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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中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之后也再未发生。
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着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作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小结：财富的循环
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邦消灭了强势的异姓王，同时分封了弱势的同姓王，实现了帝国管理制度创新。在吕雉和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又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的权力，彻底消灭了其对皇权的威胁。
汉武大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几何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了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须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
第266章 高位虚权（）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赤眉军在中原大地四处游荡的时候，官家豪强也在欢呼雀跃，谁能在纷纷乱世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谁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赤眉军流窜到南阳地区，当地官家豪强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粮食（吃不饱，只能凑合活下去）。当然，官家豪强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起义军领导权，自此，他们在史籍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豪强军阀”。
优雅的中国古文这样描述类似的场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译只需要四个字：天下大乱。
豪强军阀就是传说中的土匪，从王莽被杀到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中原大地先后出现了十一个皇帝。很难分清这些人哪个是真的皇帝，哪个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当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
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要成为最牛的土匪，就得有最多的钱，有钱才能招兵买马、铸造刀枪、打败其他土匪。
所以，各路土匪都想让自己更有钱。
如果没有钱，也可以自己造。
王莽死后，南阳的刘伯升和蜀地的公孙述领导着最大的两伙土匪，他们几乎同时推出了自己的货币制度—“铁钱”，这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铁质货币。
铁钱，顾名思义就是用铁铸造的钱。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实际价值必须与面值相当，否则不但会引起物价暴涨，甚至有可能让经济退回到实物交换时代。
铁钱，就起到了最坏的作用。
铁钱根本就不是钱，铁也根本不值钱。刘伯升、公孙述在自己的领地上以铁钱向百姓换取各种战略物资，不接受铁钱的人将被处死。一般黎民拿到铁钱之后并不能用于交换，南阳和蜀地偌大的地盘，能用铁钱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铸造铁钱，是典型的“有借无还”的土匪行为，鬼知道你什么时候被打跑，留下来的这些铁钱能不能继续使用。
刘伯升、公孙述都是有去无回的土匪，只拿钱，不办事。东汉的创立者刘秀不一样，他是那种“有去有回”的土匪，也没有铸造铁钱。
至于刘秀没有铸造铁钱的原因，很搞笑，不是不想铸钱，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人们用铁钱。
刘秀的地盘实在是太小，只局限于洛阳一隅，如果强行推行铁钱，恐怕连这块地方都守不住。刘伯升推出铁钱之后，刘秀也想铸造铁质货币，手下谋臣邓禹曾劝谏刘秀：“将军想图一时之利，还是图万世之利？铸造铁钱只能图一时之利，您不能以一时之利坏了万世之利。”
不能铸造铁钱，又造不起铜钱，刘秀只能放任民间私铸货币。”
尽管私铸货币重量可能轻些，但与土匪的铁钱相比，还是私铸更靠谱。因为，民间交易向来不承认铁钱，要想让钱花出去，起码得是铜币。在刘秀管辖的地方，谁有足够的财富，谁就可以私铸货币，绝对无人追究。
相对优秀的货币制度之下，洛阳一带成为西汉末年商品和粮食集散地，刘秀也把辖地逐步扩充到了河北、山东。这里要说，刘秀控制河北、山东，不是因为自己实力增强，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受灾最重、流民最多，谁也不想沾手。
洪水不辨穷富，也分不清黎民百姓和官家豪强，滔天巨浪让所有财富都化为乌有。
当洪水退去，官家豪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了大片无主土地，也留下了“重连”、“铁胫”、“大枪”、“上江”、“青犊”等五十多支赤眉军。
这些队伍的名字听起来还蛮威武，其实，他们只是无家可归的流民。或者说，真实的赤眉军根本不是军队，大多数情况下是全家扶老携幼一起出动，官军只需要几百人就能打跑上千、上万甚至是十几万的赤眉军。王莽的军队之所以败给赤眉军，是因为赤眉军的流窜目标不是作战，而是吃饱肚子。黎民就是赤眉，赤眉就是黎民，王莽既然不可能杀尽天下黎民，当然也就消灭不了赤眉军。
刘秀对付赤眉军的方法颇有空手套白狼的感觉，他向这些流民队伍宣布：自己将把山东、河北的无主土地分配给赤眉军战士，每家可以得到土地七十亩。对纯粹的流民而言，刘秀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其他土匪。
有了土地，谁也不愿意四处流窜作案。结果，刘秀不但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还从流民中选拔强壮男丁充实了自己的军队。
随着实力不断提升，公元25年刘秀称帝，改元“建武”。
刘秀本人就是官家豪强，自然知道官府盘剥小农的种种伎俩。正是因为看到封建官僚体系对西汉帝国的危害，刘秀才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建官僚制度—既然封建官僚危及统治，就干脆尽量不要官僚好了。
西汉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司徒、司马和御史大夫，刘秀虽然也设置了“三公”，给“三公”年俸万石的待遇，但是，东汉“三公”没有任何实权，所有实权都交给皇宫内朝的“尚书台”。如果硬套级别，“尚书台”最高领导大概相当于正处级，年俸不过六百石。建武年间，“云台二十八将”①之一的李挺担任司徒，由于没有事情做，李挺愤然请假一年。对此，刘秀非常高兴，马上准假，并赐给李挺黄金，让他在家安心养病。
这种“高位虚权”、“实权低位”的制度让所有官僚都非常难受，高位之官员没有实权，实权官员品级又实在太低，大家捞钱的难度都大大提高。
第267章 桃花源（）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
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国家税收方面，称帝之前刘秀在自己的地盘上执行“什一之税”，称帝之后则恢①刘秀打天下的过程中，麾下有二十八位最着名的将领，刘秀称帝后，人们称他们为“云台二十八将”，比如《东汉演义》中的马武、岑鹏。
复了“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对刘秀来说，他没有多少官僚需要养活，士兵都回老家种地了，他自己也厉行节俭，确实不需要多少钱。弥留之际，刘秀留下了这样的遗诏：我活着对天下百姓毫无益处，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模仿汉文帝刘恒，我死之后一切务必从简，高官以下官员不得守丧（按以往惯例，通常是全国守丧），不得将我的死讯传达至郡县。
《后汉书》用了一个精准的词描述了刘秀的政策—“息民”。
事实证明，一旦摆脱了封建官僚的束缚，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就是惊人的。建武年间，东汉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光武中兴”。
《后汉书》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天下再无征战，朝廷也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人们再无徭役，乡间没有盗贼，村落里晚上也不用闭门；粮食连年丰收，家家殷富，牛马在田野里四处游荡，也不用担心被人牵走。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代农作物种子与原粮产出比为60~80∶1，远高于西欧中世纪的4~5∶1。遗憾的是，尘封的故纸堆没有为“光武中兴”提供更多的证据。
非常幸运，今天，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学。
与“文景之治”相比，东汉初年的墓葬数量更丰富，墓葬的主人也从大官僚变为民间富豪甚至普通黎民。今天，古墓重见天日，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两千年的历史。
汉光武帝年间，人民生活逐步丰富起来。1973年，浙江海宁出土了一个东汉墓葬群，墓室中的壁画为我们描绘了墓主人车马出行、宴饮、炊厨和舞乐百戏的盛况。
汉光武帝年间，畜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5年，湖南长沙3号东汉古墓出土了一个养鸡坊模型：这是一个狭长的鸡舍模型，鸡舍中又有几十只鸡陶俑，有的鸡站在室内，有的鸡则把头伸出窗外。这是养殖理论中典型的“圈养”，家禽很少能自由行动，所以育肥速度更快。
汉光武帝年间，会稽、江陵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举世闻名的造船中心。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讨伐蜀地公孙述，《后汉书》记载，刘秀派出了数千艘几层楼高的战舰，可见东汉初年造船业之发达。长沙203号东汉墓的陪葬品中有一个长达一百五十米的木船模型，船舵装有宽大的舵叶，船舵也可以自动提起进入船身，模型本身就是一艘庞大的舰船。
汉光武帝年间，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当代，江苏、湖南、江西、湖北、广西、贵州都曾有大量的东汉瓷器出土，这些瓷器胎质白嫩、细腻致密，质量远高于元、明两代。现代科技已经证明，只有在一千三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才能烧制出这种瓷器，至于当时东汉陶瓷业究竟使用什么技术达到如此高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令人无比困惑的是，东汉如此发达的商品生产，却极少有官方铸币记录；刘秀一生仅在建武四年（公元28年）铸过一次五铢钱；此后，东汉十二帝前后一百九十六年，只记载了两代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