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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阿发的观察和体验，现在的中国过于缺乏理工类的人才。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学校，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最多再开一些医科和商科课程，很缺实用性。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西方人自然是想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多开文科和神学，也是为了适应这一需求，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至于工业和科技人才，西方人当然不想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而当时的中国人呢，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有因就有果，翻开史书，便可以看到以后“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名人。
可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在当时应该是很迫切的问题。但在国内，却没有一所理工学院，包括西人建的学校也是如此。
所以，虽然要建高等学府对于阿发来说，还是过于艰巨，但却不妨碍他先鼓捣起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或者再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或许是人很少，设备也不足的实验室，但却会不断扩充，然后再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而职业技术学校呢，便要在招来的工人中进行培训，由简单到复杂，把技术水平和待遇薪水挂钩，也应该能激发出很多人的学习热情。
而化工厂便是在阿发的这种思维中上马建设的，他比较熟悉这个领域，能通过某些简单易行的办法得到令人赞叹不已的成就。因为他头脑中有一些在后世被看作是很普通的理论，但现在可不一样，这些理论有极大的轰动效应，并能使相关产业超前发展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比如塑料等新材料，在早期发展完全是经验主义的，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并不了解聚合物的形成和结构。如果阿发提出大分子的概念，那便将是革命性的，为有机化学指出了光明道路，是在黑暗中探索的研究者的福音。只是凭一个理论，或是猜想，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并不是没有实例的。
当然，阿发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奢望，更多的还是投机取巧的心思。可这并不妨碍他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已经开始铺开了摊子。太高级的研究人员还没有，可通过王卓然也招募到了几个在广方言馆学习过的青少年。阿发指出大方向，便由他们进行一遍遍的实验，以总结并确定各种溶剂的配比和反应的时间等等细致的数据。
而阿发的事业几乎都是通过敲诈勒索，攫取坏人手中的黑金建立起来的。因为干得顺风顺水，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模式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即便日后通过这些事业赚了钱，阿发也不打算收手。哪怕把这些黑金抢来都救济穷人做慈善，也比让罪恶之人花天酒地地享受要好吧！
对潮州的土行大老板进行残酷打击，所得到的不义之财大部分都被阿发投入到实业的建设之中，少部分则捐给了济罗生和济良所专收不堪忍受鸨母虐待的妓x女的避难机构。这固然是因为资金有限，但也使阿发产生了一种愧疚和不安，从而对攫取黑金更加地热衷。
陈家在遭到屠戮后屈服了，交了赎金，从烟x土买卖中退出，改向钱庄投资经营；郭家家主在重重保护下依然难逃被杀，当勒索信再次送到，刺杀的目标继续指向郭家子嗣的时候，他们也认栽交钱了；郑家不甘低头改行，但又惧怕死亡，便暂时离开了上海，想等段时间再看……。。。
到目前为止，潮州帮十大土商已经有三个屈服，三个跑进法租界或远方暂避风头，只剩下四个还在死硬坚持。对此，阿发并不急躁，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他还有大把的时间与他们周旋、争斗。而态度越强硬，拖得越久，则损失越大，杀戮越狠。
因为阿发的实力正在越来越强大，耐心被消磨所带来的暴戾也越来越浓重。这不仅是他身体和智力正在恢复到巅峰状态，还有整合金三爷的帮派所带来的增强和便利。
说到整合，也就意味着帮派成员并不全是为非作歹之辈。这其实也很正常，象有些吃江湖饭的艺人、江湖医生等，拜老头子是为了跑码头时有个靠山，好比请了一尊门神，“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有些富户殷商，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还想沾点便宜，于是送重礼，找门路，进帮门，寻求保护；还有一些有钱无势的实业家加入帮会，为的是借重老头子的牌头，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事业。
至于那些生活无着，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以为帮会能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广大工人农民参加帮会者，跟那些借帮派力量祸害百姓、为非作歹的流氓恶棍便更有本质上的区别了。
第六十六章 庆生（）
综上所述，阿发将金三爷的帮派会员进行区分，可资改造的则陆续编入龙堂，再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以“互信互助”来团结，以“义”来维系和巩固、发展，以法来约束组织，确实是切实可行的一个办法。而帮会之所以能在几百年间聚而不散，也确实因为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传统观念“义”。
凡事都有两面，这个帮会义气固然有狭隘和封建的一面，可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互助观和平等观，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群众的愿望与要求。比如洪门的帮规就有“入洪门者不论职位高低，入会先后，一律以哥弟称呼。既为哥弟，虽属异姓，无殊同胞。兄弟有难，则必视如己事，全力以赴，不得袖手旁观”。
所以说，很多事情在于如何去做，许多道理在于如何解释或升华，就如同阿发所认识到的“组织”，既可以犯下累累罪恶，又何尝不能惩恶扬善。
由于有了这样的理解和感悟，阿发向金三爷索要帮会人员的名单和履历，以便研究甄选。但这项工作颇为耗时费力，因为帮会中名单是有，可按阿发所要求的履历则有些苛求了。
无论是红帮，还是青帮，拜师入门都要有帖子，上面有名字和三代姓氏，以及师父的名字等等。这样的所谓“履历”自然是不符合阿发的要求，也就只能让金三爷先整理汇总徒子徒孙的大致情况，再由阿发审核观察了。
从阿发的经验来看，一个组织要建立并且稳固，先纯再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求规模，盲目扩充，那导致组织散乱或崩溃的往往便是内部的原因。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这句话也适用于一个团体、一个组织。
时间对于阿发来说似乎不是问题，特别是在重生之后，他的沉稳谨慎更胜前世。当然，他的工作也不只于此，代理公司、工厂、化学实验室等都需要他的努力，为心目中“组织”的建立发展打好经济基础和做好表面的身份掩护。
而在这忙碌之中，阿发也很珍惜与亲人相聚欢娱的难得。比如妹妹小喜的生日，他便花了心思、卖了力气，尽量使妹妹满意。
………………
对于音乐，阿发有自己的爱好；对于乐器，他则不甚会用。但他有自己的偏门口哨，本来被视为粗俗低级、难登大雅之堂，但一曲《绿岛小夜曲》却让阿发吹出了优雅和挥洒，吹出了悦耳动听。
独特便有吸引力，相比之下，查理宋的小号虽然激昂，倒显得过于中规中矩了。
“流氓哨能吹成这样你，你真是够，够怪的。”应邀而来的彩凤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脸上却是喜欢的样子。
“呵呵，我倒是喜欢小不点刚才叫的‘小孩儿尿尿哨’。”阿发不以为意地笑着，指了指几个正兴高采烈的小孩子，说道：“看吧，孩子们很喜欢，那就肯定能卖得出去。”
制衣厂的缝纫机和牛仔布已经在美国订购完成，一到上海便可以开工生产。作为制衣厂的附属，旁边还建了一个玩具厂，以便有效利用裁减下来的布头。通过少量几台从洋行买到的缝纫机，招工培训也已经开始。架子搭起来后，主要工作基本上都由彩凤和老四姐等人主持，阿发在旁指点。
而阿发的指点便是试着生产出一些布料普通但款式新颖的童装和相当新鲜有趣的布玩具。这个不用非得是专业，后世的服装样式与现在自然是差别很大，阿发凭记忆也能说出点道道儿来。
至于布玩具，造型自然是超前和时尚的卡通形象，加菲猫、史努比、kitty猫、泰迪熊、唐老鼠、米老鸭呵呵，说反了。
如果回到过去，一半人可能成为伟人。这句话并不是什么真理，甚至有很大的夸张。但在阿发身上，却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后世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要怎么高科技，怎么轰动出名，可能是极普通、常见，但要在前世出现，却是不一样的效果，起码是初创性的存在。
当然，要投机取巧，要创新发明，还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和实力，才能把头脑中的印象和知识变成实际。对于阿发，他不仅能把这些新鲜得令人眼前一亮、爱不释手的东西造出来，还能通过申请外观专利获得更大的利益。
“胖猫，胖熊，鸭子，老鼠，就不能取个好听的名字吗？”喜欢得抱着玩具不放，但孩子们还是对此发起了牢骚。
“那咱们就给它们起又可爱又好听的名字好了。”阿发起身走过去，伸手拿起一个布玩具，笑道：“我先来，这个就叫唐老鸭吧！”
“陈叔叔，你怎么知道它姓唐？”美琳的称呼都改了，显见阿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大有改观，扬着小脸提出了疑问。
“起名字嘛，当然随便了，鸭子又有什么姓呢？”爱琳年纪最大，喜欢的是kitty猫，开口说道：“我选这个，名字我自己想，一定要非常可爱好听。”
“可我也喜欢。”美琳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走了，眼巴巴地盯着手里的。
“你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嘛，它是它的双胞胎妹妹，名字当然不一样了。”阿发哄着，“你们各取各的。嗯，到时候看谁的名字更好听。”
找到了解决办法，阿发示意彩凤过来接手，帮着他哄这几个小孩子，他则伸手相请，邀查理宋至书房叙谈。
组织需要行动的手臂，需要探听的耳目，也需要鼓与呼的喉舌，或者说是引导舆论和误导敌人的信息渠道。查理宋的华美印书馆或许是个可以合作的对象，这是阿发的一点小心思。
同样，查理宋也有着自己的希望。由他主持建立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现在只是一个对外的招牌，实际上正在变成兴中会的秘密联络点，他希望能争取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参加革命。
第六十七章 革命党？（）
《江苏》、《游学译编》、《浙江潮》等书递到了阿发的手里，他有些疑惑，随手翻了几页，抬起头询问道：“反对满清政府的？查理是革命党？”
查理宋见阿发只是疑惑和询问，却没有什么惊讶神情，便觉得大有希望，笑道：“这是朋友们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说，我是林肯的忠实信徒，觉得这些书挺不错。”
阿发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调侃道：“印行**，必定发财，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条规律吧！”
“发财嘛，算是吧！”查理宋望着阿发，意味深长地说道：“那陈先生对革命党，革命，又是怎么看的呢？”
阿发想了想，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那查理怎么看国学和实用科学？革命是破而后立，还是只破不立，或者说是只会破不会立？革命是只需要鼓与呼的宣传家，还是也需要埋头苦干的工作者？”
这一连串的问题立刻让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心里，几乎都有一个革命万能的认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满清政权，革命成功了，便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国家能独立强盛，民族能复兴升腾，百姓能安居乐业，革命似乎就是一剂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但实际上呢，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独立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换旧符”，具有明显的质的突变；但对一个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科学文化乃至人才发展而言，在新质基础上开始的新的飞跃却是离不开量的积累的。
换而言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单拿出来自然是片面和狭隘的，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