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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赚钱项目。学术界的情况就更是一边倒了，支持放权的学者大约能占到七八成的样子，有些学者甚至直接喊出了应当把所有企业都私有化的观点。”
“乱弹琴！企业都私有化了，我们还能叫社会主义国家吗？”罗翔飞怒道，“怎么，这样反动的观点也能公开在会上提出来？会议主办方难道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吗？”
冯啸辰摇摇头道：“罗主任，这个倒不必苛责了，学术研究应当是自由的，不能压制不同的观点，否则就变成一言堂了。”
“这怎么能叫一言堂，最基本的原则总是要坚持的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变的，不存在什么自由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就必须是公有制的……嗯，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必须是公有制，国家还是提倡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但像咱们重装办联系的这些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必须国有，这是不容置疑的。”罗翔飞说道。
冯啸辰皱着眉头道：“这就是我觉得形势不乐观的地方啊。我最近代替沈老师去参加了不少学术研讨会，有一些会议的级别还是挺高的，参会的有一些部委机关里的干部。持您这种观点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但并不占上风。从实践部门到理论界，占主流的观点都是经济自由化。我很担心这样一种思潮会影响到国家的决策。”
听冯啸辰这样说，罗翔飞的口气一下子就软了，他叹了口气，说道：“我何尝又不担心呢？其实，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这一年多时间，咱们重装办的工作越来越不好做了，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受到的掣肘非常严重，而我们能够使用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少了。国家这边，对于重大装备研制的决心似乎也有所松动。对了，你听说了吗，有一位学者最近提出了一个理论，叫作国际大协作理论，影响很大呢。”
“我当然听说了。”冯啸辰冷笑道，“在这几次学术研讨会上，国际大协作理论火得很呢，不但学术界支持，很多部委里的干部也给它站台，说这个理论对于指导部委的工作很有启发。”
所谓国际大协作理论，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秉赋条件，在这个体系中承担一个环节的工作。比如说，欧美国家的技术水平高，就负责技术前沿的突破、重大技术装备的制造；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劳动力丰富，就承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发达国家生产点袜子、裤子之类的轻工业产品；至于中东、非洲等国家，则作为原材料的提供国，卖卖石油、矿石啥的，也能过得舒舒服服的。
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根本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搞什么重大装备研制，人家欧美和日本都已经把设备造好了，你拿钱买来用就行了，为什么要自己搞一套呢？说穿了，不就是自力更生的旧思想在作祟吗？总是担心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害怕参与国际大协作会吃亏。而这样的思想，就是明显的冷战思维，是落后的、陈腐的……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美国迫切需要联合中国来遏制苏联的扩张，中美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欧洲和日本也同样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许多中国官员都相信世界大同即将来临，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的说法已经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大协作这种观点颇有市场。
其实又何止是中国，当时的苏联国内也有相当一批人信奉这种天下大同的观点，以至于酝酿出了戈氏的新思维，这就是题外话了。
冯啸辰是具有超前眼光的人，自然知道这种国际大协作的想法是何其幼稚。国家间怎么可能会有永恒的友谊？主导这个世界的规则只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处于产业链的底端，就相当于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只能是被人鱼肉的结果。在此前，他对国际大协作理论只是抱以鄙夷的态度，现在听到罗翔飞也提起这种观点，他心念一动，试探着问道：“怎么，领导同志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吗？”
罗翔飞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有些苦涩。冯啸辰知道罗翔飞这个摇头的动作里包含着好几层意思，一是领导人尚未接受这样的观点，二是罗翔飞不敢保证领导人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观点，第三则是表示出一种忧虑，甚至可能是失望。
“怎么会这样呢？”
冯啸辰有些懵了。
他虽然是一名穿越者，但前世一直是做技术管理的工作，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史了解不深。他知道80年代中期国内出现的这种国际大协作理论，但不记得国家决策层面是否受到了这种理论的影响，以至于作出了相应的战略选择。在他印象中，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的确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有一些企业倒闭了，有一些企业转产轻工业产品去了，还有一些企业则落入了外资的囊中。难道，这就是国际大协作理论的结果？
装备制造业的徘徊不前，不能说没有客观的原因，但用后世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段弯路了。走弯路的结果就是浪费了时间，损失了机会，要弥补这段弯路带来的影响，必然要付出血汗的代价。
既然自己来到了这个时空，是不是可以避免重走这段弯路呢？
“罗主任，您的观点是什么？”冯啸辰问道。
罗翔飞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是坚决反对这种理论的。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装备制造方面绝对不能仰人鼻息，必须发展起自己的装备制造业，这样才能不受制于人。说什么国际大协作，爹有娘有，都不如自己有。50年代的时候，苏联老大哥就曾经提出来，说他们有原子弹，可以保护我们，我们不需要自己搞原子弹，但老一辈领导人坚决要搞。实践表明，没有属于自己的国之利器，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地位，就只能永远被别人欺负。这样的道理，我们在50年代就已经懂了，现在难道反而不懂了吗？”
“可是，如果国家撤销了重装办，怎么办？”冯啸辰问道。
罗翔飞脸上露出一些决然之色，道：“只要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在，就绝对不会让重装办被撤销掉。别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妥协，但在重大装备自主研发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关键时候，还是需要你们这些老同志当定海神针啊。”冯啸辰感慨地说道。这个世界需要年轻人的闯劲，也需要老同志的稳重。前世的俄罗斯就是因为让一位年仅35岁的“大男孩”盖达尔主持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结果被一帮美国经济学家忽悠着来了一场“休克疗法”，差点断送了整个俄罗斯。
听到冯啸辰对自己的褒奖，罗翔飞并没有得意的感觉。他说道：“现在的情况有点乱，国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各个部门都不知道该如何做。商品经济的提法，我是赞成的，放权才能够搞活经济，管得过多就没有活力了。但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重大装备该怎么搞，这是一个新课题，需要我们大家去探索。对了，小冯，你现在可是社科院的研究生了，在这方面，你要多做一些贡献啊。”
说到最后那句话的时候，罗翔飞的脸上有了一些笑意。
冯啸辰道：“这也正是我要向您汇报的事情。我这次出去开会，接触了几家企业的领导，他们反映，现在重大装备研发方面的全国协作中断了，原来各企业之间会有一些技术上的交流，而现在大家都敝帚自珍，把自己的技术藏着掖着，不肯拿出来和其他企业分享。还有产品订货方面，很多企业宁可从国外引进设备，而不愿意用国内企业的设备，结果咱们辛辛苦苦引进的技术，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罗翔飞道：“说来真巧，我也正准备找你谈一下这件事呢。你知道吗，罗冶的王伟龙已经来京城好几天了，没准还去社科院找过你，不过你去外地开会了，他肯定找不到你。”
“怎么，罗冶那边出问题了？”冯啸辰敏感地问道。
罗翔飞点点头，道：“没错，而且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前两年咱们辛辛苦苦从海丁斯菲尔德引进了电动轮自卸车技术，你还专门去红河渡帮他们推销过。可现在国内的订货数量非常少，无法支撑起罗冶的生产，因为批量小，罗冶生产一辆就亏一辆。再这样下去，罗冶只能放弃这个产品了。”
第四百一十三章 罗冶的困境（）
三年前，由重装办协调，国家从美国著名矿山机械制造商海丁斯菲尔德公司那里引进了40辆150吨电动轮自卸车。按照合同规定，这40辆自卸车中间的20辆在美国原厂制造，另外20辆则交由罗丘冶金机械厂制造，海菲公司需要向罗冶转让全部的制造技术，并发放制造许可证。
这种方式，便是80年代非常流行的“市场换技术”方式，海菲公司想要获得中国市场，就必须拿出技术来进行交换，否则中国就会转向海菲公司的竞争者去采购这批自卸车。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国家，提出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不会得到响应的，但中国却是一个让各家装备巨头都不敢轻视的大国，谁都无法想象失去中国市场的结果，因此市场换技术这种方式，便非常普遍了。
当然，国外装备企业答应向中国转让技术，还存着另外的一些想法。有些企业觉得中国技术水平低，不可能真正掌握这些高端技术，他们即便是答应转让技术，最终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还有一些企业则所图更大，他们向中方转让七八成的技术，留下少数关键技术，用于卡中方的脖子。例如，一台设备中间少数几个部件的制造技术，外方是不转让的，中方如果要自己制造这种设备，就必须从外方采购这几个部件，而外方则可以把这几个部件卖出一台设备的价格，赚取更大的利润。
类似于这样的把戏，欧美国家的企业对东南亚、南美的一些国家也都采用过，而且屡试不爽。
罗冶接受海菲公司转让的150吨电动轮自卸车制造技术，中间也涉及到一些对方不同意转让的关键技术，这是没办法的。不过，海菲公司并没有因为对这些关键技术的垄断而获得好处，因为罗冶并不是菜鸟，它是曾经自主研发过120吨电动轮自卸车的，有着非常厚实的技术积累。在消化了海菲公司转让的那部分技术之后，罗冶组织技术攻关，突破了若干项海菲公司封锁的技术壁垒，实现了关键部件的国产化。
如今，罗冶独立生产的150吨自卸车，与从海菲公司原厂进口的已经相差无几，而价格却低了两成左右，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采购罗冶的自卸车不需要用到宝贵的外汇，这对于外汇极度紧张的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
罗冶的厂领导们信心满满，觉得有了150吨自卸车这样一个神器，罗冶未来20年都吃喝不愁了。可谁曾想，技术上突破了，市场却没有拿到。罗冶原本计划每年在国内市场上销售40辆以上的150吨自卸车，结果去年拿到的订单连20辆都不到，这其中还多亏当年冯啸辰替他们拿下了红河渡铜矿。由于冯啸辰折服了红河渡矿务局的老局长邹秉政，红河渡铜矿成为罗冶的铁杆用户，去年不到20辆的订单中，就包括了红河渡提供的8辆。
眼看着没米下锅，罗冶的厂领导慌了神，开始进行紧张的公关，派出人员前往各处矿山联系感情，推销自卸车。王伟龙因为曾经在经委冶金局借调过，是罗翔飞的老部下，因此被厂长指派前往京城来找重装办帮助协调。也正如罗翔飞说的那样，王伟龙到京城之后，除了找罗翔飞诉苦之外，还真的去社科院找过冯啸辰，只是因为冯啸辰外出开会，两个人才没有碰面。
“老王，我现在只是一个穷学生，你找我干嘛？”
看着被罗翔飞用电话叫来的王伟龙，冯啸辰笑呵呵地问道。
“当然是找你去救场了。”王伟龙道，“上次你去红河渡，说服了邹局长，现在邹局长成了我们罗冶的坚强后盾，不但向我们采购自卸车，还拿出一笔钱和我们合办了一个红河渡矿山机械研究所，几乎是无偿地帮我们做工业试验。我们厂长说了，请小冯你辛苦辛苦，帮我们再联系十家八家像红河渡这样的矿山，我们的业务就足够了。”
“老王，你杀了我吧。就一家红河渡，我差点没让老邹把我给废了。你以为说动一个老邹这样的老领导那么容易？还十家八家的，你以为我是诸葛亮呀？”冯啸辰没好气地斥道。
王伟龙那话自然是开玩笑，红河渡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像邹秉政这种有大局观念的单位领导并不好找。就算能够说服几个单位领导，他们也不见得能够像邹秉政这样大权独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