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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革命军政府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各省代表选举出临时政府主席宋复华后，正式宣布临时政府成立。
“军学各界自悉各省代表举定政府主席后，均眉飞色舞，互相庆祝，所有各商铺居民无不预备香花灯烛，以示欣喜。军政府门前。更用五色电灯，排成花样，其光彩焕然一新，虽白叟黄童，无不共称中华共和国万岁云。”
这些诉诸报端的文章虽然有作秀和夸张之嫌，但此时正好可以大力宣传。以证共和深得人心，为民所拥护。
而新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继续雷厉风行地行使着政府职权，彰显出勃勃的生气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广东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布在广东、广西实行地方镇、乡、村级自治，并且颁布了定租定税法，还登载于报端。
“……华夏黎民百姓之苦，世界乃绝无仅有，生民焉得不辗转沟壑……为生民稍得喘息，元气稍得培育。军政府特此宣布施行《定租定税法》，即将地租限制在1909年总收成的37。5％，如果原来租金高于此者必须降低到这一限额水平上，如果原来租金低于此数的则不准增加……”
广州军政府实行定租定税法和县以下自治，并减免三分之二的农税，通电全国后，顿时震动了整个中国。
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刚刚成立的军政府，居然敢于在自己的地盘上免去这么大一笔收入。并且实实在在地开始实施地方自治，虽然是县以下的。可相比自清末起，鼓吹了多年而未实施的拖沓，这绝对算得上雷厉风行了。
国内其他报纸经过短暂的失声，终于开始纷纷叫好。无论是哪方的势力，都将利国利民挂在嘴边，但却只是挂在天上的月亮。画出来的大饼，除了让人心怀憧憬外，很少有变成现实的时候。
而广州军政府废厘金，减农税，降地租。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众的善策。敢为天下先，言行一致，这便足以让人产生敬佩之心了。且不管军政府的出发点如何，相当于百姓实际得到的好处而言，便显得不重要了。
其实，相比于农税，附加在农税上的超过正项几倍的其他杂捐杂税才是大头，广州军政府减免的税收大大超过了地主们因为减租而招致的损失。这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一下子堵住了这些不怀好意人的嘴。既然能收揽人心，说明这事情本身并没有错，可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实施呢？既然地主的收益未受冲击，压榨一说又从何谈起？
算来算去，农民因为减租而受益，地主因为减税而增收，商贾因为废除了厘金而得利，唯有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广州军政府吃了亏，白白损失了一大笔收入。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这难道不令人敬佩吗？
工业化进程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广东军政府推出的政策不是什么独出心裁，借鉴的反倒是古老的经验。
明末清初，大西军在经营云南时，曾颁布过切实可行且效果显著的田赋政策，“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民得六分”。这一政策的特点是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又保证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地主们虽然心怀不满，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着，减少了敌对情绪。
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秋成就“倍于曩昔”，连年又“大熟，百姓丰足，兵民安乐如初”。
减租减税法既借鉴古人，又经过了反复的集体商议，并在西南根据地试行过，这才不断改进而形成。这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人为地推动工业化过程中有意地通过剥削或牺牲农业部门的发展，来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情况非常不同。
比如，配合减租计划，还有一些相应的措施，如租期不能随意终止；最短的租期是五年；若佃农没有违反租约，租约到期必须续订，以此保证佃农放心地对土地进行投入。
军政府还将从顽固、贪腐的满清官吏那儿没收回来的公共田地出售给无地之农民，每户允许购买十亩，可以用十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以农作物或现金支付。所厘订的价格若以十年分期付款算，再加上有关的利息（4％）、税收及其它费用，恰好约为原来佃农在租用土地时所要缴纳的管制下的地租，即37。5％。
如此一来，就不会对以租金收入构成其主要收益的地主造成即时的冲击。同时。军政府还宣布，将农税降低至原来的三分之一水平，并免除了大部分的苛捐杂税，这样那些反对的力量就会大为减少，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会成为政治不稳和社会不安定的来源，从而为定租定税法获取地主的合作。得以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另外，中国银行还决定为农民开设小额无息贷款，以户为单位，每户为二十元，以此为贫困的农户提供最初的启动资金。
……………
上海。
“真，真有钱啊！”胡汉民将报纸拍在桌子上，又羡又妒地说道。
“是啊，合资银行经营多年，所赚利润非常丰厚。吸收了大量的资本，再加上苦心建立的信誉，实力确实雄厚。”王孟南感慨道：“有这厚实的基础，由它给中国银行做担保，所发行的钞票才够坚挺，才能在南方各省通行无阻。”
“对呀，他们用的是纸币，咱们也可以印自己的钞票呀！”胡汉民好象得到了什么启发。喜出望外地叫道：“我们的中华银行什么时候能够成立，你说要筹备。怎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呢？”
王孟南苦笑连声，缓缓解释道：“开银行，印钞票，哪有那么容易，没有一定的金、银储备。印出钞票也形同废纸啊！人家凭的是雄厚资本和多年的信誉，背后还有复兴会作靠山，才敢发行股票、债券，印出的钞票也能得到民众认可。咱们呢，唉。实力有差距呀！”
胡汉民眨着眼睛，虽然不是很懂，但也听明白了大概，颓然地坐回椅子。差距，我不知道有差距吗？复兴会深谋远虑，厚积薄发，现在才渐渐看清人家的真实力量。同盟会呢，如果从兴中会开始算，比复兴会历史还悠久，孙先生的名气也比这些后起之秀大得多，可为什么，不知不觉被人家落下这么远。论军队，论地盘，论人才，论财力，竟没有一样能比得上人家的。
而且，陈文强说到做到，通过查理宋向同盟会转达了类似警告的口头通知后，只等了一天便展开行动。商团、巡警、租界巡捕，再加上留守上海的部分正规军，毫不留情地对游杂武装进行清洗、打击。
不管是号称同盟会，还是打着什么别的革命名义，要么接受整编，要么缴枪遣散。犯罪的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态度明确而坚决。
应桂馨等青红帮人物，刚当上“革命党”没几天，便被一概清除，应桂馨更是被乱枪打死。只不过几天工夫，打着革命旗号的帮派和游杂武装便被清除殆尽，同盟会也失去了唯一的武装。
想到这里，胡汉民长长地叹了口气，那些手下是个什么德性，他不是不知道，可不依靠这些散漫少纪律的草莽会党，又哪来的武装，但现在，陈文强真是心狠心辣呀。
“孟南，你再想想别的办法。”胡汉民苦笑着说道：“事关革命大业，这中华银行是一定要成立的。你再去拜访一下上海的金融工商巨擘，他们以前有不少人都与咱们同盟会有些联系，这个时候不会袖手旁观吧？”
王孟南叹了口气，勉强又无奈地点了点头。心里却清楚得很，这事根本没希望。
经过复兴会武装的打击，谁都看出复兴会与同盟会不对付。而复兴会财雄势大，谁还会去跟随同盟会？
“孙先生要回来了，眼看是这样一番景象，不知该有多失望。”胡汉民烦恼地直抓头发，“放眼国内，竟无同盟会所光复的一个地方，竟无一面青天白日旗飘扬。同是革命，还有复兴会的倚强倾轧，真是，真是——”
王孟南苦笑着摇了摇头，转身悄悄退了出去。
………………
还要勇敢！
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继续前进！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自由总是要坚持的；
反叛！
打倒暴君！
战斗带着多次激昂的警号和不断的前进与退却而更加剧烈起来。
反叛！
用枪弹向暴君射击！
我们想，
胜利是伟大的。
临时政府成立，意味着革命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是稍微休息整顿一下，用妥协和谈和去争取廉价的胜利；还是继续勇敢地前进，用鲜血和牺牲彻底将满清和旧官僚埋葬。这个问题在陈文强看来，根本没有考虑的价值。
并非陈文强不懂得暂时示弱以骄敌军的惯技，而是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咬牙挺住。革命阵营是由几股政治力量联合而成的，尽管有声势，而且复兴会占主导地位，但也潜藏着被分化的危险。持续的战斗就是旗帜，是战鼓，大家望之而行，闻之而动。只要革命的大旗不倒，人心就能凝聚，对敌人的压力就能持续下去，北方的局面就会出现转机。
现在的局面有些类似于三足鼎立，南方革命军、北方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军和垂死的满清朝廷。北洋军较强，革命军在急切之间难以取得优势。
但随着南方各省的陆续独立，在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上，革命军会占据越来越明显的优势。
武胜关战事持续，而南京的光复则又为革命烈火的熊熊燃烧增添了一捆干柴。
此时的南京，张勋还未任江宁将军，两江总督是以布政使权署的樊增祥，端方则因为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派人拍照而被罢官。
刘之洁，苏军第五协协统，此协军队，人数齐全，在江苏是武器装备都较好的一支队伍。刘善抚慰士兵，军事训练搞得也不错，军纪严明，此支劲旅被人称为“铁血男儿”。且刘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时即加入复兴会，一直潜伏至今。
林述庆，一九零八年加入复兴会，并统领镇江第三十五标起义，在联军会攻南京之役时，身先士卒，异常勇敢，首先率军由太平门入城。
徐绍桢，第九镇统制，性格优柔寡断，在起义反正的过程中犹豫迟疑，但最终还是因为民族感及旧部赵声的感召而投身革命。
没有北洋悍将张勋的拼死抵抗，在革命军水陆两面的凌厉攻势下，南京新军纷纷起义，与江防军、巡防营的战斗激烈而不残酷。海军舰炮，以及从上海制造局拉去的大炮在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南京光复，且没有历史上的血流成河，市民惨遭战火。
南都光复，不仅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还有极高的军事价值。沿津浦路北上，便可威胁到山东直隶，形成东线北伐。而北伐之声，也随着南京的光复而甚嚣其上，还有革命临时政府应马上迁至南京的呼声也在报端频繁出现。（。）
第二百零九章 灾荒，赈灾，袁氏复起（）
天空一片明净而幽蓝，云儿雪白而轻盈。⊙頂頂點小說，长江的丰姿和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俯视江面，只见浑浊的江水卷着漩涡，打着转，跳跃着，舞蹈着。
这是联合轮船公司的一支船队，自从上海光复以来，很多附属于复兴会的公司、企业都浮出了水面，以公开的面目为革命事业出工出力。联合轮船公司也不例外，暂停了其它客户的业务，完全听命于复兴会的安排。
此次，船上除了顺便搭载固定数量的旅客外，还有一支上海医疗队，货舱里则装满了湖北军政府需要的布匹、药品、粮食等物资。
对于革命，有这样的说法：革命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只有当革命形势业已成熟，即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人民群众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被压迫阶级才可能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革命才会到来。
而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应该看作是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时期，实际上，这也正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形势逐步形成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促使革命形势渐趋成熟的诸种因素中，连年的灾荒无疑是不能不加注意的因素之一。
1901年，“东南滨江数省，皆被水患”；1902年，山东境内发生黄河决口，四川发生少有之大旱，“灾民数千万”；1903年，直隶春夏苦旱，“麦苗尽枯”，浙江先潦后旱，灾歉几遍全省；广西有较严重的旱灾，因“饥荒已连绵多年”，发生了人吃人的惨象；1904年。黄河再次在利津两度漫决，山东被淹地区甚广，四川又一次发生大旱荒，“几有赤地千里之状”；19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