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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学派的存在，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无法容忍的。
所以墨家注定会失败，除非当时墨家有能力一统天下，但是由于严以律己的主张‘非攻’墨家是不允许自己主动挑起战争的。
也是这一点，被当时的贵族阶级抓住了漏洞，最后将其消灭。
天下归儒归法之后，墨家便在华夏大地销声匿迹，不但是治国主张消失，连同那些先进的科技基础理论，以及让人惊叹的技术也一同没落了。
加上儒家的打压，轻视了工匠职业，并且提出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单一教育方针，制使华夏在科技的发展上没有任何建树。
但是尽管如此，在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慧下，依旧诞生了超越时代的工艺技巧《天公开物》《齐民要术》《营造法式》《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等从各个角度分散的实现了古代科技发展研究，只不过缺乏了最根本的系统理论和支持，没办法像文艺复兴之后，爆发出工业成果。
但是并不代表，华夏古代是没有科技的。
第六百三十七章 华夏的贵族精神（）
第六百三十七章华夏的贵族精神
科技除了技术之外，理论支持才是更加重要的，现在科学中最重要的数学，其中应用数学是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实用价值，但是没有纯数学的研究，将没有办法突破创新。
但是假如从《墨经》重新开始发展华夏科学，王耀相信，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墨家思想作为一个启蒙学说，是一个理想化的学说，但是即便放在现代，也是很难实的，因为墨家学派中提倡的很多主义都是与当今人权不符的。
比如，墨家提倡‘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
听上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社会状态，还兼具‘互联网式共享思维’，但是如果很多落实下去，真的很容易被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在人性没有进化成完全向善的文明程度内，很难实现。
‘兼爱’也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人类的审美差异以及个性差异，很难实现这种，对所有人都关爱的社会状态，孟子当初提出一个尖锐的观点就是，墨家的兼爱，就是一个无父无君的状态，到时候有没有家国也无所谓了。
这点跟现在一些‘国际主义’或者‘地球村主义’很接近。
从某些角度上，墨家的主张有些与社会大环境有些格格不入，墨家就像是武侠小说那些大侠，赴汤蹈火帮助若何，呼唤人人平等，对世界充满热忱，但是却往往得不到好下场，只能被纪念的那些人。
不过也不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值得存在吗？
王耀在接触国学的时候，就对墨家情有独钟，除了学术上王耀倾向于中庸的杂家之外，在精神主张上，王耀就是一个墨者。
王耀不相信资本的猖獗，也不相信社会达尔文的屠刀，不相信这个人本恶，更不相信上帝能够全知全能。
他的幸运在于，他是一个走了狗屎运的人，因为系统让他有反抗这个世界的资格，既然有了这样的能力，如果不去做些很么，王耀会觉得自己活着的每一分钟，都是在负罪。
而且王耀从历史上的先烈们看到了与自己一样的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墨者，但是却坐着与墨者相似的事情。
墨家绝迹秦朝后，数十年后雨中大泽乡，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吹响了庶民反抗暴政的号角，终结了统治者们奴役的妄想。
两汉创造了华夏文明的辉煌，但是两晋却被门阀士族所谓的贵族阶级垄断，阶级固化导致，曹丕启用的九品中正制，将‘家世背景’放在挑选人才的第一准则，最终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整个社会失去的平衡的发展，与墨者简直的尚贤与兼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造成后来游牧民族铁骑敲开国门，造成了汉族之殇，‘五胡乱华’，动荡百年后‘一衣带水’的隋文帝杨坚复兴汉族，同时废除了让阶级固化的九品中正制，首都推广了后来科举雏形，打破了士族世家阶级固化的情况，让寒门也能出贵子。
因此盛唐才能出现韩愈，写下了千古名篇《马说》，其中一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流传至今，韩愈这篇《马说》改变了统治阶级对待人才的看法，以及对人权的重视，开启了华夏文化上第一次‘古文运动’让注重逻辑，讲究实用的古文，替代了早起注重修辞的骈文。
让华夏文体从过于阳春白雪的骈文，有了逻辑和精炼的特质，让文体复兴到春秋战国时的散文，让文学的思想继承了墨家的逻辑性。
每当世间有不平之事发生，每当战乱降临，每当人们因歧视和不公待遇而痛苦，就会有继承墨者精神思想的侠士出现，黎之约消除痛苦，解决不平，维护正义。
墨家学说虽然销迹，但是墨者却永远不绝于世。
他们或许不像是霍去病，卫青，岳飞，于谦等救国大将，但是却如武训，叶企孙，王阳明那般站在弱者的角度，用尽自己的力量去‘行侠仗义’。
人类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来考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贵族不仅创造文明，而且也创造历史；流氓从来不会创造文明，只会创造野蛮。
贵族精神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识代表人类野蛮的底端。大多数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注定是庸庸碌碌。平民不想甘于平民，要么追求高尚而成为贵族，要么走向卑鄙而成为流氓。
而人追求高尚很困难，成为贵族难上加难；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
显而易见的是，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
流氓占了上风，必然诱惑、逼迫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民族、****。变成流氓民族、****就是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这种贵族和流氓都是精神意义上的，而非身份物质。
墨家巨子以‘贱人’自居，但是他确实一个彻底的贵族，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承担的勇气；包括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包括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等等，都显得弥足珍贵。
华夏的贵族精神，大概可以挑出三个不同时期的典范，来看出华夏贵族精神的发展趋势。
第一代典范是屈原。？？？？？？？？
第二代典范是陶渊明。？？？？？？？？
第三代典范是曾国藩。？？？？？？？？
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华夏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的贵族精神也是墨者的贵族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华夏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华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华夏文明所有的伟大思想启蒙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齐驾并驱，华夏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甚至更加繁华。
第二代是陶渊明的贵族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
他开始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
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
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同时也是反应着当时统治者以及社会对‘贵族精神’的态度和压迫。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
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第六百三十八章 贵族与流氓（）
第六百三十八章贵族与流氓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贵族精神’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
这种自我放逐，成为华夏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第三代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
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
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
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
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华夏人精神的主宰，
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代贵族精神的变革，象征着华夏文明中贵族精神从胸怀天下到安于自保的报复，让贵族精神彻底没落。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蕃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
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