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然在外人看起来繁复而耗资巨大，但陈文强还是充满了信心。特别是对革命军的这次巨量补给后，短期内不会再有沉重负担，工厂的三分之二产能也转为民用生产制造，更大地创造效益。
而陈文强的产业之所以能够兴旺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科学管理、人尽其才、效率高、奖惩分明。不用和那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工厂企业比，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也没有哪个能把现代化的经营理念运用得如此娴熟和全面。
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陈文强的官职来看，兼有布政使衙门和臬司衙门的差使，虽然不是一把手，但依陈文强的实力，即便他擅权独揽，也几乎无人制得住他。尽管他处事圆滑。并不轻易开罪所谓的上官，可不表示他会象张人骏所建议的那样隐忍窝屈。
清末，中央威权不断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很大，但握有兵权的将领更令督抚看重且不敢开罪。比如历史上的水师提督李准，握有二十个巡防营的兵力，竟敢与总督张鸣歧分庭抗礼，直到张鸣歧调来龙济光，分了李准的兵权。
虽然陈文强手中的武力现在只有警察，但扩充和装备后实力也不可低估。而且陆路提督吴禄贞是他的死党，在广东还真没什么人能够撼动他。如果真的需要，陈文强也不惮于露出强霸的面目。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招揽。陈文强手下可谓是人才济济，很多事情都不用他亲历亲为，只要安排下去，差不多就能办得妥当。
首先是广东制造局石井兵工厂的搬迁。陈文强借口广东无铁矿、无炼钢厂。把机器、设备和工人技师都迁往琼州，与崖州兵工厂合并。
广东兵工厂建于1874年，后改名广东枪弹局，又称石井兵工厂。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该批机器遂运往湖北汉阳， 成为湖北枪炮厂。1896年枪弹厂改称广东制造西局，又称称枪弹厂石井新厂，下设枪厂。
到了1905年。因为原厂只能仿造单响毛瑟，半用人工。每日仅出枪五枝，岑春煊遂奏请扩充制造，移建新厂于清远县大有村。并向德商信义、礼和两洋行新购机器，其中有可造六密里五口径1898式5响毛瑟无烟快枪二十五枝之新式造枪机，及每日能造无烟弹25；000颗之造弹机，大小共计四百余具，共六十七万余两。又订克虏伯格鲁森厂每日出药三百磅之制造棉花药，转造无烟药各种机件共十四万两，已订合同签字。
这是外藩先斩后奏，突然想到要和朝廷提一下，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因前四川，湖南两省上年均奏请购机建厂，由政务处驳令缓办，练兵处正在计划于全国兵队所需之处，建北，中，南三厂，不再由各省自行其事，由陆军部统一办理。
一九零六年，岑春煊请以新机扩充旧厂。因新机已付款购定，并陆续运到。朝廷经过商议，由练兵处拟准广东以新机扩充旧厂。
随后，在广东番禺石井制造西局旁购地， 扩充旧厂成立制造军械厂，后改名广东兵工厂。以旧制造西局之枪弹厂改建为黑药厂，炮械厂改建为机器厂，复建立枪厂及无烟弹厂。并在南海县属滨江口地方，另建无烟火药厂。
虽然几经波折，广东兵工厂的经营却并不见大的起色。起初，不仅设备购自德国，甚至连弹头、弹壳铜坯均需进口；步枪的枪管，也是从外国买回毛坯，再行钻孔加工膛线。到了后期，虽然停止进口枪管毛坯，但仍需进口制枪钢材。因为广东省内一直没有钢铁工业，如果买不到外国原料，就只能停产。
而且，广东兵工厂虽然仿造成功德国1904年式毛瑟步枪， 称之为光绪三十三年六米厘八新式五响无烟快枪。但手工化程度严重，每日只能出枪二十余枝。再者，兵工厂的规模尚称齐整，然而住屋多厂房少，枪弹两厂空气不甚流通，夏间暑气蒸灼，各匠之病不到工者十之四五。制造军械的原料，也大多来自外洋，因此产品价格昂贵，造不如买倒是很契合。
改造、整合，陈文强对广东兵工厂的机器设备还算满意，毕竟是新购置的，没有什么大毛病。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兵工厂的匠目，也就是技术骨干。其中曾赴德见习制造工艺三个月这三个月的见习是以购买德国机器为条件的的留洋技工更是为陈文强所看重，不惜重金予以挽留。
把广东兵工厂搬迁至琼州，无疑使陈文强完全控制了军火的生产和供给，而辅以科学管理后，创造效益也将是很快便能见到的事实。
搬迁兵工厂的同时，陈文强将兵工厂的数处土地发卖，又筹资两万元，投入黄埔船局，除刚刚大修并建成的三座石船坞外，再新建两座大型水泥船坞，并扩建码头；又整修机械，聘请技师。重开维修、造船等业务。
其实，陈文强接手黄埔船局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柯拜、录顺两座石船坞经修理后可供两艘千吨级轮船同时入坞。也可合供一艘五千吨的轮船进坞修理，但随着轮船尺度和吨位的迅速增大，三百英尺以下的船坞，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陈文强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合作，对船厂进行改建、扩建，并从香港招收华籍技工。首先开始制造两艘三千吨级商用轮船。
为什么不造军舰而是商用轮船，而且扩建船坞以修船为要，自然是关系到
到钱的问题。商用轮船是联合航运公司下的定单。修船也是马上能见到收益的，造军舰那就是白扔给广东水师了，官府哪有钱给陈文强。
现在陈文强把黄埔船局、水雷局、鱼雷局全部收到手中，两艘三千吨级的商用轮船也出厂一艘。另一艘再有月余也能下水试航。赚到的钱已经够这三个局一年的维持费用。
兵工厂、制造局这两个产业安排完毕，陈文强又把盐运使的职权充分使用。派人巡视广东各盐场，裁撤冗员，实行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办法，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同时，陈文强开始在智囊团的策划下，改革广东盐政。
说到盐政。在整个清朝时期也进行过数次改革，但官场的。监管的缺失，朝廷对利益的追求，使盐政由纲法而变为票法，经过数十年的流变，却重新回归到纲法的旧路上。
而通常来讲，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纲法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现存制度有强烈的需求，这是制度的锁定效应，即制度的路径依赖模型。在这种情况下，靠自发的需求诱导制度变迁，是不能够实现转变的，这种锁定状态的打破必然要依靠引进政府的强制性行为。
陈文强有勇气，有魄力，但对改革也慎之又慎，只是在广东试行盐政改革。
首先是废盐引而行盐票，使盐业向更多商人开放。只要到盐政衙门领票就能经营，盐业行销的地界大大拓展，来去自由。官府按票加税，持有盐票越多的商人，税负越高。
其次是官运商销，利用广东的沿海优势，雇用联合公司的轮船，将盐批量运至各沿海港口，各盐商可凭票在就近港口仓库领盐。
再有一项则是官督商销：由盐运使衙门主持，召集各地盐商抽签选出盐商协会，与盐运使衙门确定加价额度，大致以二成为最高限价，以盐场出盐成本为最低限价，尽量避免恶性竞争，形成大商吞小商的垄断局面。
最后一项改革措施则是废厘为税，有票运盐，在广东境内各厘金局不再收费，减少运盐成本和盘剥环节。
纵观有清一代的盐法变革，无非是在纲法盐引与票法之间游走。票法之精髓，当在商人持票运盐，自由竞争，不得世专其利。故票法之利，利在小商小贩，小商多则大商不能垄断，商无垄断权力，恶习必少，官场积弊亦少，浮费得以减轻，本轻利厚，因而运销两旺，官府、商人与民众各得其所。
事实上，陈文强的改革措施有创造，却也有抄袭。但他和智囊团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革除了纲法的积弊，也弥补了票法本身的致命缺陷，更使官商勾结的机会大大减少。
不管你是大商人，还是小民贩，只要在各地盐运使衙门持银领票，领到的盐的价格几乎是相同的。规模化的运输和就近取盐减少了个人运输的成本，废厘为税减少了盘剥环节，限价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恶性竞争
总之，改革的措施是相对周全的，作为暂行办法也不是不能进行调整和完善的。当然，这些改革肯定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诋毁和反对，陈文强对此是有心理准备和防范措施的。
没办法，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的过程。特殊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必然纷起而攻之。而这些人，自然是盐引制度的“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
但陈文强决心已定，雷厉风行地开始实施这项迟到的改革。从而，那张充满魔力的纸片变成了废品，使靠盐引赚取垄断利润的盐商失去了特权，使普通百姓感到了盐价大降的政策红利。
接二连三的举措令人瞠目结舌，厘金局与巡警总局合并办公，各地的厘金所该撤的撤，该合的合，各所领导也重新委派。厘金重新确定，按照不同商品有免有减，也有增加的。
比如凭票领取的食盐，厘金全免；本省农产品，厘金豁减大半；本省工厂企业制造之产品，厘金减半；洋货，厘金加倍
从以上也可以看出陈文强的思路，那就是变相地扶持民族工商业，打压洋货的销售，涉及到民生方面的更是予以优惠。既然他无法在关税上进行保护，对于洋货在销售渠道和终端予以遏制，也就是唯一的办法。毕竟洋货也多是要靠国内的商人经销，只要他们觉得经营成本提高，自然也就会丧失贩卖洋货的积极性。
新任两广总督袁树勋尚在路上，张人骏是胡混等待，广东就只剩下陈文强在上蹿下跳，挥舞着各种权力大棒，刮起了改革的旋风。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广东风气开放得早，几任总督都重视教育，这也为陈文强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的大批优秀毕业生被陈文强招揽聘任，还有警察队伍中抽调的精干者，将被委以盐运、厘金、制造局、地方警察局等各机构的官职，分赴广东各地，将陈文强的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从表象上看，陈文强干得风风火火，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改革。而他自己把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哪里了呢答案或许会让人吃惊，其实陈文强一直关注着清乡剿匪，一直在招募扩充警察队伍，一直要彻底扭转广东的治安。
其实道理并不难理解，陈文强想革除弊政，想鼓励扶持民族工商，想把广东这个蛋糕做大，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就是根本。。
。。。
第二百三十二章 剿匪清乡，新督似不满（）
清军于西南再遭大败，丢失防城和钦州两个港口，南宁亦撤兵弃守，战局似乎岌岌可危，广东面临重大威胁，清廷为之极度震惊。
但形势的发展却并不是急转直下而不可收拾。吴禄贞由琼崖兵备道升任广东陆路提督，亲率千余精兵赶至廉州府今合浦督战。经过急速整顿后，合十数个巡防营广东新军共六千多人马，掘壕挖沟，重新构筑了防线，并挫败了乱党的“进攻”。
“乱党连续作战，加之雨季，道路难行，供给困难，已显疲态；然我军新败，士气低落，兵力不足，守有余而攻不足，对峙已是极限，或还有危险”
对于吴禄贞的奏报，张人骏不觉得失望和疑惑，反倒是喜出望外。虽然去职已成定局，但广东暂无危险，还是令他感到欣慰。同时，这也证明他有识人之明，走马换将终于稳定了战局，对朝廷也算是有个交代。
既然吴禄贞报告说还有危险，那就只能继续增兵，以求彻底稳固防线。七抽八调，张人骏利用最后的时间，又从广东各地拼凑了五营兵力，开往前线。同时，他向朝廷上奏，请求钱粮物资上的支援。
尽管把督办新军的差使交给了陈文强和吴禄贞，但陈文强也向他陈明了困难，短期内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新军的编练只能缓行延办。对此，张人骏也没有办法，只能要求陈文强尽心竭力，新军的编练则可以排为单位持续进行，积少成多。
简单地讲，张人骏就是要陈文强有钱就出，按照四十多人一个排的标准来编练新军。而不必非筹够一标或一协，甚至一镇的资金方才开始行动。
陈文强还是给了张人骏面子，答应用此法编练新军，并慷慨地拔付给吴禄贞一万元募兵费，还有百枝步枪。反正张人骏也呆不了多长时间，编练新军也有了他的章程。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