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萍己凸ひ邓胶芨叩墓遥黄浯问枪赜谥忻赖铝说氖虑椋挛那孔急赣迷谝爸斫杏嗡担Ａ羧蘸笄⑻钢匦挠嗟亍�
由青岛乘船出发。陈文强只在上海稍作停留，等随行的一干人等上船后，便按照计划驶入长江，直奔武汉，前去接手汉阳铁厂。
虽然已经找到了汉阳铁厂钢铁质量不过关的问题所在，但要使其顺利发展。陈文强认为管理是更为关键的因素。而要改变旧厂的体制，便要涉及到原厂上至官员，下至工头、工人的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陈文强此行不仅带着很多的工程技术人员，还从上海商团调了六十名精干队员，全佩手枪，担任他的护卫。如此郑重，陈文强是已经作好了用铁腕接手并改造汉阳铁厂的准备。另外。在岑春煊的举荐和运作下，朝廷虽同意了陈文强所提的条件，但要使汉阳铁厂运作正常，陈文强知道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一关要过。
……………
武汉，是汉江与长江汇合处三镇的总称。当陈文强踏足汉阳的时候，是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待并观察这个中国腹心的地方。
钢铁厂高耸的烟囱冷寂地矗立在远方，看不到冒出的烟，亏损已经使它停产了一年多；街道是拥挤肮脏的。这与上海差不多，畸形的经济繁荣也只是少数人的快乐。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而改善自己的生活。
龟山和蛇山耸立在江水两岸，依山傍水的乱石坡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窝棚。穿过不大的汉阳镇，老远就看见一座座高炉和一堆堆的焦炭。
“先入驻工厂，接手后马上开始按计划进行改建扩建，然后我再去拜见张之洞。”陈文强看着这些景象。知道要使汉阳铁厂重现初建时的热火朝天，肯定要耗费不少的时间。
内行与外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截然不同的，而科技的进步和专家的研究，也使汉阳铁厂的改造可以走捷径，而不是历史上的全拆再建。
汉阳铁厂现有100吨炼铁炉两座。10吨马丁炉即平炉一座，5。5吨贝塞麦转炉两座以及一些轧钢设备。转炉因为出钢质量低劣而停产，只有平炉还能生产一些鱼尾板等零部件。
因为从德国订购的三十吨平炉还需一个多月才能运到，而陈文强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受聘为总工程师的德国人吕柏便提议改造贝塞麦转炉，也就是把原先的酸性硅酸质炉衬改为碱性炉衬，并在转炉冶炼时与鼓风同时添加石灰石，从而把高磷铁炼成脱磷钢。
边恢复生产，边等待设备到位以便扩建，这符合陈文强的要求。而当陈文强带领着上百人进入钢铁厂时，一个意外的惊喜正等着他。
“下官李维格，为汉阳铁厂总办，接到朝廷旨意后已将全部档案资料整理完毕，陈大人先前所派人员业已开始工作……”由盛宣怀委任的铁厂总办厂长李维格虽然流露出失落和怅然，但还是恭谨而细致地向陈文强作着汇报。
陈文强转头看向吕柏，这个提前赶到铁厂的洋鬼子耸了耸肩膀，笑着说道：“贝塞麦转炉的改造工作正在进行，李总办很配合，召集工人也很尽力，预计这项工作会提前一周完成。”
陈文强点了点头，再看向李维格时，目光中已有赞赏之意，等李维格汇报完毕，便微笑着说道：“李总办尽职尽责，令人钦佩。这铁厂的情况，李总办自是比我等更加了解熟知，若是李总办尚无去处，便暂且留下，助本官一臂之力，尽快使这铁厂恢复运转，如何？”
李维格原定被盛宣怀奏请出国考察炼铁新法并洽购设备，但陈文强横插一杠，挤掉了日暮西山的盛宣怀，也就使他的差事悬了起来。汉阳铁厂改制为商办，由陈文强接手，朝廷旨意已经说明，但却未重新安排他的职务。陈文强露出婉留之意，自然是件好事。况且，李维格是个负责任的人，被聘为铁厂总办时也有着雄心壮志，要把铁厂办好，不枉自己的一番苦学。
“陈大人好意，下官岂敢相拒？”李维格苦笑了一下，说道：“汉阳铁厂本东亚创局，事非素习，然自张、盛二公指张之洞、盛宣怀以及二公所用之人，无一非门外汉，暗中摸索，何能入室登堂？下官自接任铁厂总办以来，苦思钻研，却不明铁厂弊，实是心有不甘。陈大人远在崖州，未至铁厂却已心中了然，令下官钦佩备至。若是能解下官心中所惑，下官感激万分，愿暂留铁厂，效绵薄之力。”
“见识得不错，办厂人员不懂技术，盲目订购设备，正是最大的问题。”陈文强微笑颌首，说道：“那咱们就共同努力，拭目以待吧！”
不懂装懂，当官的拍脑袋作决定，正是洋务运动的弊病之一。
当年筹建汉阳铁厂时，洋人曾提醒过“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可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
结果可想而知，先是马鞍山的煤不能炼焦，还要从德国购焦炭；后来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又因为所购机炮为酸性配置，不能去磷。折腾了五六年，花费了五六百万银子，合格的钢却还未炼出来。
而陈文强甫一接手铁厂，便雷厉风行地开始各项工作，数十万元砸下去，召齐散落的、形如乞丐的原铁厂工人，马丁炉开工，转炉改造，厂房修补，设备检修，两座炼铁炉也采用新工艺生火炼铁。
一座座高耸的烟囱陆续冒出烟柱，生气又逐渐回到了停产多时的汉阳铁厂，并由此向汉阳镇扩散，挣到工钱的工人脸上露出了笑容，家属也扫去愁容。在鞭炮锣鼓声中，冠名为华强公司的米店、杂货店陆续开张，从上海驶来的轮船不时靠岸，运来各种商品。
在一片红火的气氛中，上海、武汉的数家报纸登出了汉阳铁厂已经全面复工，一座平炉、两座转炉经过工艺、设备改造，陆续出钢。经克虏伯公司的专业人员检验测定，钢铁质量全部全乎标准，可以用现行设备轧制钢轨，制造铁路所需零件。
…………。。（。。）
第一百三十八章 迟来的拜见（）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解决汉阳铁厂的质量问题只需要对铁煤进行化验分析，再选择碱性平炉，或改造酸性转炉，就能够加以解决。
但在当时，中国缺乏技术人员，缺乏科学知识；洋人工程师刁难掣肘，不肯轻易传授关键技术。所以，当困扰汉阳铁厂多年的问题，被陈文强三下五除二地解决，又投入资金使汉阳铁厂起死回生后，便立刻引起了世人的惊叹。
“半个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不可思议地连连摇头。
“不止半个月。”身为张之洞幕府“通译”的辜鸿铭想了想，说道：“听说先期到达了一批人员，得铁厂总办李维格配合，相关工作已经展开。陈文强到时才算正式接收，说是半个月，实则一月有余。”
“一月有余呀！”张之洞叹了口气，“数年之难，他竟能月余解决，真是洋务奇才也。岑春煊，嘿嘿，还真找到了好臂助。等到朝廷嘉奖，他在朝中地位更固，声势更强啊！”
“陈文强也未必是岑春煊的人。”辜鸿铭沉吟着说道：“应该是互相借势而已。不过，这陈文强思虑很周全，借着汉阳铁厂一转颓势之机，正在报纸上大谈公司化运营的好处，显是要推动朝廷尽快实施那个《公司法》，以为国家工商发展铺平道路、减少阻碍。而从深层来看，未尝不是为以后岑春煊万一失势而预留后手。”
“言之有理。”张之洞深以为然，说道：“若《公司法》推出，汉阳铁厂已改为商办，自是由该法管理。朝廷刚施新法，陈文强又是立宪派主力。当不会岑春煊而株连。无论岑春煊是盛是衰，这陈文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只是，这家伙未免太不将本督看在眼里了，至今尚未投贴求见。”
“有本事的人自然有些傲气。”辜鸿铭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这也与他的脾气禀性相近，便帮着陈文强说话。“刚刚接手铁厂，事务繁忙，一时抽不出身也是有的。”
辜鸿铭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十四岁时，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在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辜鸿铭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先后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在结束了十四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后，辜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并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辜鸿铭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要知道，想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否则，就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因为有学问，有本事，辜鸿名虽然二十多年来一直只是张之洞的幕僚。但却很傲气，甚至敢拿张之洞和端方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
“除了有本事，还很有钱。”张之洞停顿了一下，沉吟着说道：“应该是善筹资，不仅国内的。还有国外的；不仅是华人的，还有洋人的。汤生，你说这粤汉铁路修建一事，能不能委托与他？”
1896年10月，清政府下旨修建粤汉铁路。但因耗资巨大，工程延迟至1900年7月才动工，且进程缓慢。至1903年8月仅建成49公里的广州至三水支线。1905年6月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先是经过与美国公司的艰难交涉，以高价赎回路权，定由三省各就本省地段。
本来呢，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是件大好事。特别是随着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由此，中国人“不借洋债、自行筑路”便也成为热潮，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是，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譬如广东筹集股本一千四百万两，相当于广东境内粤汉铁路投资的一半；湖南筹集五百万两，不到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投资的五分之一；四川筹集一千六百万两，只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x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徒增负担。而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奏办多年，多无起色”的那些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当时国内极度缺乏铁路建设和管理人才，因而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外方派出这方面人才，这似乎也不为过，很多时候也谈不上有意控制中国路权。就这点而言，民族主义固然激越动听，但效果却未必上佳。
张之洞和辜鸿铭看到了这一点。但在民族主义纠葛的背景下，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举借外债、实行铁路干线由国家建设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辜鸿铭想了想。轻轻摇头道：“耗资太大，耗时太长，收效则太慢，就算是陈文强长袖善舞，恐怕也不会把资金和精力投向粤汉铁路。不过，承担一省的铁路工程，倒还可以与其商洽。”
“若能在短期内建好湖南或湖北境内铁路，亦是功莫大焉。”张之洞慨叹道：“本官奉旨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