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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灭亡东汉的第一推手，董卓也是推行掠夺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攻克了城池之后，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后，就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
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但在战争时期，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但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军粮。有了军粮，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战斗力。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董卓被吕布刺死后，部将郭汜、李傕继续作乱。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一石豆麦二十万，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白骨成堆，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
以劫掠作为财政支柱向来是暂时的，正是由于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导致农民无法种粮，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更是一无所有，连人都看不到，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随着粮食的枯竭，军队也成了受害者，战斗力下降，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也以掠夺为主。彼时中原一带尚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有丰富的水产，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以致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而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
当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曹操却强调农事。他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许昌屯田成功后，他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
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自此，屯田成为惯例，他及此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
而曹操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为了快速生产粮食，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江东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同时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且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蜀汉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赵昺的发家史是从两艘被其引进浅滩的元军战船开始的，其后他又攻取广州和泉州，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劫掠财政。彼时他甚至对这种来钱快的买卖十分惬意，甚至有一旦在琼州无法立足就转行当海盗，专干这种没有本钱的买卖的念头。
行朝同样如此，失去了大片国土后，财政开支只能依靠逃出时携带的资财和爱国人士的捐献，随着流亡日久也将耗尽，没有了银钱支撑，别说招募新军，吃饭都成问题。也幸亏赵昺醒悟的早，知道仅靠劫掠和捐献是难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行朝也就是形如流寇，早晚要灭亡的，所以赵昺在继位后一直谋划将行朝迁往琼州。
但是这条路也是走的十分艰难。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继承了大宋的衣钵，获得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虽然只是个流亡政府，可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也就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
赵昺在依靠忠于自己的帅府军和近臣的支持下削弱相权，确立了皇权主导地位后，想到的就是自己要想保持皇权独立的状态，就要控制财权，从而才能进一步左右朝廷的走向。所以他利用陆秀夫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心情，半强迫的与其达成协议，获得了盐税的分成和吸引人口进行民屯等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赵昺又利用事务局的特权，大肆进行走私和海贸聚起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获得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饿不死也撑不着的状况，必须依靠向内藏库借贷才能维持运转，如此便又借机让总计司参与朝廷的财政，控制了钱物的走向，迫使朝廷不得不与其在政治问题上向他妥协。
当然手中有钱，也让赵昺可以壮大自己的私军——御前护军和事务局，拉拢行朝中的臣僚，掌握了人事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让他更加深信财政为王的道理……
第１１９１章 不败之地（）
在收复江南后，形势虽然对赵有利，但是他也明白在政治上自己继承皇位是得予流亡政府的拥戴，而非是正统的皇位传承，且德帝依然活着，所以在有些人的眼中，他的皇位是有瑕疵的。财政上税源随着人口和地盘的扩大，定然会得到缓解，但是在经过蒙元残酷的盘剥后也需要休养生息，因而也并不乐观，更严重的是土地高度的集中化。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个局面直到现代社会才有所改变，而农业社会财政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和人。如此耕者有其田则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是历朝开国者用来收买人心的口号，赵占领江南后自然也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江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并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他发现这却不容易。
首先，由于自靖康之变后，大量北方军民因战乱逃亡到江南，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来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这造成了人多地少的现状，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其次是蒙元侵占江南后，权贵们大量掠夺土地，再加上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导致田地集中到官僚世家的手中，难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蒙元占领江南后，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的钱包和粮仓，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土地再分配，也就难以改变土地占有结构。而宋朝当时实施优待士人的政策，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包括他们的亲属，甚至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和衣食客。
因此许多自耕农为了逃避朝廷的税赋，便将自己的土地挂名在官员名下，甚至将自己的土地白送，充当佃户，进而形成了大量的逃户。如此导致大量的佃户就从依附于国家变成了依附于官僚和世族，他们在国家的户籍上没有登记，也不需要服兵役，只需要向他们依附的世族缴纳粮食。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当佃客越来越多时，政府的税收和兵源就都受到了影响。剩下的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赵占领江南后，首先做的就是清查土地和人口，来作为课税的依据。而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么早清查户籍和土地不妥，因为当年秦朝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和土地也没有用。
赵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想保留自己的特权，并恢复失去的土地权属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利用士人集团来统制整个国家。但他却不是这么想的，皇族在蒙元的镇压下已经是所存无几，导致自己在江南的根基不深，且他不想被士人集团挟制，重新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那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国家结构。
因此在制定财政制度时，赵借口由于江南战乱，土地多次易主，已经难以恢复前朝的土地权属关系。因而在朝廷重建制度的时候，趁机将权力收紧，而他也算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决定了行政效率要高，趁清除蒙元势力和汉奸的机会，弹压了诸多地方豪族及世家，没收了大量的土地，为朝廷统一规划土地进行分配打下了基础
为了能够顺利清查人口和土地，赵打破了千百年间以丁授田的惯例，实施按口授田和官民一体纳税的方式分配土地，从而使诸多逃户重新入籍，并脱离官员和世家的控制，重建社会体系。其实这种办法类似于朝三暮四的故事，将女子纳入土地分配的范围，并取消了丁税，看似增加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其实却也增加了税源。
为了稳定人心，让民修养生息，赵又实施了轻税薄赋的政策，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减少。因而有朝臣提出利用公田实施军屯，从而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但是他知道军队参与经营必然会产生**，导致战斗力的下降。且军屯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产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且一旦军事目的达到，屯田要么改为私田，要么逐渐被废弃。
为了解决军粮和地方财政开支，赵的主意就是将没收的土地变成公田，并招募大量流民耕种土地，实施民屯。按照政策，屯户可以长期租赁公田，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朝廷六四开；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就要与朝廷五五分。
同时朝廷则保证屯户们除了田税外不再缴纳其它杂税，也不会强制服兵役和徭役，从而使得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户还要舒服。为了解决生产上的问题，朝廷还出台政策鼓励人们学习技术，利用农闲发展手工业和养殖业，赚了钱之后就可以购买牛和生产工具，还获得了肥料，大幅度提高耕种效率。
良好的收益，使得屯户生产热情提高，为了多生产粮食自觉的参与到兴修水利和改造农田等基础设施。而朝廷不仅可以保证了军粮供应，获得了稳定的肉食来援，还将这些百姓归于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使得士族难以再操控民舆。
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所以无论是民屯，还是按口授田政策的实施，即使在实施轻税薄赋的政策下，粮食的生产还是获得了大幅度提高。虽然朝廷看似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但是民间还是存储了大量的粮食代售，如有需要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这也是赵并不为官仓粮食储粮不足担心的缘由。
除此之外，赵知道来钱还是需要发展海贸，这不仅填满了他的钱包，其实对国家和百姓也都是有利的。朝廷可以获得大量的关税和商税，并得到巨额金银的流入作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