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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丽人在战斗中主要负责近战，因此遭受倭国人的正面冲击而损失惨重，故而高丽人对倭军的战斗力，尤其倭刀印象深刻。
据传，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倭刀一碰即断，由此可见倭刀的厉害。
相对而言，使用弓箭的蒙古人损失小一些，倭国的弓箭虽威力强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蒙古角弓相比，因此蒙古人占了不少便宜。
如果蒙古铁骑能参战的话，那么倭国绝对无法与之抗衡，可惜倭国四岛偏安海上，使得蒙古铁骑无法越过大洋前去参战，这也是倭国人最大的依仗。
蒙元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忽必烈认为倭国人已领教了蒙古人的威力，于是再次派使者去倭国要求臣服，但打了胜仗的倭国人竟然将蒙古使者斩首，这激怒了忽必烈。
忽必烈身为蒙古帝国大汗自然不容倭国挑战他的权威，因此在统一中国后便着手准备第二次东征，士兵们被招集至沿海地区接受登陆作战训练，远征军的粮秣补给也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征集。
同时，高丽和中国东南沿海的造船厂也昼夜赶工，制造大小战舰和运兵船。
如此大规模的远征准备自然无法保密，倭国人严密监视着元帝国的动向，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战争做了充足的战争准备。
此时日本政局稳定，北条时宗对镰仓幕府和日本各藩的控制远胜以往时期，因此倭国人能够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击蒙元的远征。
为了未雨绸缪，幕府在九州征用民夫于博多湾一带蒙元军队最有可能登陆的地区沿海滩构筑了一道石墙，用以对付蒙古驰名天下的骑兵。
而且，在蒙元远征军进攻日期临近时，北条宗盛和北条宗政分别率精锐武士军开往本州和九州沿海地区布防，北条宗政的镇西军后来成为战斗的主力。
不仅如此，九州各藩开始动员乡民参战，倭国其他地区的武士也响应号召赶来参战，与第一次战争相比可谓准备充分。
蒙元的第二次东征是在公元一二八一年，庞大的远征军从江浙和高丽同时出发。
此次出征的阵仗颇为壮观，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军队约二十万，其中蒙古人四万五千，高丽人五万多，汉人约十大半为新附军（收编的南宋军）。
远征军中的蒙古人自然是作战的中坚力量，六月上旬元军开始登陆作战，登陆地点九龙山距上次战争主力部队登陆的地点不远。
由于倭国人早有准备，故而这次远征军遇到了更顽强的抵抗，高丽军统帅洪茶丘被俘杀，几名蒙古高级指挥官也相继阵亡。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远征军的损失已超过三分之一，因为倭国人沿海滩构筑了一道坚固的石墙，这使得元军屡屡进攻始终无法突破。
到七月下旬，元军的粮草和箭已基本告罄，因此以元军的撤退收场。
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李云天认为蒙元之所以两次进攻都未能征服倭国，主要受到六大因素的制约：
一，第一次东征倭国时兵力不足，南宋尚未灭亡蒙古仅控制了北方中国、当时蒙古帝国正集结重兵准备南下攻打南宋，用以进攻倭国的兵力只有五万，劳师远征而且是蒙古人不擅长的跨海作战，再加上日本民族强悍，所以这些兵力显然不够。
当然了，兵力不足的原因除了蒙古帝国多线作战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忽必烈轻视了倭国的军事实力。
二，蒙古在战术上没有丝毫的优势，按照倭国人事后的说法，蒙古人的战斗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
战争开始后倭国人采取了与蒙古人贴身近战的战术，这使蒙古人的弓箭和回回炮优势失效。
虽然蒙古兵能吃苦耐劳，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且作战机动性很强，一般只带很少的粮草，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来解决。
可这两次东征中蒙古人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因此不可能有掠夺之地。
三，蒙古在武器装备上没有明显的优势，远征倭国使得蒙古第一次遇到了武器装备不逊于自己的对手。
倭国人装备的优势不仅在于战刀也在于武士的铁甲，据传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倭刀一碰即断，当时倭国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倭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
因此只要距离稍远，蒙古弓箭就无力穿透日本武士的盔甲，失去了赖以自豪的弓箭的威力。
四，倭国的武士自小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技远胜蒙古人，根据蒙古人的记载，倭国人擅长单打独斗，拥有强悍的战斗力。
五，跨海作战保密不严，两次东征忽必烈都不是突然袭击，攻其不备，倭国事先都得到了情报并做出了相应的迎战准备。
尤其是第二次东征，倭国人严密侦视了蒙元的动向，对蒙军来袭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六，天公不作美，飓风帮了倭国的忙，故而后来被倭国人尊为神风。
蒙元两次东征倭国都遭到猛烈的飓风袭击，可谓损失惨重，第二次远征时的八月一日，海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风暴持续四天使得元军南方舰队的舰船基本被毁，而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半。
北方舰队剩余的舰船搭载指挥官以及部分蒙古军和高丽军逃离战场驶返高丽，而南方军的指挥官和部分高级官员眼看回天无术也只得丢下大部队，乘南方舰队残存的几艘船逃离。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九龙山的海滩上尚留有近十万与倭国人交战的元军，这些人失去了补给和退路又无力突破日军的防线，最终陷入绝望境地。
三天后，倭国人开始大举反攻，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然后纵兵攻击，这使得元军大部被杀，剩余的两万多人作了俘虏，蒙元的第二次东征也宣告失败。
每当李云天想到九龙山海滩上那十万无助的元军时心中都颇为感慨，万万想不到蒙元军队的统帅竟然把那些士兵丢在了空旷的海滩上，使得十万大军粮草耗尽后被歼，实在是令人痛惜。
因此，为了日后能够顺利地征讨倭国，李云天很早就开始准备相关的事宜，可以说明军水师的成立就是为了对付倭国，在他看来倭国才是大明的终极敌人，务必要将其铲除，以免后患。
第1366章 科举的曙光（）
“王爷，有人跪在门前上书，请王爷为其做主！”第二天上午，李云天正在翻阅公文的时候云娜快步走了进来，娇声禀告道。
“哦？”李云天觉得有些奇怪，自从他来到朝鲜还从未审过民间的案子，也没有百姓敢找他来鸣冤，朝鲜国与大明一样，越级上告可是要受到严惩的。
“所为何事？”随后，李云天微微皱着眉头问向了云娜，他现在哪里有精力理会这种民间的案子，再者说了对方真的有冤屈的话可以去朝鲜按察使司衙门上告，这可是朝鲜国专门管刑狱的衙门。
“王爷，此人不是给自己鸣冤，而是给那些出身平民的读书人鸣冤！”云娜闻言微微一笑后开口回道，她还是第一次遇见如此离奇的事情。
“为读书人鸣冤？”李云天觉得有点儿意思，于是望着云娜问道，“他所言何事？”
“王爷，此人希望朝鲜并入大明后平民出身的士子也能考取文科，不再局限于杂科！”云娜微笑着答道，说实话她也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大胆，竟然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来。
朝鲜的科举考试与大明不同，分为正统文科科举、武科科举同杂科科举三种，所谓的杂科就是易学科、医学科、阴阳学科和法律学科等。
值得一提的是，文科是两班子弟的特权，一般的百姓只能参加武科和杂科，朝鲜国拥有着比大明严苛得多的阶级制度。
朝鲜国的阶级制度由朝鲜太宗李芳远所设立，把朝鲜国人士分为四个等级，也就是四大阶级，由上到下分别是：1、王族和士大夫（两班贵族）2、中人3、平民4、贱民。
李芳远将所有人分为四大阶级这样就便于管理，除非有特殊状况否则任何人不能有所逾越，否则将受到严惩，这与大明的屯兵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一来，不仅使得朝鲜国的嫡庶关系异常严格，也使得不同阶层的人面对科举时有不同的待遇。
其中，王族和士大夫，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两班贵族，处于统治阶层。
由于朝鲜的“从母法”，这意味着儿子的母亲一定要是正妻才能成为士大夫，如果是妾室的后代则永远成不了士大夫，而正夫人的后代才有资格参加科举，小妾的后代生生世世都不能参加科举。
因此，王妃和世子嫔、外命妇等朝廷的命妇，一定要士大夫和正妻所生才有资格成为，这与大明不同，大明只要不出身贱籍的话就都有资格。
两班通俗一点的话指的就是文臣和武将，又称为东班和西班，也叫文班和武班。
与大明皇帝上朝时一样，朝鲜王召集文武官员举行会议时面向南坐，文官排列在东，武官排列在西，所以称为两班。
两班阶级的子弟是透过科举和荫职取得官位的，同时也透过婚姻关系维持两班阶级地位。
中人，指的是由士大夫和良妾所生的庶子后代，以及在宫廷和官府中从事医疗、翻译、算命、天文、画画等技术人才的阶级。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阶级和职业都是世袭的，除非是犯大错被贬为庶人，后代子孙可做到将校，但是阶级地位不高。
平民，就是从事农、工、商的普通百姓，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至于贱民，指的是贵族士大夫和贱妾所生的孽子后代，应犯罪而被贬为贱民的士大夫后代、中庶阶级、有钱的良人阶级作贱役的阶级，是最低贱的地位同时也是被人歧视的阶级。
妓生就是属于贱民阶级，贱民不能入户籍，而且就算学问再高也不能参加科举。
尤为重要的是，为妾为妓的女子还不能叫自己的父亲一声“爹”只能叫“大人”，也着实可悲。
贱民想要摆脱“贱民”这个身份的话，只有靠考杂科、武科的科举考试来谋得官职，到时候他的身份就会变成中人。
不过，也只有男人可以考科举，女人只能一辈子当贱民。
值得一提的是，中人阶层的出现与两班贵族有关。
由于两班的身份是世袭的，因此随著时日的推移两班的人口随之增加，因此为了控制两班人口过快增长，朝鲜太宗大王做出了“庶孽禁锢”的规定。
所谓的“庶孽”，是指两班家庭中妾侍所生的后代，为了减慢两班的人口增长速度，作为庶孽的两班人口沦落为脱离两班圈子的另一个阶级，被称为“中人”，不得享受两班的待遇，而只能充当翻译、医官、捕校等低级基层官员。
由于朝鲜国科举最重要的文科只能由两班子弟参与，而其他阶层的人无法染指，这就使得朝鲜国的政权被两班所把持，中人、平民和贱民阶层的人很难在官场上有所作为。
李璆贴出告示昭告朝鲜国上下要把朝鲜国并入大明的消息后，除了官场上的人，那些读书的学子们对此最为关注，他们很多人都知道大明的科举并没有什么限制，不会分杂科。
故而，这就给那些中人、平民和贱民阶层的学子们进入官场上的权力核心带来了曙光和希望。
所以，也就出现了有人跑到讲武堂汉城司务处找李云天主持公道的事情，说实话这件事情还真的只有李云天能管。
朝鲜国并入大明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涉及到诸多的问题，其中无法避免的就是朝鲜国存在的阶级等级，不可能一下子使这种阶级消失，毕竟这里面牵涉到两班贵族的利益。
其实，李云天也非常不喜欢朝鲜的两班阶层，朝鲜太祖大王李成桂开国后承袭了高丽时代的旧制，在朝廷形成了新兴的文班与武班，其身份是世代相传，成为朝鲜王朝的统治阶层，垄断了国家一切的利权。
与高丽时代的守旧贵族一般，朝鲜时代的两班从建国初期就一直掌握著国家的经济基础。
在李成桂的科田制改革中，以郑道传为首的功臣从旧贵族手中夺得了土地，而建国之后，由朝廷以各种名目授予的田地（科田）、俸禄（所谓功臣田），以及两班私自圈占、兼并的平民田地，使得两班财不断积聚，而政府税原日益捉襟见肘，两班的经济特权造成了国家的贫弱。
朝鲜世宗以来，两班农庄的扩展到了无法抑制的程度，因为两班的巧取豪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而拥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