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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得最欢势。
张彪的第八镇要南下，武汉三镇就只剩下了黎元洪的混成协，这就使决战于此的革命方略实行起来更加容易。
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决战武汉，却尽量不战于武汉，而是据守北方的武胜关，截断武胜关以南的京汉铁路一段，与南下的北方清军在武胜关作生死较量。
生死较量或许不是很准确，但总参谋部还是认为与北方清军总要打一场硬仗，证明革命军的实力。没有实力保证，又何来谈判？即便先不管谈判的问题，与北方清军的作战对南方各省的响应，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陈文强和总部在作出决定时。并不知道另外一个革命团体也把目光投向了长江，投向了湖北新军。
……………
新加坡。
在密林深处的一座白色两层楼房内，重新捡起同盟会招牌的中华革命党，正在密谋商议着发动革命。
说起来，复兴会组织成立了革命联合阵线，对同盟会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西南革命运动日渐高涨。也形成了不是压制的压制，在革命群众的争夺中，同盟会同样也落了下风。
所以，会议之初的气氛有些沉闷，直到北辰慷慨激昂的动员后，气氛才有所活跃。
“……革命之风潮已经兴盛，华侨思想已开化。我们的困难不在于四海穷困，恰恰在于我们丧失信心，没有计划。没有勇气。久困奇穷，等待便是自我消沉，自我毁灭。所以，我们要尽倾全党之人力、物力，克服困难，排除险阻，作破釜沉舟之壮举。”北辰停顿了一下，挥舞着手臂高呼道：“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成败利钝，在此一举。”
与会会员们从座位上纷纷站起。热烈鼓掌，在空中挥舞拳头，互相激励。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革命是高尚的事业，但离开钱，却依然玩不转。而且。由于西南革命之势已成，在何地发动，又在会员中引起了争论。
“广州作为突破点已不合适，虽然军队多被抽调，但警察力量却强大起来。以清乡剿匪为名，屠戮抓捕会党和江湖好汉，原来的革命基础已被破坏。”居正首先反对再在广州起事，而提议在长江地区发动，“在国内，武昌新军是唯一可对阵北洋军的部队，湖北革命党人在军中的运动又是全国最早的。眼下第八镇又南下，似乎是很好的时机。”
“武汉深居内地中心，四面受敌，率先发动，恐怕不合适吧？”胡汉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广州靠近大海，海外力量接应得上。如果在广州率先打出旗号，长江地区再同时响应，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吧？”
“我说说我的看法。”出身于日知会的李楚武显然是赞同居正的意见，“我们最早的革命，是策动绅士官员，结果发现这帮人堕落彷徨，不足以成大事；接着呢，又是联合会党和草莽，又感到这些人放荡不羁，江湖脾性过重，难以约束。所以，我觉得运动新军应该是最后的希望了。既然如此，还是湖北最为合适。湖北新军中本就革命基础较为深厚，又有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等，武器、兵饷也是能够保证的。”
“武汉是内地水陆交通中心，一旦起事发动，必然会震撼全国。西南又有革命军牵制，后顾之忧并非很大。”又有人赞同在长江地区发动，理由也很充分，“就民情风俗而言，此地民风悍野，凶蛮好斗。有兵力、武器、地理、人情这四个优越条件，绝不是广州可比的。”
“既然在武汉发动有诸多优点，那便这么定了。”北辰也觉得有西南革命军，广东会党绿林又遭到沉重打击，重新选择突破点也不错，“这次发动事关重大，胜败在此一举。若再无建树，日后又如何面对倾财付出的海外华侨？”
“是啊，人们会怀疑我们这帮人骗钱，以后再筹款可就难了。”李楚武附和着，但这话却有些不太入耳，“如果能与革命联合阵线建立联络，共同响应——成功的希望更大。”
“志同道不同，在我看来，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声势很大，但到底还是畏首畏尾，偏安一隅。”胡汉民见北辰脸色有些不愉，便插嘴说道：“而且，其行事颇为诡秘龌龊，对本党抱有很大成见，又有诸多打压分解之举，实在不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共同革命的盟友。”
“我对他们是没有什么成见的，都是革命志士，但他们既有自外之心，我们倒也不必硬贴上去。”北辰淡淡地说道：“革命嘛，要有天下为公之心；党同伐异，我是很不赞同的。”
会议又持续了很长时间，才算把诸项事务商议妥当，都分派下去。其中便有在上海和武汉分别建立统筹部和指挥部，就近指挥的事情。
会议已毕，北辰便要去南洋各地和美洲筹款，其他工作也便随之展开。
……………（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三章 底线？（）
孤注是孤注了，但这一掷能否成功，甚至是能否掷出，在当时中国的形势下却是未必。
不仅仅是因为革命联合阵线已经掌握和控制着国内大部分的革命资源，更因为同盟会内部也有复兴会派出的卧底，对于陈文强这个爱玩“无间道”的家伙，同盟会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很快地传到了他的手中。
是响应，还是捣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也有各人的革命方式，但陈文强却有些不以为然。
筹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钱财，搞上几百条枪，一起义就能得四方响应，就能撼动清廷的统治？显然是不现实，甚至是异想天开。
革命不仅是个复杂的工程，而且要不断地适应形势的变化，适应社会变革的特点，这样的革命团体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担当起革命的先锋队。
而观察同盟会，便会发现它不切合变化了的晚清社会的特点，疏远了大众。这些大众就包括拥护立宪的资产阶级主体——绅商，更不要说穷苦的底层百姓了。同盟会通过激烈的排满口号来聚集人气，通过论战与立宪派水容不相容，也就是自己将自己缩小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
当然，同盟会这个很小的圈子中包括了部分华侨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少数有远见的资产者、会党和少数受策反的军队，但毕竟势单力薄。历史上，如果不是慈禧的继任者过于愚蠢，导致资产阶的主体——绅商阶层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关键时候充当了推翻清廷的助推力，辛亥革命要取得成功是很困难的。
而北辰的诸多缺失，也使其没有能够与当时一流的精英联手。这恐怕是他未能成大事的最主要的原因。且不说陈文强这样具有与众不同思想的超一流高手，便是黄兴等一批志士也与北辰矛盾不断，使同盟会内部和其他革命团体之间，都难以形成精诚团结、共同奋斗的氛围。
而宋复华的理想或许也不尽现实，但他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却是正确的，对非暴力变革的情感也沛然如肝肺中流出。
如果治理国家⑨，
第一百八十四章 不可留，倒逼清廷（）
外表和内心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
陈文强由陈英士想到自己，认真比较了一番，还是觉得有很多不同。不管是自我安慰，还是客观准确，反正陈文强不认为自己是陈英士的那类人。
“睚眦必报，心狠手辣，不择手段。”面对着送走陈英士，前来领受机宜的杜月生，陈文强先是用了三个词作了简短的评价。
杜月生对陈英士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表面，毕竟接触时间短，又没有陈文强的异能，听到陈文强的评价，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先生，这样的人不可留。”杜月生很快就说出了自己的决定，然后又解释道：“我听手下人说过，这个陈英士性情豪放，自加入青帮后，以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而著称。本来还想着招揽其才，以为我们兴义堂之骨干。先生既有此断语，这个人便不可任其坐大。”
陈文强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终于是硬下心肠，冷冷地说道：“行动要周密细致，不可牵连到兴义堂头上。要知道，陈英士不仅是青帮中人，还是同盟会的骨干。若是弄得不好，麻烦不少。”
不可否认，陈英士是个人才，能在同盟会低谷之时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局面，虽然联络的还是帮派人物，但从空言渐进于实行，能力不可低估。
如果只是如此，陈文强还会保持自己的底线，不会起杀心。恰恰是陈英士性格中隐藏的阴狠、暴戾，却让陈文强心生警惕，绝不允许其有发挥的势力。
同时，除掉陈英士这个同盟会在国内的最得力干将，什么孤注一掷。多半就会以夭折告终。特别是上海，那是陈文强要绝对掌握的地盘，绝不允许同盟会在他已经有九成把握时横插一脚。
“陈英士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常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下手并不困难。”杜月生比较自信地向陈文强保证，“属下会想出一个不令人怀疑到兴义堂的事由。行动前也会请示先生，先生同意之后再动手。”
“那就交给你去办了。”《，。≧。↘o《 s=〃arn：2p 0 2p 0〃》s_；
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事务繁杂，我确实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好生去做，由黑转白的日子不远了，是做官还是做个富家翁，都由得你。”
“先生放心，月生定效死力。”杜月生赶忙起立躬身，说道：“跟着先生。才能飞黄腾达，月生若连这dian都不懂，岂不是白活？”
“飞黄腾达，不错。”陈文强摆了摆手，笑道：“你有此心，我亦会成全。而且，只有忠心耿耿，前途之光明。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
……………
上海，既是陈文强的发家之地。也算是他最有把握光复的地区。
商团武装便是由上海开始组建，且安插了很多复兴会和兴义堂成员。再加上革命阵线中其他革命团体的人员，商团的控制是没有大问题的。而上海的巡警，也被陈文强渗透得很厉害，且若论打仗，这些巡警根本就不行。既无法倚仗，也称不上什么阻碍。
至于沪军，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陈文强也没太放在眼里。
上海关道、江南制造局、大清银行都在上海。可谓是有饷有军火，陈文强是非拿下不可。如果商团武装力量不够，他还有备用方案，从广州用船运来一千多精兵强将，这也不算是太过困难。
而就陈文强的判断，拿下上海可能并不需要苦战恶战，且上海华洋杂处，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一旦光复，对清廷的打击和震动则非同小可。
当然，宪政派的支持和参与，不仅对光复上海很重要，对整个革命发动的成功也相当关键。陈文强可以利用自己在宪政派中的地位和影响加以说服和引导，但时机却要把握好。而且，最好清廷犯个令宪政派失望着的大错，或者革命的发动取得一个首先的胜利，才更有利于宪政派的倒戈与合作。
就当时而言，新的利益集团的发展是被清廷容许甚至支持的，在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迈进了很大一步。但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其后果是什么呢？清廷显然没有料到，新思潮的发展是不受他们控制的。
如果说在一九零八年以前，它还能够控制新思潮，并防止它们对原有的权力中心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的商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实的臣民，但是到了一九零八年以后，这些人的政治期望惊人地增加了。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将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更为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一方面帝国政府在压力之下前所未有地开启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途径，另一方面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新兴而起的士绅阶层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诉求。
而西南革命的持续，显然正在被宪政派人士充分利用，他们向政府进一步摆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坚定地与当局合作，但是需要满足他们进一步提出的政治条件。
同样，革命的宣传也正在被宪政派人士所理解和接受。共和嘛，也没什么不好，还是要有地方议员，还是要有国会，除了没有皇帝，结果似乎大同小异。而对于皇帝的感情，宪政派又能有多少呢？
而各省咨议局的选举产生，并没有令宪政派感到满足。即便是在开会选举过程中，成员们也在争取新的权利，并对咨议局的权力还要受到督抚的监督感到强烈不满。
而清廷却不想再作出让步，起码是暂时不想。如果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