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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当苏联已经完全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苏共奋斗目标的时候，身处高位的苏联官僚就会撕破社会主义的外皮，让苏联解体，并且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俗称“寡头”的大资本家。
要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仅靠发展军事，大搞意识形态宣传什么的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把修正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打倒才行，只要苏联高层还存在着修正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苏联依然会有解体的机会。
378 新格局（）
1948年8月31日，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去世，官方公布的死因为“心脏衰竭”。
为了纪念日丹诺夫对苏联的贡献，苏共中央决定将他的出生地——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更名为“日丹诺夫市”，他曾经工作过的列宁格勒普利莫斯基区也被更名为“日丹诺夫区”。
日丹诺夫的死，对于列宁格勒派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正是因为日丹诺夫这个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的存在，沃兹涅先斯基等列宁格勒派所发表的修正主义言论才没有被追究，才能保住他们在苏共中央的高位。
但日丹诺夫一死，作为苏共中央第三书记的曼图洛夫排名就上了一位，成为苏共中央书记处里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
再加上他本身分管人事，兼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使他掌握了足以掌握全国干部命运的权力，甚至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力轻易将“对手”贬职或是调到一些没啥作用的位置上，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
不过，对曼图洛夫来说，要搞掉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可不是这么容易的，更何况人家现在还是政治局委员，背后的势力也并不算小，只要没有捉到对方贪污腐败或者发表反苏维埃言论的证据，就很难将其处理。
但对于贝利亚来说，要搞掉苏共高官却很容易。他虽然已经不再是内务部部长，但现在整个内务部的人（包括内务部长阿巴库莫夫）都还听他的话。
内务部是苏联最重要的执法部门之一，掌管着苏联的肃反机构、警察和边防军等纪律部队。就算是职能相当于中…纪委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也需要有内务部的执法人员配合，才能够将违纪的党员干部绳之于法。
然而，内务部并不仅仅是一个执法机构这么简单，同时还是贝利亚用作打压异己的强大工具。
这个部门不仅仅可以将违反乱纪的人绳之于法，也能够将任何一个好人良民诬陷为反苏维埃分子，就算这个人有多忠诚于党，对革命有多大贡献也没什么用，只要地位不够高，但又被内务部盯上的话，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一般来说，内务部整人的手段无非就是伪造一些所谓的“证据”，用这些为造出来的“证据”来罗织罪名，最后将“目标人物”逮捕，捉回来屈打成招，打到人家被迫承认罪名就能够将“罪犯”枪毙或者送去古拉格参与劳动和改造了。
但这一招有些时候并不怎么管用，特别是对付斯大林亲信，或者日丹诺夫这种苏共高官的时候，就算内务部伪造了大量的证据，罗织了足够的罪名，也得过了斯大林那一关才行。
就算过了斯大林那一关，得到斯大林的默许，那也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整掉这样一个掌握极大权力或者深受斯大林喜爱的人物，至少内务部不能随便逮捕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在逮捕之前也必须得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同时取得苏共中央其他势力的支持才行。
一直以来，贝利亚和日丹诺夫之间的关系就不怎么好，但日丹诺夫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个人没啥污点，而且一直以来也深受斯大林的信任，贝利亚根本不能用一般的手段来整掉身为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的日丹诺夫，更不能整掉日丹诺夫保护下的列宁格勒派成员。
在历史上，直到1948年8月，日丹诺夫去世后，贝利亚才有机会向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列宁格勒派成员开刀，将整个列宁格勒派一网打尽后，贝利亚和他的盟友马林科夫就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斯大林之下最有权力的人物。
不过，在这个位面里，日丹诺夫的死似乎并没有给贝利亚带来什么好处，而贝利亚的盟友马林科夫也没有因此获得回到中央的机会。
要取得国家大权，暂时在苏共中央还处于弱势的贝利亚还得先搞掉列宁格勒派和西伯利亚派才行。
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贝利亚要搞掉列宁格勒派还有点困难，要搞掉西伯利亚派的话，恐怕就不止是困难这么简单了，而是地狱级别的难度，除非他能够在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里面拉拢到一个新的盟友。
为此，贝利亚极力在斯大林面前说马林科夫的好话，希望斯大林能让马林科夫重返中央书记处，顶替死掉的日丹诺夫，成为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然而，斯大林并不怎么买贝利亚的账，因为斯大林对马林科夫已经没了当年那种信任感，而且曾经跟马林科夫公事数年的斯大林也不认为马林科夫是适合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物。
当年，马林科夫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时候，也就帮斯大林管一些人事编制和人事档案之类的简单工作。
这些工作，对于马林科夫这种毫无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言并不复杂，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需要脑子的，是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而马林科夫恰巧欠缺了这一点，所以斯大林果断推脱了贝利亚的要求。
当然，除了贝利亚以外，列宁格勒派和西伯利亚派也在尽力说服斯大林让自己的人来填补这个中央书记的位置。
列宁格勒派推出的人选就包括了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俄罗斯总理）罗季奥诺夫，但这两个人选都曾经发表或者表态支持过一些修正主义言论，斯大林根本不可能会让这些人来当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
西伯利亚派就推出了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契尔年科这个人选，也有一些人写信向斯大林举荐了卡蒂娅。这两个人都曾经在党的宣传部门里干过（契尔年科来新西伯利亚之前在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搞宣传工作），卡蒂娅更是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他们来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是比较合适的。
但问题是，这两个人与曼图洛夫之间的关系太亲密，如果其中一个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话，恐怕西伯利亚派就能在中央书记处里面取得绝对多数的席位，到时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控制权将落到西伯利亚派的手上，就连斯大林这总书记也很难镇住他们。
为了个人的政权稳固起见，斯大林最终也没有接受契尔年科和卡蒂娅这两个人选，理由是他们太过年轻，需要在乌克兰/莫斯科地方党委里面累积多点经验。
而斯大林提出的人选，也就是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佩戈夫则没有这样的问题，他在基层党组织和地方党委里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他深受斯大林的信任，在理论素养和个人素质也是比较高的，在能力和可靠度方面绝对能够胜任这个位置。
然而，斯大林并不知道的是，佩戈夫早已经是西伯利亚派的人，只是因为他主政中亚，与身处莫斯科的曼图洛夫之间会面较少，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引起斯大林耳目的注意。
379 中东局势（）
1949这个年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获得正式建国地位的一年，而在地中海东岸的一小片地区里，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成功击败了来势汹汹的阿拉伯入侵者，确立了其作为独立合法国家的地位。
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结束，受到苏联援助的以色列成功保住了其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也让带领以色列走向胜利之路的以色列联合政府（由以色列联合工人党 mapam和以色列共产党maki组成）得到了以色列人民的广泛支持。
然而，战争的胜利并没有为以色列带来永久的和平，入侵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约旦、伊拉克、黎巴嫩、也门）虽然折损了不少士兵，但同时也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再加上美国和英国加大对阿拉伯国家石油产业的投资和开采技术输出，使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累积了可观的财富，使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本用于支撑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持久的战争。
但无论阿拉伯人拥有多少战争资本，他们始终还是没能解决军队士气和战斗力低落的问题，也没法在装备大量苏联和二战德国武器的以色列面前占到什么优势。而以色列人虽然只从苏联那里得到一些已经被淘汰的T…34坦克和从德国手里俘获的四号坦克，但无论在火力，还是在防护力方面，都足以吊打阿拉伯人的英制玛蒂尔达坦克和Mk。VI轻型坦克了。
虽然阿拉伯人在战争后期得到了英国援助的克伦威尔坦克，美国人也冒着被犹太资本家反对的危险偷偷给中东诸绿送了一些谢尔曼，但也无法阻挡以色列节节胜利的步伐。
阿拉伯军队在中东战场上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仅损失了多辆从英美手中获得的坦克，还被击落了数十架喷火战机，付出了数千人的伤亡。
遭到挫折的阿拉伯军队无心恋战，而以色列人却越战越勇，最终对胜利失去信心的阿拉伯国家只能跟以色列签订停战协定，经历多年战乱的犹太人也终于能够获得短暂的和平。
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成功获得了大半个巴勒斯坦地区，但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区则分别被约旦和埃及兼并，并成为了以色列境内穆斯林的逃难目的地。
以色列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却遭到了阿拉伯世界乃至于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仇视和孤立，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圣母媒体甚至还谴责了以色列“强占巴勒斯坦土地，导致上百穆斯林成为难民”的行为，引起了西方国家圣母们对以色列的仇视，激发一股排犹浪潮。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破裂已经在所难免，而西方国家也开始出现了排犹倾向，只有苏联和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还与以色列保持着相当良好的关系，为以色列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不少资源，也向以色列提供了不少武器和弹药，为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战争的胜利，虽然确保了以色列的独立地位，也使以色列共产党和联合工人党得到了以色列人民的广泛支持，但却令苏联与中东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了破裂的状态，也令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伊斯兰国家向英美阵营靠拢，使西方阵营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东。
对于这样的局面，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也感到相当的忧虑，因为中东在地理上比西欧和东亚还要靠近苏联核心区域，土耳其和伊朗更与苏联的俄罗斯高加索、突厥斯坦地区相接壤。
万一美国取得了土耳其和伊朗的驻军权，在中东建立军事据点，他们将能够从中东地区直接打击苏联本土，对苏联高加索、中亚和俄罗斯南部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显然，这样的局面对苏联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当美国人把势力范围伸到苏联家门口的时候，苏联却无法对美国本土进行打击，变相使苏联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只能被动地在高加索和中亚区域部署防守。
在很多人看来，苏联支持以色列的举动跟自我挖坑无异，虽然得到了以色列这个盟友，解决了自己国内犹太人去向的问题，但却使自己得罪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然而，曼图洛夫并不这么认为，拥有历史记忆的他，清楚知道以色列的发展潜力，也大致了解阿拉伯国家未来的发展进程。
其实，在历史上的1940…50年代，就算苏联不支援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也不会采取亲苏的立场，直到阿拉伯社会主义者纳赛尔在埃及政变上台，并且与英法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才开始采取亲苏的立场。
后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夺权后，也因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的缘故而投靠苏联。在曼图洛夫看来，只要苏联能让纳赛尔和复兴党像历史上那样成功夺取政权，并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支持埃及，相信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三个未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都会转投东方阵营，而唯一棘手的是，以色列的存在始终还是和阿拉伯世界的利益有所冲突，这一点还需要用过人的智慧和手腕来解决。
无论如何，既然苏联走到了这一步，那也就没有后悔和重新决定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