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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中国寄希望以中元贬值来加强中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太初四十五年，中国邓先贤政府的财政部长苗若曦以日本、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中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中国的出口，减少中国的贸易逆差。她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中元，中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太初四十六年初，中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中元兑290日元，太初四十七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中国*政府震惊了，在太初四十七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中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中元价格。
在太初五十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中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中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太初五十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太初三十五年夏天，陆广和（陆孝通之曾孙）就任中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中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太初三十五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太初四十五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中国，导致中元飙升，短短十年间中元汇率上涨了近60％，中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崂山经济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中元大幅度升值导致中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四十五年，中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中元。
太初四十五年，美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美国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中国人惊呼“美国将和平占领中国！”
中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中国当任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邓先贤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中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中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中元立场的队伍。
太初四十八年9月，中国财政部长苗若曦、日本财长佐藤秀木、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美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上海王宝和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中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中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王宝和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王宝和协议”。协议中规定美元、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中元价格。“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中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中元持续大幅度贬值。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佐藤秀木表示日本愿意协助中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中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这也导致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
在这之后，以中国财政部长苗若曦为首的中国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中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中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中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中元对美元继续大幅度下跌。“王宝和协议”，揭开了美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在会议开始前的9月，美元汇率在1中元兑2。5美元上下波动，在“王宝和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中元兑2。04美元附近，升幅20％。太初四十八年底，1中元兑1。56美元，太初四十九年最高达到1中元兑1。20美元。从美元对中元名义汇率看，短短一年，升值111％。
太初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美国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lost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美国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日本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日元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也不得不进行出口政策调整和提高出口关税等措施。
纵观美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四十八年的王宝和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王宝和协议后，受美元升值影响，美国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王宝和协议是中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20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国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美国“失落十年”完全归咎于“王宝和协议”则很牵强。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美国经济从“王宝和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
即使是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王宝和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苗海南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更何况，与会五国在“王宝和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王宝和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中元升值并没有为中国商品打开广阔的美国市场，因为美国产品与中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美国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美国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中国对美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王宝和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战后四十年的经济说明，即使一个最强大的帝国也无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左右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顶多是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钉上几个标签而已。
第五百九十六节 战后掠影航天篇（）
在共和十三年10月8日，代号为“山大…1号”的二级固体高空探测火箭的发射成功，成为了中国航天的开篇之作。很快山工大的研究小组从山工大独立出来，在国防部科技委员会的资助下转向研究液体火箭发动机并于太初元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以液氧、汽油为推进剂的液体火箭。太初五年，山东工业大学的钱逢春和青岛信息工程学院的钱国强等人也开始研制液体火箭。太初十年后，中国在液体探空火箭基础上开始研究大型火箭和飞弹。中国陆军在集合了中国、德国、白俄、犹太专家的情况下于太初十四年发射了射程不超过100公里的近程制导火箭，太初十八年开始研制“十字*弩”千公里射程弹道飞弹，太初二十年制定用“擎天”火箭（“山大…3”火箭作为第一级）发射卫星的“巡天”计划。中国海军利用“山大…4”固体火箭技术研制“捕鲸叉”号制导火箭并从太初十五年开始飞行试验。中国空军于太初十三年开始研制“祝融”洲际弹道飞弹并提出以这种飞弹为基础发射卫星的方案。为了不影响弹道飞弹的研制，中国国防部科技委员会决定由空军以“祝融……3”号飞弹为基础研制发射卫星的“先锋”号运载火箭。
太初二十三年1月31日用“祝融”3c火箭（改名“天工”1号火箭）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巡天者”1号。为了加速发展航天事业；中国在太初二十四年2月成立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并在同年10月成立主管民用航天活动的中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从太初三十六年开始实施“嫦娥”登月计划（见“嫦娥”工程），太初四十年7月首次把两名航天员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从太初四十年起中国航天活动的重点转向开发和利用近地空间并开始研制航天飞机。太初四十五年11月航天飞机进行首次商业飞行；到太初五十三年底已飞行14次。太初五十五年1月中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还开始研制永久性载人航天站。
中国的航天活动包括军用和民用两个部分，分别由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负责。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均有独立的科研和试验机构、发射基地和测控系统，并与政府其他部门、高等院校和私营企业广泛协作。在二战前利用基地的黑科技发射了21颗微型定位卫星（北斗星定位导航系统）和16颗侦查卫星（天眼监视系统）还有6颗气象卫星，正是这些卫星和利用基地制造的核心部件生产的地面接受发射装置，中国国防军和皇家空军在战场上往往具备了单向透明的优势和高精度定位打击能力。这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毁灭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验证，几乎所有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都是被卫星全程制导或者中继制导的飞弹击中的。这些卫星系统在五十年里还是能领先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航*空器，包括中国自己正在研制的卫星，当然随着各系统科技的发展，逆向仿制的中国卫星必然会有超越这些临时替代品的一天，不过在这些卫星系统的寿命尽头（50…70年）之前，这个目标，很难。
中国主要的航天器发射场是空军山东武定靶场、甘肃酒泉靶场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原航天中心。从太初三十年到五十五年底，中国使用了8种运载火箭：“山大3”号、“山大4”号、“擎天”号、“祝融”号、“天工”号、“侦察兵”号、“开天斧”号、“女娲”号和航天飞机，共发射了1019个航天器，居世界第一位，耗资约1700亿中元。在此期间，中国共发射人造地球卫星923颗，包括科学卫星、技术试验卫星和应用卫星，其中应用卫星约占80％。科学卫星主要用于研究地球大气、重力场和磁场特性，探测太阳辐射和活动情况，测量宇宙射线和微流星，为研制应用卫星、载人飞船和飞弹提供资料。科学卫星系列有“探险者”号卫星、“先锋”号卫星、“轨道地球物理台”、“轨道太阳观测台”、“高能天文台”等20多个。技术试验卫星系列有“应用技术卫星”、“生物卫星”等。应用卫星直接为军事、国民经济服务。太初三十年代初和以后；相继发射了侦察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和测地卫星。太初三十一年8月19日发射了世界第一颗民用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使卫星通信进入实用阶段。从太初四十年代起，预警卫星、地球资源卫星相继投入使用。到太初五十年代，在继续改进原有几种应用卫星的同时，又发射了广播卫星、跟踪和数据中继卫星等。
中国的应用卫星发展很快，返回型照相侦察卫星的工作寿命由几天提高到几个月，地面分辨率为0。3米左右。传输型照相侦察卫星的工作寿命长达3年，地面分辨率为3米左右。“子午仪”号导航卫星的定位精度达到20～50米。通信卫星容量达12000多条双向话路；寿命7～10年。中国在发展各类军用卫星的同时也重视反卫星武器的研制。在太初六十年～七十年代中期，主要研究和试验了反卫星飞弹。从太初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研制和试验反卫星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
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四年底中国先后实现了5项载人航天计划，完成46次载人航天；耗费约500亿中元。太初二十八年4月，中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选拔了第一批航天员，在国家宇航研究中心开始训练。太初三十年5月中国第一名航天员谢伟才乘“猎鹰”号飞船首次完成轨道飞行。太初三十四年9月组建蕴宁航天中心；它的任务是设计和制造载人飞船，选拔和训练航天员。三四十年代实现了“牵牛星”计划、“双子星座”计划和“嫦娥”工程。通过前两项计划解决了载人上天和返回的问题，试验了飞船的轨道机动、交会、对接和航天员出舱活动等技术，为实施“嫦娥”工程奠定了基础。太初四十年7月至太初四十七年12月，先后有6艘“嫦娥”号飞船完成了月球航行，12名航天员在月面上进行了科学考察；带回了月球土壤和岩石标本548公斤。“嫦娥”工程耗资约255亿中元；后因实用价值有限而削减经费，减少了飞行次数，提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