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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派遣刺史来巡行下属的郡县。”
“初时刺史并无固定的治所，也无自己的属官。但随着发展，刺史不仅有了固定的治所，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属官，且也干涉起郡守在地方上的行政事务。成帝时任御史中丞薛宣在奏疏中讲到当时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时言：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可见其害。”
“而刺史直接插手干预郡守的事务，直接干预所属诸郡的行政事务，那么它的行为方式已远远超出监察官的范围了，它自然而然地成为郡县一级以上的一级行政机构。一旦局面形成，刺史作为监察机构的功能便逐渐消失了，业已成为郡县以上的行政管理机构，刺史与郡守之间就成为利益共同体了，且州部刺史控制的区域比郡县大得多，一旦朝廷由于内部的分裂和矛盾的出现，对地方控制力下降时，州部与朝廷势必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朕以为此乃亡国之道也！”
“陛下所言正是。东汉后期，汉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为州牧，刘焉等以朝廷重臣出任州牧，当时刘焉是太常卿，以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董卓之乱以后，朝廷分裂，各地的州牧便成为各地的诸侯王了，州牧的官职亦可父子世袭。正如刘昭注《后汉书》中所言：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刘黻点头称是，引经据典道。
“嗯，彼时郡的地盘小，郡与郡之间，互相有一定的牵制，故要称雄一方比较困难，而州的地盘大了，州牧的地位高了，州牧在地方上军权、政权、财权、民事裁判权全部掌握在手的时候，朝廷的政令自然被置之脑后。留下来的问题是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看鹿死谁手！”赵昺颔首道，却又若有所思。
他突然想到汉末由于州牧的权力增大导致尾大不掉而最终造成地方割据的局面，后来明清两代巡抚和总督的职能和地位的演化，实际上也是监察系统逐渐演化成新的行政系统，最终尾大不掉，一旦风吹草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便会发生变化，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的东南互保，慈禧只能承认既成事实，它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各地的独立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以后，联省自治的思想抬头，最终还是靠内战来结束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才能回归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于是历史又一次重演，再一次缩小地方的行政机构，重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系统，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这几乎是中国两千年历史难以跳出的、反复不断循环的圈子。
“以史为鉴可知兴废。”应节严这时又说话了，“历代帝王皆深谙此道，官大了，权重了，朝廷往往指挥不动了，其自成体系，且可一手遮天，何以制之？太祖立国，分天下为路、府、州、县分治，路分设帅司、监司和仓司，路府设通判皆由朝廷派员担任，相互监察制衡，便是以此避免出现汉、唐割据之祸出现。陛下也要引以为戒，不可不查啊！”
“嗯。”赵昺看向应节严，老头儿的如今已经是须发皆白，再难觅一根黑的，眼睛如初见时一样明亮、深邃，充满着洞察一切的睿智，但今天其中却有着忧郁和担心。至此他再不明白两人前来之意那就是装傻了，其是借回报俢敕之事，前来劝谏自己的。
“陛下，汉武帝当初设置十三刺史，而其职品位不高，但是却能制衡食禄两千石的郡守，其中虽有弊端，可其一路巡视的过程，对地方官员行政多少有一些威慑和约束的作用，使地方官员多少有一些收敛。其中却也有不畏权贵者，做了两任刺史以后，很快便提升为秩二千石的郡守，所以他们行部郡国时都很努力，如朱博、翟方进，都是如此晋升的，可却入了酷吏之列。陛下从中可有所感悟！”应节严也看着小皇帝的脸色，见其脸色变幻，便意识到他应领会了自己的话中之意。
“朕明白！”应节严言罢，赵昺却是愣了下才答道。他听出老头儿的话起先可以说是提醒和劝谏，但此时就有了警告之意了。
赵昺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知道当君王一个人无法对付那么多在位权重的大人物，那就支持小人物起来造反，让小人物作撬棒，以观大人物的动向：如果大人物收敛听话了，便到此为止；如果不听话，那就放手让小人物去作梗，打压大人物的威风，而小人物有君王的支持，也有恃无恐，自能领悟君王的意图，尽心尽力，君王则能利用这种关系，谋求权力结构的平衡。
如果小人物出了问题，或者当局面临难以收拾的局面时，那对小人物可以弃之若敝屣，或作为替罪羊，那也无碍大局。为君者之所以使用小人物亦出于无奈，只因大人物不听号令和指挥而已，而小人物则宁可肝脑涂地，感激涕零、心甘情愿地为君主所用，则也为以小制大提供了可能……
第1035章 时代抉择（）
随着应节严的话锋一转，赵昺已经明白他们的苦心，其是以历史上中央对地方监督监察制度作为一个切入口来对自己进行劝谏。想想自己入主江南两年以来，那些曾追随自己的军将们皆晋升高位，且以加强江防为名委以重任，总领军政，而那些州府官员则像他们的幕僚，地位大大下降。
赵昺如此做出除了论功行赏外，不外乎有借此打压文臣，抬高武臣地位的意思。但他如此做当然也存在着风险，他们掌管着数万军兵，占据着战略要地，时间一长以他们的地位不难与那些文官沆瀣一气，如此监察系统对他们来说便如同虚设，脱离中央的监管。
不过赵昺并非没有考虑到这种风险，他一直将财权和人事任命权牢牢的抓在手里，没有钱、没有人，他们即便想造反也不成。此外他还通过事务局对各部进行监控，通过主管军政的虞侯进行牵制，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能及时获知，果断处置。可他也清楚这并非是万全之策，也不可能万全堵住所有漏洞，但却是当前最有效的方法。
为了能搅动朝廷这滩浑水，赵昺也却如历代帝王所采用的方式——起用新人。他先是将御前办的几位亲信分赴各重地担任要职，又把在琼州招揽和培养的一批官员安插进朝廷和地方担任基层官员，尤其是县乡。以打破地方势力的垄断，并推行自己的政策，而随着退役官兵转入地方掌管基层武装力量和强力部门，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对地方的统驭。
在巩固地方政权的同时，赵昺对朝廷也展开渗透，利用陈宜中谋反案将自己的亲信班底开始安插到各部，并提拔江璆和陈则翁兄弟入阁，加强自己在朝中的话语权。且又以改造临安城为契机，将周毅骤然晋升高位，打破了朝中用人的规矩，给那些三心二意者以警示。而周毅也确实争气，领会了自己的意图，给自己长了脸，成功的打开了局面，为自己下一步动作打下了基础。
现在俩老头儿明里暗里的点出了这两件事情，给赵昺的感觉自己的所为已经与阁臣们产生了分歧，而能让应节严和刘黻两人联袂而来也说明事态很严重。当然他并不以为两人已经与自己分心，恰恰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才会予以提醒，可如何解决这件事情让他有些头疼！
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赵昺站起身走到窗前，一阵凉爽的秋风吹了进来，让他精神一振。此时窗外的花圃中百花依然争艳，似乎在冬天到来前展示自己最后的芬芳。抬头看看天，夏日总是阴沉的天空随着秋天的到来变的豁然开朗，正应了秋高气爽的老话。看看小西湖中的一池秋水，在风的吹拂下泛起层层涟漪，将水波推向岸边。
赵昺看着窗外的秋景，沉闷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他知道中央对地方完善的监督监察制度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政令的通畅、吏治的整顿是有益的。再就监察制度本身来说，这个问题如果要从纵向展开，可以成为一部专史，如果从横向展开，那还涉及中央的监察系统，整个御史台的职能。从地方的角度展开，便涉及整个地方行政制度上的沿革，不仅要懂得历史，还要懂得现实意义。
同时它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制度的制订在执行过程中，自然随着利益关系而异化，制度设计的目的与效果往往会出现反向的运行，故制订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如何执行则更加重要，还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制度。但赵昺以为除了制度，根本还是人的问题，人的价值观念异变以后，他对待制度的态度，不是如何遵循完善制度的设计，而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么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变异，形式与实质可以反向而行，走形式往往会变成掩盖违反制度的贪渎行为。所以严格地监察行政的全过程才成为制度执行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不仅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教训也实在太多了。如今虽说没有一部完整的宋律，但是继承和颁布的敕令不谓不多，可效果如何，执行状况又如何，依然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不要以为有法就万事大吉了，实际执行的情况因人、因时、因地而相差甚远。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制度是给人看的，办事自有潜规则。而单靠制度治人有它的局限性，最根本要管好官员，要摆正社会风气，在观念上要正能压邪。
赵昺通过与应节严两人一番长叹，一番梳理后感触颇深，但也有了另外的认识。他深知一个国家制度的建立，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统治思想及社会变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所以宋代的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
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
宋朝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当然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最高统治者的政策保护与思想导向，其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对于承担权力监察功能的台谏言事官，宋朝君主大都以“崇奖台谏”“不罪言者”相标榜，“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够“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促使士大夫官僚“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们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实现其政治抱负。
再纵观宋朝制度，其顶层设计之完善与统治思想之进步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步展开的。统治者的思想已达到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的共识。在确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基本国策的同时，开国者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戒誓，作为后世君主必须恪守的制度保障。
这种政治宽容度，在中国帝制时代堪称空前绝后，故而宋代朝政在中国历代王朝中称得上是最开明与宽容的。作为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为后代所继承。直至近代以前的帝制时代，除却王朝鼎革之际，从未再上演过皇权倾覆与地方割据的大乱局面，说其泽被后世，也是绝不夸张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同样不会有完美的制度，自然大宋留下的遗产也有消极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但以赵昺的体会，大宋非是后世人眼中那么美妙的黄金时代，亦非那么不堪的‘弱宋’，更多的是时代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