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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之所以如此，赵昺分析这固然与其嫉恶如仇的性格有关，却也和其这些年的经历有所关系。当年他被排挤出朝，在剑南开府召集义军抗元，起初一呼百应迅速聚起了数万人。但是随着蒙元兵力的增强，处境越发艰难，不少人开始脱离抗元队伍，甚至投降元廷，使得义军实力被严重削弱，导致失败，其兵败被俘。
另一方面是有关家事。文天祥有三个弟弟：文壁、文霆、文璋。其中文霆早卒；文壁小文天祥一岁，景炎年冬天元军猛攻文壁驻守的惠州，担任知府的他开城投降，小文天祥十三岁的文璋，跟随文壁投降。两年后的祥兴元年，文壁辗转到达琼州，文璋则退隐乡间不仕。
此后，文天祥脱险就任右相，行朝迁往琼州。时人对此事多有摘指，哥哥那么忠烈，弟弟却做出了有损其英名的丑事。文壁上书朝廷请罪，并自辩投降的理由：其一，不绝宗祀，文天祥两个儿子一个早死，一个于战乱中失散，文壁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了文天祥；其二，文天祥母亲身死他乡，一直没有安葬，需要举灵柩归乡；其三，不同于元军刚侵宋时的投降派，其降元之时，朝廷实际上已经灭亡，抗争的结果只能使全城百姓跟着倒霉。
赵昺知道中国人面对英雄，在不断的感动中，道德崇拜也往往升级。如果这种崇拜离开了本质，丧失了人性基本的理解和同情，就变成了道德绑架。有人觉得文天祥应该谴责弟弟们，可是相反他并没有想人们希望的那样做，对此事表示了缄默，让有些人十分失望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谴责，作诗讥讽。
最后，赵昺拍板下旨革去文壁的功名，终生不得入仕了却此事。但是文天祥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如今铁手锄奸既有痛恨的成分在内，也有担心朝中有人再借此做文章，必定江西是其家乡，所以矫枉过正将镇压行动扩大化。不过当下形势已变，其若仍然如此必然会导致不良后果。
“陛下之意臣明白，但是他们遗忘旧朝，甘心侍敌，却不敢愤而举义，实乃做了鞑子的顺民，我们岂能轻易饶过，陛下不要过于仁慈。”文天祥指指长堤内带着戏谑之意，看着座船狼狈的在狭窄的水道中左右躲避的百姓道。
“文相，弱肉强食乃是天道，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屈从，与那些食俸者又有不同，怎能同而待之！”赵昺有些烦闷，这些士人整日劝自己要实施仁政，可到了他们身上怎么就钻了牛角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他还是得耐心的讲道理。
“吾看他们已然屈服，早已鞑子等同，心中早无君父社稷，否则为何笑看王师受辱而不自省。”文天祥仍然不忿地道。
“文相所言不错，但也应理解，聚居于草市上的百姓多是升斗小民水上在讨生活，还有商家靠经营为生。现在两军交战，他们船不能入江，便没有收获，一家老小就难以维持生计。同样我军围城那些商家无法货物贩进，收购的也难以卖出。而此前虽受到鞑子欺压，却还能勉强果腹，可如今断了他们的生路，自然对我们不满，才会有过激的行为。”赵昺知道呛着火说只能是更为激发文天祥的愤懑，将谈话引向极端，所以只能换个方式。
“陛下所言不错，当年临安陷落之日，城中百姓无不痛哭流泣，太后及先帝北狩之时，满城百姓出城十里相送。怎奈朝廷不存，那些小民又能如何？也只能忍受鞑子的欺压和盘剥，即便有心反抗，可与如狼似虎的敌军相比无异于以卵击石！”谢枋得叹口气言道。
“此言不虚，国破之前朝纲不振，奸臣当道，官员贪腐，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百姓辛苦一年竟难以果腹。此外兵丁如匪，沿途强拉夫役，骚扰百姓，**掳掠无所不为，甚至恶于鞑子，见王师如避瘟疫，举家出逃。有悍勇者结寨自保对抗官军，更有人见鞑子到来，强开城门，捆绑地方官员，迎鞑子入城……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谢翱皱皱眉痛心地道。
“君不仁，则民不爱。不该将这些过错一味的推到百姓身上……”赵昺叹口气道。
行朝在琼州逐渐稳固时，每每有官员往来于两岸，回来后赵昺为其江南形势，皆称沦陷区除了极少数甘心附敌的叛臣、汉奸外，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士人及其他爱国人士，基于民族大义，为迎回皇帝恢复河山，纷纷自发或是有组织的投入抗蒙的斗争中，只要皇帝振臂一呼便会有万千百姓举义来投，王师所至箪食壶浆来迎。
一般这种话听得多了，难免会相信，但是赵昺却非那么好糊弄的，再者有事务局的探子们传回的真实情况，使他能够了解到江南的真是情况。他以为沦陷区存在的民间社会与入侵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黑白分明的汉族与异族入侵者的对立，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暧昧性。百姓亦非界限分明的爱国与卖国，应该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
不过这种现象并非到琼州后才知道，而是早在由甲子镇赴琼的途中，攻克广州时就有所发现。当时这一地区已经两易其手，频繁的战争和掠夺让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但是他发现泉州沦陷后，最先恢复的往往是商业，按说广州本就是以商业立城如此也并不奇怪。可赵昺发现如此现象并不仅是为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品的需求，而是当时经商已经成为很多人唯一的谋生手段。
战争造就了大批的无家可归者和失地的百姓及破产的手工业者。赵昺却在市场上看到的除了传统的贸易产品外，还有许多诸如衣服、被褥、布匹、餐具、家具、花瓶、铜器等等二手生活用品，不难想象其中会有少量的为生活所迫而出卖的自家物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物品大部分都是来自双方士兵或暴徒劫掠而来。或许大多商贩只是为了生存被迫经销，但至少说明道德自律的传统已然崩溃。
在货源阻滞的现实面前与生存优先的法则下，对上述行为道义层面的要求或许不宜过高，但如失去这两个前提特别是以嫁祸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为代价的商业活动，就没有任何可谅解的余地。这足以说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更不受民族大义观的制约，此亦表明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他们追逐利润的内心，与蒙古人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这些行为因发生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商贩群体鱼龙混杂的沦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在帅府军退出广州后，蒙古人迅速接手了政权，并立即着手对这里的国际商贸活动进行恢复。为规范广州的商业活动以便收取税赋，元廷对商家重新审核登记并成立行会，他们的行为按说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民族立场。
而赵昺看到的只是贪婪和逐利，囤积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贩运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正常的市场交易也因商人抬价与反限价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出浓厚的投机色彩。当然这也与蒙古人的掠夺政策有关，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以行政手段和特权强行征收高额的赋税，造成沦陷区物资匮乏、货源紧张，不仅未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业投机和走私买卖。
接下来币制转换与中统钞的滥发，造成物价持续上涨并加重了货源紧张局面，商人不得不采取囤积和反限价对策，竟出现销货之多者，反不若销路之少者有利可图的现象。面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日益吃紧的货源，商家不敢将货物轻易脱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价中加进下次进货时的涨价部分，并因涨幅难测又要加保险系数。
如此辗转相加，物价被进一步拉升，却无人顾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简而言之，沦陷广州商人的投机活动，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动机，赵昺唯不见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考量。
若是说商人逐利，见利忘义，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而士人历来被认为是社会中坚和民族良心之所系，其立场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他们之中在亡国之后其中有为国殉道者有之，但是在节操的弃与守的大是大非这个问题上，在国之存亡之际，大多数人还是做出了共同的选择，在守节和失节两极间走向了灰色地带……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
第７２３章 弃与守（）
赵昺一番话说得三人沉默不语，他们这些士人虽然从心中就瞧不起一心逐利的商人，但是也清楚没有商人沟通物资往来，交易物品互通有无，整个社会便会陷入瘫痪。且行朝这么多年大半财赋全是仰仗商税所得，即便清楚他们与蒙元勾结取利，在利益面前舍去了道义，但是也不能将他们从社会上尽数抹去。更不可能为了个义字让那些养家糊口的小商贩放弃生存。
“陛下肺腑之言，臣心中已然明了，但若不加惩治，终归无益于国。”文天祥好一会儿才言道，但神色已不似初时那样激愤了。
“呵呵，朕从未放言不追究那些误国的奸商，但是一定要有度，对那些勾结元廷甘做爪牙助敌搜刮民财，囤积居奇影响民生的不法商家定要严厉打击。而那些见利忘义，虽有小恶，却无大过的可略施惩戒，至于那些为了谋生而不得不与敌交易者则不必追究。”赵昺笑笑道。
“陛下教训的是，臣所为确实过了，请陛下降罪。”文天祥施礼道。
“文相所为牵连甚广，确实有过，但是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也无大错，只是要引以为戒。”赵昺抬手让其起身又言道，“此时形势已不比在琼州时，我们不仅要收复江南，还要治理江南，因而过去的政策要做出及时和适当的调整，当下以稳定人心，巩固政权为要。”
“臣记下了。”文天祥再施礼道，“陛下，如今江南已经沦陷十年，形势多有变化，阶级分化不清，还请陛下明示如何处置！”
“令各船以右舷炮轰击城上敌军！”此时战船已成功通过湖口进入长江，沿城西而行，赵昺没有着急回答文天祥的问题，而是下令开炮。
“遵命！”王猛接令立刻命各船立刻打开炮门，填装开花弹，瞄准城上开火。
“陛下，这又是为何？”刚刚小皇帝面对敌军和百姓的围攻禁止开火，当下脱离到射程之外，却又命令开炮，让他甚为不解。而随着弩炮的射击，开花弹在城头接连爆炸，毫无准备的敌军顷刻间便死伤惨重，而城楼也被接连命中燃起大火。在长堤上驻防的元兵纷纷被连发弩炮射出的箭矢命中，惨呼声不绝于耳，那些围观的百姓见状顷刻间也作鸟兽散，四处躲藏，再无一人敢上前挑战。
“文相，陛下此意是告知百姓，刚才的忍让非是怕了他们，只是因为我王师乃仁义之师，不想伤及无辜百姓才一再退让。另外便是警告那些愚民切勿助纣为虐，免得玉石俱焚。”这时谢枋得插言解释道。
“陛下行事皆含深意，臣真是愚钝！”文天祥略一思索便明白了，干笑两声道。
“非也，文相之事当局者迷罢了。”赵昺拿起水壶喝了气水又道，“我赵氏立国，重用士人，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事与愿违，其中有些人实在是令人痛心和失望……”
赵昺话音刚落，文天祥和其他两人脸上都露出尴尬之色，可赵昺并没有客气，而是直言不讳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正因为自宋初赵匡胤定下与士大夫共治的家法后，历代皇帝都厚待士人，也早就了历史上士人最为风光的时期，他们的动向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在江南沦陷的初时，因为恐慌未除，秩序未定，朝廷官员及士子、儒生散布于各处，混迹于民间，对时局采取观望的态度，当然也有忠贞之士回乡后募集兵勇继续反抗。
而从大形势上来说，此刻的元朝攻灭南宋的战争，在性质上与蒙古国时期的对外征伐已经有所不同，原始掠夺的色彩大大减少，基本已成为汉地政权之间的兼并、统一战争。因此，忽必烈在出兵前，就提出了不嗜杀江南的目标。
在战争中，元廷大量招降宋朝的武将和官员，利用他们继续征战，并安定地方的混乱局面。在宋廷投降后，元廷又下诏：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德可用之士，申台呈省以凭录用。将大量的降附官员付吏部使用，并采用换授的办法保留原职。
忽必烈对江南的统治颇具策略性，平宋数年之后，随着抗元势力的失败，江南地方局势逐渐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