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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宋末之山河动-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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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意都难,而这也增加了一系列的问题。

    蔡完义等人制定的王府整顿方案制定的比较详尽,但他们也知道其中分寸,王府的官职和人员那都是有定例的,不是他们这些人敢随意安排的,因此方案只是涉及外府这些义勇的整编。按照他们的计划将义勇分成数部:

    首先从义勇中挑选忠厚朴实、武功高强,又有实战经验的青壮组成王爷的侍卫营,由经验丰富的亲信将领统领,警戒王府和保护殿下的安全;其次在义勇中选拔精壮组建五营乡兵,分为中军营和前、后、左、右五个指挥,每个指挥设五都,每都两队,各选素有威望的人统率;最后再选次一等的义勇组成一营,负责运输粮草,安营扎寨等辅助工作;编余人员给予遣散。

    赵昺没有从政的经历,当然也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但他当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也知道筹建新单位首先要‘建立组织,分事负责’,搭建起骨架,这个整顿方案粗看也正是秉承了这个原则,但细究却又有些不妥。一个单位再小,运转起来一般也会有财务、生产、总务、保卫和人事及办公室几个科室,可他们的规划只有‘生产’和‘保卫’两个科室,没有辅助部门,可以说一部独大,这样的结果便是架空了领导,难以掌控全局。

    另一个问题便是王府护军初立便面临着山头林立的窘境。两王出逃后,赵昺被封为卫王、天下兵马副帅、外藩宗正,按说已经是开府设衙,可以征辟幕僚、招兵买马自立门户了。但是因为时局混乱,他年纪又小,所以从前都是随太后和皇帝同行,身边除了一帮内侍、宫女,便是厨子、奶妈等杂役,还是到了甲子门后才派给一队殿前禁军做护卫,帅府自然有名无实。正是由于卫王府的先天不足,赵昺身边根本没有可以依仗的亲信,一切都需从头开始。

    此刻聚集在他身边的人也是成分复杂,主要由赵孟锦一班疫船上的幸存者和泉州各处勤王官兵、义勇及祭典后那些衣食无着的遗属组成,而泉州则义勇占了总数的六成还强,可他们又以地域和宗主不同划分成数个小团体,相互间也互不统属,如果将他们拆散必然会引起不满。这点从各营参差不齐的人数上就可以看出也是将整编的重点放在保留自己的亲信上,从而忽略了其它方面。

    “呵呵,万事有弊自然有利!”赵昺审视片刻突然笑了,自嘲自己怎么忘记了这个客观规律,眼前的情况看似对自己不利,但反过来想他们依附自己又何尝不是。

    泉州之变,勤王的义勇和各路官兵浴血拼杀救助二王,按理应该受到朝廷的赏识,起码也要另眼相看,但结果却是倍受冷落,犹如弃履,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保障。赵昺虽不知其中具体曲折,可这也正是逼着这群人投奔自己这个名义上的领主最重要的缘由,也就是说离开王府便无处可去,而自己只要抓住财权和人事权就能控制住局面。

    至于各自‘抱团’的情况同样是有利弊。弊端是乡兵们来自同一个地方,相互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和亲戚关系,或因为土地而依附于彼,因而内部很团结,只听从于宗主的命令,类似于汉唐时期的府兵。可如果有违他们的利益,往往会集体抗命,与其他部队发生争执,甚至是哗变,因此不易领导。

    同样基于乡邻和血缘关系,他们又与通常募兵制军队中士兵与军官的普通上下级关系有别。在普通军队,我往哪里指挥,你就往哪里冲,死不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反正国家给你发工资。而这些乡兵不同,由于特殊关系的存在,那就没有理由不卖命了,所以府兵制下的士兵很勇敢、内部很团结,将领很爱惜士兵、士兵打仗也很卖力。

    现在义勇们无处可去,加上在与元军的作战中他们伤亡惨重,死的都是父子兄弟,和蒙古人结下了血海深仇。且这些豪强们或许文化不高,但讲义气,急人所难,处事公道,慈悲为怀,而且很有能量,在群众中颇有威信,于平凡中透着性格上的魅力,就像《水浒传》中的晁盖和史进一般的人物,因而投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只要善加使用便是一支忠军。

    “好人难做啊?”在裁减老弱的问题上,赵昺知道在这补给不足和时时可能发生战斗的时候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那些被裁减的人却是十分残忍的,也让他良心难安,更是为难,也难以下定决心。

    “唉,管他呢!”自己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过两年,哪里还有那么多的顾忌,赵昺思索片刻,提笔对方案进行修改……

第035章 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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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府中准备整编,可本王年幼,以后诸事还需仰仗诸位。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既然各位要投效府中,也需有些规矩必须遵守,若觉得不能容忍,尽可离去,本王绝不勉强。”偏厅之中卫王府中有头有脸的人都聚集其中,请安后赵昺看看堂上的众人说道。

    “殿下所言极是,没有规矩难成方圆,下官等自当遵守。”王爷话音一落,蔡完义立刻起身施礼道,可看殿下面容严肃,让他心中也有些没底,闹不清这孩子又搞出什么幺蛾子,而众人也觉得本该如此,也并无人表示异议。

    “好,念吧!”赵昺点点头,同时示意王德宣读。

    “咳!”王德轻轻嗓子,抬眼看看众人恭敬、专注的样子竟有些恍惚,好像自己身前的这位已是九五之身,底下的皆是俯首之臣,而自己则已是陛下身边第一人,“一、尊阶级,守命令;二、不劫掠,不扰民;三、从军自愿,不刺字;四、禁科配,和粜公平;五、禁军债,私役军士;六、禁私刑,明赏罚;七、禁私藏,绝盗窃;八、禁随地便溺,防疫病。此乃我府中铁律,但有违犯,必定严惩,绝不姑息。”

    赵昺审视着堂上每个人的神情,他们随着律条的宣布,脸色由轻松变的诧异、凝重,以致宣读完毕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堂上除了众人略显沉重的呼吸声别无杂音,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而他突然在任命之前首先宣布纪律也绝不是心血来潮,那是经过深思熟虑,思考再三的。

    以前世的经验,赵昺知道任何一个政党、团体都会有自己的纲领和宗旨,但他现在是保命在先,再说如今是皇权至上的古代,还轮不到他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否则等着他的就是‘谋逆’的罪名。可他也清楚现在的府中的形势,聚集在自己身边的是一群乌合之众,随时都可能鸟兽散,要想留住他们,除了利益拉拢外,还得有纪律约束,达到让他们不想走、不敢走的目的。

    现在宣布纪律在先也有丑话说在前头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是讲理的很,跟着我靠自愿,绝不强求。但是你选择留下,就得遵守我的规矩,一旦违反那就怪不得我了,就得按照规矩办。而这样也可以淘汰一批不坚定的想到王府中打酱油的人,对于自己也不是坏事,大家好说好散也不伤脸皮,日后再见不难看。

    而对于这八条纪律,赵昺即是借鉴了前世成功者的经验,也出于对当今时代具体情况的考虑,有几条禁令就是针对于当今的时弊,只要这样他这支草创的军队才能在这乱世中得以生存,当然也就能保住自己的小命。

    但也有人会以为,你一个来自于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应该引领古代人摆脱愚昧,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怎么**********,强化阶级分化呢?赵昺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他觉得以现在的自己是根本做不到的,尤其是在等级森严、讲究出身高低、理学盛行的封建社会。而阶级这东西即便在高度民主的现代社会也没有真正的消失。

    其实军队中阶级性更强,到了现代只是美其名曰‘强调上下级观念’,否则大家平等,打起仗来谁听谁的啊!再有加强阶级性对此时处于‘金字塔尖’的赵昺有益无害,要是不讲阶级、血统了,谁会尿他这个小屁孩,只有如此才能巩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有利于以后的统治,加强对朝廷的掌控,使得自己的想法一步步变成现实。

    但赵昺也不是没有一点为大家着想,起码他取消了对士兵的纹身刺字。宋朝募兵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士兵脸部、手部等处刺字,故招募兵士往往称为“招刺”。那时只有某些罪犯、官府工匠和奴婢,也才有这种待遇,这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记。他这么做不也是种进步吗,而且变相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另外赵昺也知道仅凭这几条是无法改变现状,但他也想尝试能清除军中积弊,建立一支铁军,即使失败了,也算没白来大宋走一遭。

    大宋被称为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但国富而兵弱却被后人诟病,有人将此归于宋太祖赵匡胤兄弟重文轻武;也有人以为是宋失去了养马之地,未能建立起强大的骑兵;更有人以为宋处于四战之地,又失去了长城防线,以致无险可守;还有人以为宋生不逢时,自建立起便面对强大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侵扰,最终被连番的战争耗尽了精血。

    赵昺认为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他以为作为国之干将的大宋军队自身问题同样严重,自上而下的**和军纪的失灵使这支曾能征善战的军队蜕化,即便其中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辉煌最终也没有能做出根本改变。

    宋太祖自称执法尚严,决不姑息迁就,他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实际上,他的执法尚严,仅仅限于军士和普通将校。大将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破后蜀时犯法,经百官集议定罪,一致认为应当处死,宋太祖却特令赦免。待到平定南唐后,宋太祖又将王全斌升为节度使,说:“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这种帝王南面之术,正是开了以法徇情的先河。

    终宋一代,由于对贪夫庸将的种种不法行为,十分纵容宽贷,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的事例不少,故违法犯禁的事便层出不穷。结果自然使腐恶的将风代代相传。时人评述南宋的将风,“愚而忌偏裨,贪而猎土卒,守边则婴城以自保,赴援则迂道以避锋,勇不足以倡三军,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众,威不足以御下,小战则溃,大战则奔,实败而言胜,无功而希赏,此盖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这段话虽不足以概括腐恶将风的全部情状,也相差不多。

    事实也是三百年的积弊无从革除。宋朝武将贪污和行贿的风气也颇盛行,除了兼并土地,从事商业,经营酒坊等等之外,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法奴役、剥削士兵:

    克扣军士钱粮是最常见的一种弊病,“大军仓官支给米斛”,“月减岁克”,“久而羡余,则为宽剩,虽非明取,实则暗积,每遇支散衣、粮、料钱等,辄于打请之际,倚恃部辖,径行兜取”。文官武将不仅克扣军士钱粮,甚至连“市刍草以给战骑,往往抑配均备,而干没其四分之三”。

    南宋的禁兵、厢兵,土兵和弓手一般都在本地屯驻,而屯驻大兵则有出戍和出战的问题。在军士出戍出战期间,他们的军俸应由家属领取,以资绷口。也就是说,出戍的军士发放口券,在寨的家属领取军粮,但即使这些军属的活命之资,士兵的卖命钱,也会被亏减。

    再有就是“诡名虚券”,现在成为吃空饷,采用“有其名而无其人,则有所谓虚券者;有其人而非其真,则有所谓诡名者。而掌兵之官又或与军校辈利其衣粮,而私有之”,实际上即是有意保留军队的缺额,以便上下其手,将缺额的钱粮窃为已有。

    还有“买工”,就是“尚军士售工于外,纳钱本营,以免校阅”,除此外将校还派遣军士从事如回易之类赢利性经营,并索取厚利。而发放军债也是常用方式,以“重搭息钱”,或扣除军俸,或陪偿亏欠,使军士简直成了他们的债务奴隶,以至要逼迫子孙偿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习以成风,严重地损伤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并造成十分尖锐的官兵矛盾。

    军队和百姓的矛盾也十分尖锐,除了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凡乎无例外地需要征调大批的民夫和牲口外。‘科配’也是一项民间重负,因为制造兵器需用各种物料,必须向民间征收,陶弼在《兵器》诗中,描写北宋对西夏战争时,科配民间,赶制兵器的情形:“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辈。耕牛拔筋角,飞鸟秃翎翅。簳截会稽空,铁烹董山碎。供亿稍后期,鞭扑异他罪。”这对民间的骚扰可见一斑。

    而大军出征、调动因为军纪败坏,也会极大的扰乱地方,除了采用和粜的手段低价收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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