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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点了点头，杏贞继续说道：“臣妾瞧到去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他在江南筹饷，有个厘捐却是不错，不知道皇上还有印象吗？”
“恩。那时候朕朱笔道：‘粤逆窜扰以来，需饷浩繁，势不能不借资民力，历经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奏请设局捐输。均已允行称里下河一带办理有效，其余各州县情形，想复不甚相远’怎么，你瞧中了这厘捐？”在咸丰帝的心中，厘捐与当时各省的捐纳捐输并没有什么区别。并用 “想复不甚相远”一语，对雷以諴之前之后的行为予以承认而已。至于雷氏的建议，咸丰帝下旨江苏巡抚、南河总督等各就当地情形安当商酌，若事属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变通办理。这是咸丰帝第一次对厘金一事的表态。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输的变种，称为厘捐。首行区域为苏北，创办者为雷以諴。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主要任务是筹饷。这可是一件极难办顶费力的差使。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个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品过境税，当时又被称作“行厘”）；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业税，当时又被称作“坐厘”）。厘捐的交纳者亦可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只不过这里面再也没有自愿的色彩了。
咸丰四年十月，雷以諴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向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派厘助饷，最初的标准是。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雷以諴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钱两万串。次年4月。他向咸丰帝报告（先斩后奏）：此种方法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无事。他还看出了此种方法的长期稳定性，奏折中称：“且细水长流，源源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于是，雷以諴一面宣称自己将在里下河各州县推行此法，一面提议由江苏巡抚和南河总督在各自防堵的区域里，“照所拟捐厘章程，一律劝办”。
咸丰五年五月，雷以諴收到谕旨后，便在泰州设立分局，大张旗鼓地抽厘助饷。厘金的范围从大米一项扩大到各类粮食、家禽、牲畜、油、盐、茶、糖、碱、棉、丝、布、衣物、酒、漆、纸、药材、锅碗及各类杂货，可以说，没有一种商品不抽厘。此外，对银号、钱庄亦按其营业额抽厘。江苏巡抚、南河总督大约也在是年下半年开始设卡抽厘。
“朝廷难收商税，这也是无计可施的，若是地方开了关卡，征收过往商旅的厘捐，给地方有些补给，军费上咱们也能松快些，不过，凡事须有规矩，昨个胜保在安徽上了折子，里头说‘可否请旨饬下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悉心筹办。官为督劝，商为经理，不经胥吏之手，自无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协拨各路军饷之需。’倒是出了几个好建议：一是以统兵大员为主，各地方官只是会同；二是以公正绅董经手；三是以济军需为名，随征随解。”
“皇上，这其实就是商税，只不过没有商税的名义罢了。”在咸丰朝财政大危机之际，许多官员也有征商税之议。咸丰三年，户部也获准拟定了具体办法，准备先在北京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但北京的商人们闻讯后纷纷以关闭相抗，市井萧条，民众不便，最后不得不取消。
“若是商税，可不能操于地方之手，到时候朕的命令就出不了圆明园了！”皇帝惊恐了起来。
“无妨的，皇上，如今且要灭了发逆再说，若是到时候天下太平，商旅们也要闹起来的，目前先头疼治头吧。”
清承明制，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地丁。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此外虽有盐、茶、矿、关、酒、当、契、牙诸税，但除盐税外，其余税目征收额很小。这种落后的税收制度，使国家财政依赖于农业。本来产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种种名目的加增（大多为中饱，中央财政沾润很少）受到越来越多的榨取，农民甚至地主都无力承受。而利润颇丰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轻税甚至无税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国家在商业中获利甚微，为保证其财政收入，一直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传统的农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得不到国家扶植反备受打击。二是获利的商人成为各级官吏搜刮的对象，各种陋规和摊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结交官府，谋取超经济的优势，如广州的行商、扬州的盐商即是，这使得正常的商业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来。与宋代已经取得的城市经济和工商业兴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业未能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水准。
“所以臣妾觉得俸禄不可减少，铸银币、开捐例、设厘金这三个倒是极好，而且臣妾有雕虫小计，可以三者并使，损害最小，效果最大。”
“皇后你说，”咸丰皇帝如今是对杏贞心服口服，如此批折子几日，就精于政务了，提起了朱笔，“朕给你记着。”
“捐例者，一省之内无需再捐厘金，出省再交厘金；厘金捐例者，许用银币交付，如此增加银币流动之效；铸银币者捐例者，均操之中枢之手，权柄不下移。”杏贞奉了一个桂圆茶给咸丰，“皇上以为如何？”
“朕看以后这折子就都你看着办罢了，”咸丰皇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还没等杏贞回话，外头杨庆喜跌跌撞撞地爬了进来，咸丰皇帝恼怒地瞧着手忙脚乱地杨庆喜，“混账东西，没瞧见朕和皇后说话吗！”
“万岁恕罪！外头的军机都到了，说是黄河，黄河决口了！”杨庆喜大声叫道。
一声脆响，皇帝手里的盖碗掉在了地上，碎成了几片，桂圆茶洒地满地都是。（。）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十六、财源水患（三）（）
清咸丰五年八月十三日，黄河在河南兰阳北岸铜瓦厢决口。黄水先流向西北，后折转东北，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铜瓦厢以东数百里的黄河河道自此断流，原本穿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河决之后，黄水将口门刷宽达七八十丈，一夜之间，黄水北泻，豫、鲁、直三省的许多地区顿被殃及。而清政府采取“暂行缓堵”的放任态度，无疑更加剧了这场灾难的广度和深度。一时间黄水浩瀚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流向直隶和山东，因此河南主要受冲的灾区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数县，“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直隶的开州、长垣、东明等州县，也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
这次黄河改道，受灾最重的还是山东省。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近日水势叠长，滔滔下注，由寿张、东阿、阳谷等县联界之张秋镇、阿城一带串过运河，漫入大清河，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埝间段漫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菏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茌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有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半月后，他在另一份奏报中进一步统计说：“黄水由曹濮归大清河入海，历经五府二十余州县”。按照当时的建制，山东省被划为十府。其中鲁西南西北诸府均沦为灾区。
南行与北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直隶总督、，湖广总督，漕运总督等都主张黄河北流，反对复归故道。而山东巡抚则多次提出让黄河复归故道。这些在外头上书的大臣除外。连在勤政殿里头议事的军机大臣还有工部户部尚书都各持己见在，吵成了一锅粥。
“好了！”听到吵闹声，咸丰的头越来越痛了起来，些许的鼻烟抹了再抹都不顶用，特别的肃顺的大嗓门。吵得自己头上的青筋直跳；“这些都不顶用，南行北流眼下都不重要，关键是山东的灾民怎么办！如今水患泛滥，若是灾民安抚不当，山东从此永无宁日，如今发逆在江南还猖獗着，山东可千万不能闹起来！”
“喳！”肃顺在军机大臣没发话之前抢着应下，“如今只能将之前定好的事儿发下去办了，皇上。”
“唔，那个东西朕斟酌了一番。还是修改了一番，群臣的俸禄就不必降了，京官不必地方官有孝敬，若是再降，这也难生活，朕这里写好了几个条子，军机处拿去和户部商议着办，捐例如何、大钱如何，细细地想一个章程出来，还有那厘金。即刻在山东、两江、浙闽操办起来！”
肃顺有些不解这和之前皇帝许可的政策不太一样啊，怎么又修改了。
“就这样吧；把山东的事儿给朕料理好；跪安吧。”皇帝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肃顺纵是有千重疑问，也不得不随着中枢的大臣们一起跪下退出了勤政殿。皇帝木然坐着发呆，杏贞悄悄地走了出来，手搭在了这个苦命皇帝的肩膀上，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皇上，这黄河的河道恐怕改不回来了，”杏贞回想起后世之中的黄河河道。的确就是在山东入海的，百多年未曾改变，“该按照黄河北行的河道来做河工了。”
“恩，朕叫河道总督会同户部工部，还有山东巡抚商量着办吧，皇后你写，朕说，写一道旨意出去给他们罢了。”皇帝无限疲倦，萧索地说道。
“是。”杏贞拾起笔，一字一句地写下皇帝口述的命令。
肃顺走过了军机签押房，到了自己户部的班房，打开那皇帝御笔写的条陈，细细地看了一遍，闭目沉思不语，这几个主意极好，但必然不是皇帝自个想出来的！
那就只能是皇后娘娘了，肃顺冷哼一声，把折子丢在了一边，端起茶默默地想怎么当这次差。
怎么样不输给宫里头的那位！
这一日杏贞在翻着山东巡抚的奏章，读给皇帝听，内容是有关灾后救济和修筑河工的工作，絮絮叨叨地说了许久；通篇除了哭穷要钱之外，就没别的了，如今皇帝身子有些不适，看字看久了就头晕眼花，只闭目听着，等杏贞堪堪讲完，皇帝说了句：“知道了。”吩咐杏贞朱笔写上“交户部工部办理”
过了一会皇帝又说道，“如今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户部虽然还有些钱，但是不能轻动，肃顺昨个递牌子见朕，他掌着户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到底给他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皇帝从案边拣出来一个折子，递给了皇后，“你瞧瞧，朕看了看，有些心动，倒是可以解燃眉之急。”
杏贞拿过来那个折子，打开一看标题，“奏请削减旗人丁银折”连忙合上，心下碰碰剧跳，这肃顺，实在是胆子太大了！
八旗制度是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初具有军事、生产和行政三方面的职能，对早期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八旗制度是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初具有军事、生产和行政三方面的职能，对早期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八旗起源于“牛录”。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将牛录加以改造、充实和强化，成为固定的战斗组织。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牛录制度基础上，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个以不同颜色旗帜命名的组织，即黄旗、白旗、红旗、蓝旗（皆纯色），分管各牛录。规定每牛录编为三百人。（。）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十六、财源水患（四）（）
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四旗扩大为八旗。旗的颜色，在原有四色的基础上镶以不同的色边，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其编制为三级：五牛录编为一甲喇，五甲喇编为一固山（汉译为旗），每固山为一旗。每旗三级的官名分别为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和固山额真。共设八固山，即八旗。每固山领有步骑士七干五百名。
皇太极继位后，先后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颜色与满洲八旗相同，建制一样，按三级编制，共二十四旗。满洲八旗的旗主世袭，蒙古、汉军八旗的因山额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