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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三十四位亲王，六百多位郡王，一共承诺了两万三千五百股。这就是两千三百五十万块钱，如果按徐光启所说，合作社所需的股本已经完成了七成多了。
搞定王爷们后，朱由校召集公候们又开了一个会。这些人比王爷们容易搞定，朱由校从他们身上又搞到了两千一百五十万块钱。
然后是内宫了，段英和王婉每人买了五十股，而张嫣却一股也没有。朱由校奇怪地问她，她说道：“您的不就是臣妾的，所以臣妾把钱给了信王。他也是母亲早亡，又没有就藩，所得甚少。而如果作为皇帝的亲兄弟都不支持陛下的话，别的亲王会有说法的。”
朱由校奇道：“你虽然平日比她们俩多一些，但也拿不出十万块呀？”
张嫣笑道：“您以为靠她们平日的赏赐就能买五十股吗？都是从家里拿了钱的，臣妾也是从家里拿了钱给信王的。”
朱由校道：“那分红依然是你的，信王我会再给他赏赐的。”
张嫣主要是为了给皇帝涨面子，而且主要的钱是来自父亲，当然不会拒绝皇帝的提议。
在魏忠贤等人的内宫大发动之后，很快内宫也凑够了五百万块钱。魏忠贤对一些不愿意出钱的太监道：“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总数是五千万块钱，按一千个县来算，一县可以有五万块钱本钱，这已经绰绰有余了。而且农业合作社前期也只会在部分地区开拓，慢慢扩张到全国。
而报纸在这段时间里对减租问题狂轰滥炸，从法理方面，从民生方面，从悯农方面，从历朝历代的兴替方面，不断地证明或者试图证明朝廷插手租率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甚至提前出现了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句话出自顾炎武的日知录，当然，顾炎武现在只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小屁孩。而顾炎武的意思本来是保国的话，匹夫是无责任的，而保天下的话，匹夫是有责任的。而梁启起则简化为这八个字，根本没有提及保国和保天下的区别。让朱由校用在这里，非常恰当，因为现在国与天下本来就是一体，而且朱由校想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这句话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一句名言的杀伤力确实无与伦比，一时竟然让支持朝廷的声音占了上风。因为报纸上认为，减租如果不成，从历史上各朝代的情况看来，则亡国亦有可能。大多数人都从报纸上知道建奴占了辽东以后是如何残酷对待辽东的汉人的，所以一想到亡国，自然会想起一句话：“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
而叶向高等人联系了一些较为开明的地主，他们直接在报纸上署名立誓，一定会支持朝廷的决定，愿意用朝廷规定的租率将田地租给佃户栽种。
而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兵部在京师顺天府，也就是京城四周收拢了大批的无地农民，一家家地送到了台湾等地，使得这些地方一时出现了大量的退租现象。当然，手段到底是利诱还是威胁，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第273章 顺天府减租（）
而户部这时已经将天启三年京师的收成情况统计清楚了，统计资料分两份，一份存于户部，一份存于当地官府中，其它地方的还在统计中。
减租首先在京师顺天府进行试推行。朝廷规定以天启三年的收成为准，每年的地租为四成，如果遇到灾年，地方官府可以督促地主根据收成情况来进一步减租。
这样的地租看起来是比例地租，但以天启三年的收成为标准后，就变成了定量地租。而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亩产量显然是会不断增加的，这样实际上地租所占的比例会持续减少，增加了佃户的所得。
之所以会定为四成，是因为朱由校想到了台湾的三七五减租，在这基础上加了二点五个点，是想让地主更容易接受一些。但他想错了，除了部分地主外，大部分地主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地租。
原本的地租都是五成，而且灾年也是一样的按平常年景来收租的，现在一下子减少到了四成，这一成的损失地主都不愿意自己承担。而且天启三年的收成本来就较少，这让地主们更加不满。
据初步统计，愿意执行朝廷的地租只占了地主的一成多一点点，这还是有些官员做了很多工作才取得的成绩。而那些不愿意执行的地主，反而把已经租给佃户的田地也扬言明年要收回来，就是五成也不愿意再租，以示与朝廷对抗的决心。
一时朝廷与地主之间势如水火。负责地租定额的是户部尚书毕自严，监督执行的是杨涟。两人急得嘴角都起了泡，带着人去劝一个个地主，却基本上没有作用。
两人只好将情况上报，朱由校下令，将顺天府所有的公田以三成的地租租给佃户耕种。顺天府有大量的皇家田庄，朱由校将这些田庄一起拿出来，租给失地的佃户，而信王也拿出自己的两处田庄，客氏拿出两处田庄，魏忠贤拿出两处田庄，也象公田一样，以三成的租率租给佃户。
顺天府的公田及朱由校等人拿出的田庄一共有大约十八万顷，按每户五十亩计算，可以接纳共三十六万多户，这消息一放出，地主才慌了神，顺天府虽然是京师腹地，但一共能有多少农户呢？如果大家都去了公田或者皇庄，哪里还能有多少人来栽种他们的田地呢？
其实他们的担心有些多余，因为耕种公田的话，很多农户都需要搬家，而且原来的公田特别是皇庄本来就有一些人在耕种，能容纳的数量其实很有限。但由于移民在不但地迁移到台湾和辽东，本来就造成了一种地将没有人耕种的态势，吓住了地主们。
而田如果不租出去，地主自己是没办法耕种这些田地的，而赋税还是一样要交，这样的亏本生意地主当然不会去做。扬言不再租地出去不过是想要让朝廷收回减租令，不想却遭遇到地真的可能无人耕种的情况。
地主终于在这双重打击下服软了，大量地主宣布按照朝廷的规定确定了地租，将田地租给佃户耕种。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朱由校的恐吓政策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而地主则抱着只少一成的想法避免了落入田地无人耕种的窘迫境地，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佃户，减少了一成的地租，在灾年还可以由朝廷与地主商量减租。
而农业合作社首先在顺天府开始运营。按照县的大小，每个县设立了数目不等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出售农具，种子，种禽，猪仔，食盐，并且提供低息贷款业务，并且收购农户所有的产品包括鸡蛋。
皇帝下诏，正式废除了开中法。盐引不再发出，已经发出的盐引必须在三个月内于各盐场登记完毕，逾期不再承认。
而盐场按照盐引，以一斤盐四十个铜币的价格批发给盐商，并规定盐商只能以不高于六十个铜币的价格零售。这已经大大降低了食盐的价格了，因为原来的食盐价格，在湖广江西一带少的时候是一分二钱银，多的时候是三分到四分，相当于一百二十个铜币到四百个铜币。
而盐引总有用完的时候，到时不用盐引批发食盐的价格将是五十个铜币，而农业合作社则是以一斤盐二十个铜币的价格批发得到食盐，然后以五十个铜币的价格卖给住户，盐商想卖高价也不会有人买，等到农业合作社开遍全国后，盐商就会消失，或者只能去开办盐场了。
而天下还有很多盐店，万历年统计全国约有一万一千余家，这些盐店是由官府审查后有资格经营食盐的，废除开中法后，也是由合作社以三十个铜币的价格卖给盐店，规定以不高于六十个铜币的价格卖给住户，以补充合作社网点的不足。
这样农业合作社在盐的售卖方面，即是零售商，又是批发商，而且只能由他们与盐场交易，这样也使得盐场卖私盐和贪污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
这时的盐场大多都是由朝廷经营的，朱由校下令，除了象长芦盐场这样的大盐场外，一般的小盐场都发卖给盐商经营。只是规定盐场只能卖给合作社，其它途径卖出一粒盐，则收回盐场，没收所得并照盐场发卖价的十倍罚款。
而盐税则全部由农业合作社来缴纳，一斤盐的税款是两个铜币，这看起来不多，可按一年全国人用盐十斤（实际上吃不了这么多，这里把腌制用盐也算上），大明约一亿人一年的盐税将达到四百万块钱，万历年间，盐税最高也不过一百万两银（两百万块钱）。
而且盐税现在只有两个铜币，是因为朱由校想先把农业合作社铺开，需要大量的资金才定得这么低的，他计划在三年内将盐税提高到五到六个铜币，那么到时仅盐税就高达一千多万块钱了。
农业合作社的贷款利率是一月三分（百分之三），这在后世算是很高的了，但与这个时代的高利贷比起来，简直只能算是做慈善。
第274章 减租行动在继续（）
顺天府五州二十二县，一共设立了一百九十五个农业合作社，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按朱由校的意思，就是一个乡至少要有一个农业合作社，但现在显然不大现实，只能以后慢慢来了。
顺天府减租成功，给了朱由校极大的信心。报纸上将顺天府的减租情况登载了出来，并指出，皇帝有旨，将在全国实现四成减租，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恢复到三代之治时的荣光。
五月，京师其它各府也同时开始了减租的行动。永平府因为有大量荒地被开垦用来屯民，所以根本没有多余的公田来租给佃户，所以永平府的地主态度很强硬，大多数地主都不愿意减租。
朱由校则命令从京城到山海关修建大明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有一半在永平府的地面上。从京城里来的大量的小吏，在永平各地招收民工，讲好三年时间，每天工钱是一百文铜币，包三餐住宿，也招收妇女做饭，每天五十个铜币。
修铁路需要大量的工人，所以大量的永平劳工涌进了铁路建设工地，因为一天纯赚一百文铜币，比栽田要划算得多。于是永平的风气为之一变，大量的地主找不到佃户，这样变成了佃户来选择地主。大多数的地主都接受了朝廷的减租到四成的规定，找到了佃户，而那些犹豫或者死抗的地主则发现已经没有佃户来帮他们耕种田地了，这下变得是有苦说不出了。
而朝廷也根本不管他们的田种或者没种，都是要照常收税的，等于是不断没有产出反而要亏钱，慌了神的地主只好到处找人来种地，甚至有人把主意打到了一海之隔的登莱。而袁可立在登莱成立了一个劳务输出商社，将大量的登莱辽民运到永平府，给地主栽种田地，但收费很高，包三餐另加每天八十文铜币，这样的人工费，只算种和收两项，如果天时正常，地主一亩地交赋税后可能还能剩下两斗左右，不说比起原来的五成租，就是朝廷规定的四成租也是远远不如。
这下永平府的地主可算是吃了苦头，已经租出去的地主对佃户的态度大变，除了朝廷规定的四成租外，还隔三差五地给佃户一些小恩小惠，以便巩固和佃户的情义，免得自己下一年没人可以种地。
而宣府镇，延庆州，保安州由于地处边地，开中法废除以后，留下大量盐商开垦的土地，这些都成了公田，朝廷将这些公田租于无地农户栽种，地租三成五，使得这些地方的地主非常痛快地接受了政府的四成地租，减租运动毫无阻碍地推行开来。
保定府，真定府，河间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的情况就有些特殊了，因为这些地方人多地少，减租运动遇到的阻力也是最大的，所以只能先大量移民，但一时之间，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效果，这些地方大约只有三成的地主愿意接受四成减租。
毕自严和杨涟这下是真的没办法了。他们发现，对付这些油盐不进的地主，话说得再好，道理讲得再正确都没有用，他们看到的只是钱。
连杨涟这样的人都觉得靠说服的办法已经不行了，只能靠朝廷强制推行才可以。毕自严摇摇头道：“不行的，皇上说过，军队不能对内，否则后患无穷，你用什么方法去强制推行？”
杨涟烦躁地说道：“皇上总是说用经济的办法，现在怎么用经济的办法，又不能在这里再修铁路，移民也是一件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事，那些地主心里明白得很，他们可是想着能拖一年就是一年呢。”
毕自严道：“移民的事比较奇怪，按道理，这几个府的移民应该也可以快速运走的，为何这次兵部竟然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呢？”
杨涟道：“黄兵部不是说海上运力不足吗？要从天津运到台湾，可不是一时就可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