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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陛下！”周翔见状松了口气，知道小皇帝已经不再怪他，便又换成原来那副奴才相，将自己听过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
话说事情是发生在仁宗朝，其用自己的私房钱赏赐入内廷做法事的僧人每人紫罗一疋。却因为担心被台谏抓住不放，只好交待获赏的僧人，将紫罗藏在怀里，悄悄出去，不要被人撞见，说：“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内，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弄得像做贼似的。为什么这么遮遮掩掩？因为害怕台谏官见到了，会提出批评。
另一件是仁宗做下的，后宫嫔妃要求进官，而随之的就是进级后要增加月钱，当然此事要例经政府批准，不是皇帝一人可定。而仁宗为了讨妃嫔的喜欢，便降‘御笔’书写‘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嫔妃无不高兴。到了给俸日，升转的嫔妃们各出御笔请求增禄，可有司却不敢办，悉数退了回去。诸嫔纷纷到仁宗面前告状，其也只能笑着遣散众人，丝毫没有办法。
还有件事情发生在绍兴年间，当时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一日，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就好奇问道：“这是不是檀香做的椅子？”便有一名姓张的妃子掩口笑道：“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
所以内廷即便要造一个只值数十文钱，用于点熏疗驱赶蚊虫的熏笼，都必须经过朝廷层层核准，先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赵昺想明白了明着是为了节省开支，以繁杂的手续来阻止皇帝制造奢侈之物；暗里却是要通过种种手段，达到限制皇帝权力的目的。
“原来是庄公舞剑意在沛公！”赵昺听了冷哼声道，“周主事，你明日便重新入场开工，若是有人阻止，便让他们来找朕理论。”
“是，属下遵谕，马上便令匠作坊的工匠上工！”周翔点点头，可转念一想又问道，“陛下，若是他们强行勒令停工怎么办？”
“你说该怎么办？”赵昺听了眼睛一瞪反问道。
“属下真是该死，他们若是胆敢阻止施工，属下便将他们都打出去！”周翔在自己脸上拍了两巴掌，然后施礼道。
“对，事情不怕搞大，一切有朕担着，你放手去做！”赵昺这才十分欣慰地点点头道。心中却暗道自己一定要将这股歪风邪气打压下去
宋代自从建国，皇帝就倡议与士大夫治天下，以致朝野的政治气氛相当开明。宋太祖曾经自诩：不以言论杀人，从而形成了“士大夫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建立起了“尚文抑武”的文官制度。宋代文官制度的确立，使传统的“贵族政治，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并使其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以大一统局面延续下去；同时，使书院兴起，学者辈出，经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均甚发达。
与前后各朝相比，宋朝对士大夫的礼遇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宋代除北宋前期有少数贪官污吏被处死刑外，其余时期，士大夫罕有被刀斧之刑者，对大臣最重的黜罚便是削职流配。礼遇与优给俸禄等措施相结合，培养了宋代士大夫积极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但是宋代文官制度也带来了各种严重的政治恶果。以致国力积弱，边患深重，重文轻武，官僚队伍过大，这些自不必多说了。而赵昺执政后这种状况已经在逐步改观，可让他不大自在的是文臣们太爱管闲事，上自皇帝的所作所为，下及州县官的一举一动，凡有越礼背法者，皆有敢言之士极力弹劾。且为驳回皇帝或宰相的某些决定，有接连上十余封乃至二十封奏疏者，即使弃官降职，也在所不辞。
当然若是只是让自己不自在，赵昺也能容忍，且以为有些不同的声音也并非全是坏事，毕竟真理也是在争论中产生的吗？不过若是事无巨细皆要事事关心，连自己的家事也不放过，甚至干涉自己的隐私那就过了。这种行为已经不只是让他不自在，而是厌恶了。
以赵昺这么多年与文臣们的斗争经验，他以为此事绝不是为了那么点修缮费的问题，因为这点钱无论是自己，还是朝官们都清楚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而朝廷对内廷的消费，实行‘以外统内’的制度，看似贯可打着‘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的大旗合情合理，其实是另有深意的。
而朱熹的一段话也将士人们的意图暴露无遗，其曰：（君主）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
以赵昺这个当事人解读，其中意思就是说天子无私财，而应以天下为家。天子的私事，便是天下的公事；天下的财产，也是天下人的财产。因此，君主不能挥霍无度，君主怎么花钱，需要政府批准。即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宰相不批准，内廷便拿不到钱。内廷用度如果超出预算，会受到政府的查问。台谏如果认为政府批准了内廷的不当消费，还要提出弹劾。
这种制度好像是劝导皇帝要以天下为公，这种理念看似符合现代民主的思想，是时代的进步，若是放在几百年后完全没有问题。但搁在现在就是大逆不道，首先便违背了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制思想基础，破坏了君与臣之间的阶级关系。
若是再以赵昺的腹黑心理做深层次的解读，那就更觉的触目惊心，他不能不怀疑士大夫们是欲借助君王的恩宠来篡班夺权，试图将皇帝架空，当做一个傀儡，听从他们摆布的木偶，有功是他们的，出了错就让他背锅。而限制消费，在现代任何人都知道这是老子管教啃老子女的最有效的方法，被断了经济来源的傻孩子就不得不屈服，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而宋朝历代的皇帝并非都是昏聩不堪之徒，那为何明知这样会削弱自己的权力，甚至会夺取自己的帝位，却又往往忍下这口气呢？赵昺以为这也正是太祖的英明之处，算准了士人的人心，且又通过科举打破了固有的门阀阶层，使庶民子弟得以登堂入室，形成了士人治国的体制。
宋政府的优遇，还大大激发了宋代士大夫践履儒家理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惟恐朝廷有弊政引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因此，以天下为已任，并形成了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代表的优秀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关心国事、关心民生，为支撑赵宋政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宋王室当然欣赏这种感激奋发的忠诚，因此也坚定了他们依赖这一批文人士大夫的信心和决心。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寒微，没有势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
投桃报李之下，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对皇室的依附性极强。而他们的权力来源又决定了他们一旦被罢免，就不再对朝政发挥影响，如果不是皇帝对老臣的恩惠，他们甚至在朝廷中不会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所以皇帝对士大夫的放纵和容忍是建立在确保皇位不失基础之上。
但是在赵昺看来更像是一种政治交换，以此达到皇权和相权的平衡。因此这次尚书省的介入又是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士大夫们一直试图为皇帝立规矩，而皇帝则要摆脱控制。当然也有皇帝乐在其中的，比如那位一直被作为教育赵昺的典范——仁宗皇帝
第８８２章 不能学他（）
脾气好——任由臣下唾沫星子喷到脸上，始终面不改色。自己提拔的臣子，被喷成落汤鸡也要坐着听他完；
能忍常人所不忍——任由一身臭汗的臣子在面前晃悠，依旧面不改色。自己提拔的臣子，被熏得大脑缺氧也要坐着听他说完；
能设身处地为下人考虑——出去逛口渴了，后头看了几次居然没一个明事理的给倒茶，于是一句话不说，继续面不改色，回宫之后渴成狗。就因为不想让那个负责沏茶倒水的受责罚；
节俭——在宫里吃到新鲜的蛤蛤，问采购部的多少钱买的，一听回话很贵，把筷子一扔，这么贵老子不特么吃了；
人缘好——死的时候消息传出，满世界都哭，上到王公下到乞丐，消息传到北朝盟友那里，契丹皇帝也哭，还在自己国家搞了个衣冠冢供人凭吊；
听劝——对台谏有敬畏——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被言官弹劾，看在贵妃面子上想给他外放的节度使，包拯唐介两个大炮联起手反对，宋仁宗回宫找张贵妃撒气：要你妹的节度使，也不看看当御史的是谁？
还有一次回宫跟受宠的宫人说要裁后宫，宫女问不裁不行么，答：台谏说要裁，岂敢不裁，宫人赌气撒娇说先裁我吧，于是果然第二天让她收拾包裹了
谈文治，其在文治上还算不错，极能得人，其一朝的名臣，知名者便有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吕夷简、庞籍、包拯、王安石、吕公著、吕公弼、司马光、韩维、韩绛、韩缜、张方平等等。其执政期间还有一次足以彪炳史册的科举考试：
考官里有一代文宗欧阳修、宋诗祖师梅尧臣、至宝丹王珪、长啸公范镇等文坛名家，应试得中的有苏轼、苏辙、曾巩、曾布、章惇、王韶、吕惠卿、张载、程颢。多的不说，这份名单放在今天都足以让人惊叹，且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是宋代文学、政治甚至军事的最高成，作为选拔者自然功不可没。
再说武功，其虽然未能开疆拓土，却也阻止了西夏李元昊称帝，迫使他称蕃；平定了两广侬智高的叛乱；镇压了两淮王伦，贝州王则等群匪作乱。还通过一番唇枪舌剑，又给了点儿小钱，便‘迫使’契丹放弃了索要三关之地的企图，使北朝终其驾崩都不曾犯境。
若问这位伟大的人物是谁？那便是大宋的仁宗皇帝，也是赵昺几位老师极为推崇的皇帝，自己可以说是听着其很温暖，很有亲近感的故事长大。若是他非是来此后世八百年，便真的会将这位身为专制君主，却有着难能可贵的各种闪光人格的先祖，作为榜样来学习和崇拜。
可惜的是后世的网络上却早已将这位仁义之君扒的体无完肤，黑的跟煤球似的了，赵昺看得多了也就半信半疑的信了五分，尤其是到了大宋朝后经历了多次的政治事件后，业已有了八分了。所以如今让他相信那些鸡汤故事太难了，反而是更加确信里边有阴谋。
按照通用的标准，评价一个皇帝的功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不能有效地传承权力，保证自己统治的稳固，其它的一切都必须靠边站。以此为标准，大部分称帝的起义军领袖和亡国之君就属于标准线以下的水平，哪怕他们在时可能天下震动甚至死后名声依然很好，他们依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宋仁宗作为守成之君，在标准线以上毫无问题，但是称作伟大就不仅是过了，且有吹嘘和抬高之嫌了。
仁宗执政四十多年，国家百年无事，人才不可谓不盛，但军兵多于前代而仅能守土、财赋倍于过往仍入敷不出。前不能效文景之治给后人留下一个足兵足食的丰盈府库，后不能如洪武永乐给周边诸国留下足够大的心理阴影面积。所以说宋仁宗没有大智慧。
仁宗时经济文化发达那是吃咸平之治的老本。他最大的创建性成就应该是和他后妈一起把他爸的浮夸风给扭转了，其他的成就主要是中年后善于平衡各方势力吧。但是他也正是由于他的纵容，使得冗兵、员、费的三冗问题造成的财政紧张。而期间，土地被隐藏，田赋减少他也难辞其疚。军事上就不说了，他彻底打开了宋朝轻视军力的风气。
说好听点叫无为而治，说难听点，这就是不干实事啊！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仁宗的执政倾向，在官僚阶级和百姓之间，宋仁宗选择讨好官僚来维持现状。当然这一点不能说错，死道友不死贫道，被统治阶级本身就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位置，被剥削得重一点轻一点过的惨不惨主要看统治者的吃相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另外还有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