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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何必动肝火，汝已是方外之人，又何必管那兴亡之事，这边饮上两杯，管他天塌地陷，与吾等何干啊！”这时有一道士装扮的人将邓牧拉开，行礼劝道。赵昺刚刚从旁人口中知此人名叫马臻，于宋亡后遁人道门，隐居西湖之滨，日与遗老接，沉浸于清虚淡泊之中。
“唉，太祖盟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如今却险些亡于外族，吾等岂能无过，理应自省。”这时张炎却在旁叹口气道。
“若非先帝宠信奸佞之徒，隔绝了纳谏之途，又不肯垂衣裳而天下治，否则怎么能有彼时之祸。而当下天子依然紧握权柄，假武人之手打击士族，哪里还有士子的容身之地，与圣王之道愈远矣。”此时一个中年士子言道，看其装束像是个落第的举子。
“不错，人主就应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而当下天子却把持朝政，听不得臣僚忠谏之言，一意孤行，至天下百姓于不顾，不肯与蒙元和议，却鼓吹再起边衅。”又有士子符和道。
“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而当今天子年少，却事事躬亲，夺宰执之权，又不肯纳谏，将天下至于危局之中！”在旁士人也纷纷指责起来。
“汝等……”
“公子，这边太过呱噪，还是到那边歇息片刻！”马端临见小皇帝说话就知道今天要坏事，他却被涌上来的士子们挤出了圈外，而今见小皇帝又摆出了要舌战群儒的架势，急忙让两位随行的侍卫硬挤出一道缝拉住陛下道。
“真是岂有此理……”赵昺还没有说完，就被侍卫夹着冲出了人群，但他依然不忿的嚷嚷道。
“公子，出来之时可是答应吾只听不言的，怎好失言！”马端临见小皇帝还是不依不饶，在其耳边言道。
“唉！”赵昺听了立刻没了脾气，可看到有士子挑衅的目光，还是恨恨地瞪了回去，不过还是叹口气坐了回去。
“公子勿要生气，这些人哪里明白公子之志，皆是信口妄言，不必理会！”马端临连忙给小皇帝换了杯热茶陪着小心道。而心中却是忐忑，有些后悔带陛下前来‘长见识’了。心中却也气那些人不识真神，真惹恼了这位，少不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他们死了也不打紧，还会牵连到整个士林。
“吾倒不是因为他们言语不敬而恼火，气的是这些人经历了亡国之痛，理应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痛定思痛，以免重蹈覆辙，使得我大宋再度沉沦！”赵昺摇摇头，面色沉痛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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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7章 不彻底（）
众人在皇帝脸色渐渐平静下来，但是无不心有余悸。刚刚这些士人们的话可谓是大逆不道了，在世人眼中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权力之源，可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朝廷执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如此可谓是将皇帝的权力全部剥夺，当菩萨供起来了，而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几个伴驾的人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担心再度引发小皇帝的怒火。但是他们想的还是有些偏差，对于权力赵昺当然是不愿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给这些士人。而另一方面，他前世毕竟是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对共治并不排斥，问题是当下最多只能说萌芽，却没有共治的基础。
再有就是对士人遭此大变，并没有反思他们在其中是失误，反而将责任推给皇帝，以为正是没有实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导致亡国。依然强调士人昔日的功劳，怀念当年的‘美好’生活，丝毫未触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只是一味的推卸责任。
想想宋立国之初，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不无形势所迫之意。当时赵匡胤玩了手‘黄袍加身’的戏码，抢了柴家幼帝的天下，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根本无从与贪婪的文官和对权力虎视眈眈的武人官僚系统相对抗。为了巩固皇位，于是其大肆打压武将势力，扶持处于弱势的所谓“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御武制度。
真正的儒家治国之道本应是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抚万民，德以柔中国、形以威四夷的内圣外王之法。而士大夫这个群体，应该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下应体恤万民、通达民意，对上应为民请命、恪尽职守，换而言之，士大夫应为皇家与下层百姓的调和剂，帮助皇帝了解民意、顺应民意，帮助百姓争取利益，最终达到《礼运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政治理想。
然而赵昺以为这也为大宋屡遭劫难埋下了祸根，他们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功名富贵”与“治国平天下”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并非相饽，应该是可以共存的，毕竟人皆非圣贤，在心理的深层，仍潜伏着欲望的，可以被压抑，却不能被消灭，时不时的还会冒个泡的。
“治国平天下”是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人的欲望和本能，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发展的需要，以“仁”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将国家及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中。
赵昺以为错就在双方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宋之历代君主礼遇士大夫，给以超过前代的优厚俸禄，最终形成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官僚士绅体系膨胀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最后的结果，就是儒家发展成儒教，满口仁义道德，一心男盗女娼。
而自儒家发展为儒教，等级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士农工商，士的等级最高，与皇权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彦博曾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彻底抛弃了为百姓立心立命的职责，与百姓站在了对立面。
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书考取功名、入官为士之外，军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贱。在此种严格的等级尊卑的秩序下，军人、百姓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民族内部出现了难以愈合的阶级裂痕，等级压迫让汉民族不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整体，而是各个阶级互相敌对、仇视的散沙化个体。
圣人也说过“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当一种制度让精英阶层把普通民众当作奴隶而没有丝毫怜悯的时候，当一个朝廷从来没把黎民百姓当人看待过的时候，结果便是‘国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国’……
赵昺觉得自己在待下去已无意义，不待酒宴开始便离开了青林寺，见他不悦，闭着眼在车上打盹，马端临等人也不敢言语，马车就在一片沉默中驶向城中。
“自己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赵昺在摇摇晃晃的车中假寐，但脑子却没有闲着，依然在思考着前边的问题，他明白一个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大国的败落、一个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内因起着主导作用，唯有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自我，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痛改前非，方可避免我们民族再次沉沦，亡国固然可怕，但是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辙，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辙。
大宋自太祖立国至今已经二百余年，曾两次面临亡国之危。赵昺以为在宋室南渡之时本就可以重新布局，开拓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不仅象征着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也标志着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闭在历史的困境中。
我们看到的是，南渡之后，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摆脱了北宋末期功名官场的污浊气，不时显露出纯洁高尚的灵魂，也并不是都如此疯狂地热衷于利禄，追逐、角斗于官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特别是到了亡国之祸临头，大难从天而降，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但更多的却是“殉情”和“移情”，以及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新功利型“移情”。对于侥幸逃过亡国的儒教士大夫而言，只要儒教的道统还在，儒官高高在上的阶层地位还在，军人等其他低贱的阶层不至于翻身而上，那就无所谓。
而奴事于异族政权的士大夫们，依旧可以做高高在上，统治者是汉族还是异族，有什么关系呢？大宋子民被杀得血流成河，有什么关系呢？维系儒教道统才是最重要的事。并积极为异族统治者寻求统治中原的合理性、编造出“入夏则夏、入夷则夷”伪理论，主动投降异族。
这再一次证实了儒家的内核文化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南宋兴起的理学也只是针对商品经济发展刺激起来的“人欲”而言，企图靠“内省”压抑“情欲”的再一次尝试，试图以此化解传统社会“功名心”所包容的这种内在的矛盾。
在南宋末年理学也未能解决士人集团所面临的问题，官场日趋腐败，其中也不乏有士人仍保持着高尚的人格与传统的理想，这些人苦读多年以科举入仕。可由于时势使他们与科举、官场相隔离，这些人一旦涉足官场，目击了种种黑幕惨状，就迅速由狂热跌入悲观失望。由此，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视政治为私利工具者，也看到有视富贵如浮云、官爵似敝屣的“清流”，更有看破红尘、入禅修道避世的。
在蒙元入侵，大宋朝走向末路之际，士人们面临着亡国、亡天下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中一些士人以历史的责任感奋起反抗，组建行朝延续国脉，肩负起复国的责任。退居琼州之时，他们也进行了反思，苦苦思索“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热望由此寻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
但以赵昺的眼光看，他们主要都还是从检讨有宋一代的治国得失入手，思路追迹所及却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历史。传统社会的各种制度，如郡县制度、胥吏制度、井田制度、钱粮制度、科举学校制度、选举用人制度等等，都在他们面前受到历史思辨的审判，却没有涉及根源。
对于其中的狭隘，赵昺也知他们看不到在此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世界，没有任何新的社会模式或思想资源可以借鉴比较，只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历史资源求助。表面像是要回到“三代”去，但他们并不是倒退，历史的思辨使他们天才地猜测到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许多致命弊病，设想过各种校救的可能。但这种反思，在具体的对策上，仍然只是重复存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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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8章 险象环生（）
赵昺清楚士人们虽然对时代的强烈失望诱发出了一种空前的颓废情绪，难以面对屡次失国，而众所周知这种局面与他们脱离不了关系。从早期的党争，到蔡京、张邦昌、秦桧、史弥远、贾似道到陈宜中等无不是士人出身，通过科举入仕，但他们却把持朝政，误国误民，实施过令人发指的苛政和暴行，甚至投靠敌国，对国家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直到如今，这些士人们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要么是自己亡国后如何受难。而很少提及自己助纣为孽、投敌叛国、欺压百姓，谋取权力所犯下的恶行，或是为求自保而投靠权贵、或是勾结外敌、或是远遁避世，自然也就无从承担责任，表示忏悔了。所以在失国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于某些当权者有意识的压制和‘遗忘’，更在于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非但不能真实的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
赵昺也清楚在那段历史中，不同环境影响下，士人们也因人因时而异，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当下要寻求‘统一’的思想解决问题，必然会使人失望。而希望以一次全面反省，企图化腐朽为神奇也并不足取。但若想复兴华夏，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