禄，每年也不过1044石大米，约折2。2万美元。考虑到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