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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热的爱国者注定孤独无力。一面是自以为正义的复国抗战，一面是没有正当的身份，那么这个“国殇情结”将何以归宿呢？除了像一个怨妇一样的表演离骚再离骚，宜乎英雄气短，沉郁顿挫。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除了举大白，听金缕之外，恐怕还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如此情绪下，即便这些爱国士人的文章也都带着多多少少戾气怨恨沉郁顿挫的情绪病，其实都是给气出来的。那股强烈喷发的怨气得不到合理合法的释放和正当的表现，没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允许想建功立业的壮士一个机会为国效劳，那就只好压抑着、积聚着、沉重着、抑郁着，适当时候抒发一下，糟蹋一些劣酒之后，再度渐渐压抑积聚沉重抑郁，周而复始。
于是一厢情愿的执著空想，自我吹嘘一种情感幻想便成了潮流，以此煽动后来人。它让你悲悲切切，心头堵塞，喉头凝噎，血压升高，但是不准许你反思国家本身的责任，不准许思考如何为国治疗。你只要表示爱的空洞感情就可以了，伤感，愤怒，忠孝，向现政府表忠心都好，但只许有激情膨胀，却不能有理性深度和基本常识。
读完这些作品，能把你鼻子气歪了，然而又让你无能为力。进而渐渐形成了病态愤青心理：莫名其妙的仇恨和戾气。大家就都躲在安逸处回避真相和现实，写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类豪言壮语罢了，一面自我陶醉幻想“铁马冰河入梦来”，一面“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借此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但这种悲伤已变成了绝望之悲……
赵昺明白爱国绝对不可以空谈，尤其是在这危亡之际。这些不敢以彻底真实和痛切骨髓的深刻精神来反省和批判造成这样情势的原因，却遮遮掩掩，以痛国说爱国的文章，他以为起到的反作用是极大的。而那些东西却非英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爱国精神，最多也只能够证明都是的懦弱无能和自己人压迫自己人的窝里斗而已，还会给众人留下一个难解的疑问：为什么所有的爱国者都被禁止去为国献身效力？是爱国忠君非法，还是爱国有罪呢！
文天祥虽然仗打得不怎么样，但是却在沦陷区有极高的威望，可以说是士人抗战的一面旗帜。王炎午在这当口却要苦劝文天祥去死，想也是多年积压的愤懑之情稀里糊涂地喷薄而出。而跟风起哄叫好的人，赵昺以为他们除了糊涂之外，更大的可能是想从中捞些稻草借机出名，踩着别人的血向上爬，反正不论成败跟他们也没有多大干系，死的又不是自己。
可这些人此次算是打错了算盘，赵昺不仅需要文天祥活着，还要竖起一个士人抗战的标杆，借以改变现下之颓废虚伪之风气。而王炎午之流此时的言行明显是在与其唱反调，反面典型也就当定了……（。）
第359章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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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赵昺清楚那都是奢侈品。每一个政权都会对言论进行管控，以让舆论倾向于自己，掌握主动权，进而便于推行自己制定的方针和政策。所以他也明白自己那套说辞其中也有诡辩的成分，并非都是真理。可当今的大宋朝的士林在上百年的打压下，已经变成死水一潭，丧失了应有的活力。而在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士人阶层的协助他们维护统治，但要想改变当前的状况，获得这些人的支持，赵昺就必须要做些什么。
而赵昺知道陆秀夫起码是个好人，其周旋在各派之间，为了朝廷和谐忍气吞声是免不了的。但其还是文官之首，士林的风向标，他的言行对士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现在赵昺想改变士林之风，以从士人中选拔有用之人，却不是让他们只会窝在家里发牢骚，怨天尤人的耍可怜。但自己如今是当家不做主，影响力在士林中微乎其微，因而只能借陆秀夫之口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也就只能让其受些委屈，挤兑挤兑他了。
现在赵昺已经将信号放出去了，但他知道这还很不够，自己还必须趁陆秀夫没完全消化自己的言论再推他一把。于是他召集起自己的秘书班子连夜起草诏书，主要意思就是自己惊闻文天祥兵败被俘，对国失栋梁深感忧虑。更闻竟有宵小趁机炒作预借文相之死标榜忠义，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自己对此十分愤怒，对其行为以为不耻。至于如何声讨王炎午自有幕僚们润色加工，他的要求就只有一个要把其搞臭，臭不可闻。
接下来赵昺宣布为保文天祥平安，他愿意遣使与鞑子谈判，出黄金万两将其赎回。而对于王炎午之流自诩忠义的流氓文人，他决定革其功名，消其官身，除其户籍，并出赏钱一文号召大宋军民将其缉拿归朝。蔡乔几个人大感惊讶，黄金万两和一文钱相差何止万倍，一文钱掉地上恐怕都没有人捡，谁会为一文钱去费力巴士的应诏去抓人啊！
几个人都觉的是陛下口误，再次询问却每人挨了个脑崩儿和一个大大的白眼，让他们就照这样写。行文完毕赵昺又审看了一番，果然比自己的大白话写的好多了，叫过王德盖上印玺，便让人送到中书省审看，然后昭告天下。他的用意几个初涉官场的家伙看不懂，可那些人却是一瞅就知道咋回事，他不明白陛下为何对一个小小的王炎午有如此大的仇恨，估计其连是谁都弄不清楚。但这些人都是油子，怀疑是哪位大人授意陛下如此，他们也犯不着为个小人物多事，没有说什么便签押通过了。
朝中的几位宰执看罢皇帝的诏书，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严格的来说这是出自宫中的第一份诏令，大家还是很是重视。刘黻看过哈哈一笑说，此子确实该杀，陛下做的好；最近战事紧急，张世杰估计还不如赵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王炎午是哪条小鱼小虾，只觉拿黄金万两换文天祥有些不值，但想想蒙古人未必肯换，自己要是表示不同意很可能得罪朝中这些文官，毕竟在他们眼里自己终是异类，犯不着为件没谱的事儿得罪人，便也没有表示异议。
新任右相姚良臣是从广东转运使升上来的，去年陛下率兵攻下广州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他还是知道的，尤其是其并没有在那里大肆搜刮，反而将府库完整移交，还补足账上缺额。这让他心中感念陛下的好，想着其在广州行事也看似荒唐，却十分得人心，这回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大发雷霆，觉着其中必有内情，略一迟疑也同意了。
另一位参知政事夏士林对于陛下的诏书却颇有微词，他以为王炎午做的不错，而文天祥也该在被俘时自身殉国，以全名节。但看看参加廷议的六个人已经有三个人同意了，便想看看风向再说，免得站错队，也就未置可否将诏书送到同知枢密院事王德的面前。王德舔了舔嘴唇，他清楚自己是新晋，这些人包括皇帝自己都得罪不起，便笑笑推到陆秀夫跟前，请其先说。
陆秀夫也不是笨人，一晚上的时间足够他消化陛下所言，他清楚陛下下诏书的用意即不是意在文天祥，更不是王炎午这个小人物，其是想借机一改士林颓废和空谈之风气。而他也明白当前形势下陛下如此行事也是在冒险，百年积弊怎么可能仅凭一纸诏书就能改变的，弄不好还会遭到整个士林的口诛笔伐。同时他也知道，陛下并非看起来那么幼稚，其下这份诏书也是在试探朝中众臣的态度，尤其是自己，否则其昨日便不会与他说那么一番话了。
陆秀夫再次细看了陛下的草诏，他发现其中暗藏玄机，陛下还是废了番心思的。文天祥是以状元的身份登科，又历任高官，坐过右相，当过枢密使，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士林地位都很有分量，这也是王炎午要劝死其的原因之一。而陛下在诏书中虽未对文天祥大肆褒奖，但却为了救其不惜黄金万两，还肯遣使与蒙古人商谈，毕竟前时陛下为了不与蒙古和谈曾在大殿上以死相胁。如此来看不能不说陛下对士人极为看重，也绝无歧视之意。
而对王炎午陛下在诏书中却是历数其种种不是，贬的只值一文钱，只要诏书一发就可以说已经断绝了其入仕的念头，可谓‘狠毒’。而其无论是在士林的地位和名望比之文天祥都差之千里，陛下这一褒一贬之间就将士林分化瓦解。且陛下的态度很明确，对于真正的忠于国家的士人他会不惜代价重用，但那些只会逞口舌之利，妄图借空谈爱国上位者都是妄想。
陆秀夫想明白了其中关节，心中也暗笑自己过分忧虑，毕竟能将三十六计讲得头头是道的陛下怎么会在未能亲政，根基尚浅的情况下去做得罪整个士林的事情呢！琢磨明白了，他提笔在草诏上首先画了押……（。）
第360章 实力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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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顺利出去了，赵昺也就将此事放下啦，他倒是不在意能否抓住王炎午将他治罪，其实弄他也就是个幌子，只不过活该他倒霉撞到了枪口上，否则不定倒霉的是谁。√至于能否赎回文天祥，赵昺知道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从成本上考虑为了剿灭文天祥的督府军蒙古人花费的军费都不止万两黄金。而从影响上考虑，抓住文天祥可比万两黄金的价值高多了。所以这份诏书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表明自己的态度，让士人们明白靠玩儿虚的当官扬名的好时光过去了。
再有现在的形势展很快，且是越来越不利于行朝方面。进入十二月，王道夫纠集败出的官兵再攻广州失利，凌震率军救援，亦败。凌震再战于番禺茭塘，又败。之后，凌震退至东圃，收集军队，继续作战，但均失败，元朝以宣慰使官职劝降，凌震拒不接受，退归乡里。在李恒的追剿下王道夫也无法在广东立足，只能退到崖山，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此刻张弘范在剿灭了文天祥的督府军后，率军继续南下兵至潮州附近，派出侦骑四处寻找残宋行朝的下落，并命李恒尽快解决广东地区的‘匪患’，以便合兵全力与残宋决战。另一方面他派人联络广西的阿里海牙，希望其能派兵协助防止残宋势力继续难逃，争取将他们会歼于广东沿海地区。
赵昺知道最后的决战时刻就要到了，现在大宋朝只要零星的州县还在抵抗，行朝和其属下的十几万军民被隔离在海中一隅，成了真正的孤军，这片岛礁成了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和富庶的国家最后一块领土，真正到了无处可退的地步。
说句老实话，赵昺以为行朝的兵力总体上说并非没有一战之力。行朝从福州下海避难时拥有正军十七万、民军三十万，其中尚有以郢州军为主力的淮兵万余。他知道这个数有可能是虚数，但以他最初在泉州所见水分并不算太大，毕竟在甲子镇时营盘也扎出了几十里，且从泉州收编了不少民军，从蒲寿庚手中抢了近千艘的战船。
赵昺以为这可以说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一支船队，很可能也是世界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船队，郑和下西洋舰队被认为是极其庞大了，但人数也仅仅是他们的一成，至于西方的舰队，哪怕是到了风帆战列舰时代也未曾有过这样的规模。能与他们相媲美的恐怕只要生在二战时期诺曼底登6战时盟军船队了，可他们却也是分批次、短时间，而行朝不仅有军队，随行民众还有政府机关和宫廷，这真正是一个浮在海上的国度。
当然这些部队并不都是精兵，仅从要把万余淮兵单独列出来就可以看出虚实。自福州下海后，行朝几经转战折损甚多，尤其是在硇洲与刘深数次激战损伤极大，仅陈宜中一路就损失战船八百余艘，数万军民伤亡。赵昺暗中统计达到崖山后行朝仍拥有军民不下十几万，这期间又不断有勤王的各路义勇和散兵前来会合，虽无准确数字，但他确信聚集在行朝的人口二十万只多不少。不过人虽多，闲杂人也多，其中行朝的官员、家属和内侍、宫女等等估计就占了三成。
行朝控制的军队只要有两支：一支是以郢州军为主力的淮军，他们在战斗中肯定也有折损，可也不断有新兵加入，人数现在有三万左右，其中精兵万余，但他们是以张世杰马是瞻，别人难以调动；另一支就是以江氏子弟为基础，加上溃败的禁军组成的殿前禁军，他们本来是行朝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但经历了泉州血战后便元气大伤，此后每战几乎都是他们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损失极大，素质不可避免的有所下降，吸收一部分民军后人数也在二、三万人上下浮动。随着江万载的离世和江氏子弟的伤亡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