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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在万历三十六年就向朝廷上了《甘薯疏》，建议朝廷大力推广，甘薯这种高产作物。可结果令他失望，《甘薯疏》如石沉大海，朝廷根本没有人重视。
天启元年，徐光启又一次上书，再次为劝说朝廷推广甘薯而努力。他甚至亲自在天津进行了种植实验，无奈朝廷还是没人拿他当回事。
虽然朝堂大臣们都在叫嚷“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实际谁也没有真正考虑农夫的利益。
朝廷诸公谁也没把事关国家稳定的甘薯推广，放在心上。就算自命众正盈朝的东林党人也没有任何人关注此事。
四处碰壁、心灰意冷的徐光启只好告病返乡。
回乡的徐光启还是不甘心，他在家乡上海仍在努力推广着甘薯种植。
徐光启真的没想到，峰回路转。年少的信王竟然对新作物推广这么有兴趣，竟会专程派人邀请于他。
更让徐光启没想到的是：除了甘薯，信王竟然还弄到2种高产作物。眼前的土豆比甘薯更适合北方的种植，亩产甚至还高于甘薯。
看看眼前火热的种植场面，徐光启对新作物推广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田地里的佃户们，心中更是火热。他们虽然不识字，可他们基本的算术能力还是有的。
土豆平均亩产15石，一年至少可以种两季，年亩产就是30石。
他们不用负担田赋杂役，现在只需要上交7成租子，一亩还能剩9石。5口之家种50亩地，一年能收450石，吃饱肚子还能有点剩余。
庄户人家要求真的不高，能吃饱肚子就他们就很满足了。
朱由检看着火热的种植场面，心中更是高兴。他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最好的百姓，他们只要有口吃的就绝不会造反。
“自己现在能力有限，只能先让依附自己的佃户们吃饱。吃饱的佃户们就是自己的基本盘，就是自己的根据地。”
他们可以为自己提供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
朱由检简单计算一下，今年的收获过后，自己的皇庄就能拥有足够的种子资源，可以在自己的皇庄中全面铺开种植。
满足自己皇庄种植后，若有多余也可以考虑向周围推广。
当然推广一定要收钱，不收钱的东西人们是不会珍惜的。
朱由检相信周边的农户们应该会顺利接受这3种高产作物。
与沉浸在田野火热气氛中的徐光启告别，朱由检匆匆赶往珍木堂的工坊。
朱由检念念不忘要做个马车实物，用来验证一下，他对马车的修改是否合用。
“啊，”想起那种颠簸的滋味，朱由检就想狂叫。他真是受够了马车的那种颠簸。那种剧烈的颠簸下，你在车厢里垫多少棉垫都不会管用。
朱由检在计划改造马车，魏忠贤在忙着改造朝政。
天启四年春，京城的朝堂上，东林党都被罢黜出京。
现在的朝堂上，已经是魏公公的阉党一家独大。
没有了东林党的制约，魏公公完全放开了手脚，他想为大明天下做点事情。改革家魏公公来了。
魏忠贤是怎么上位的？是因为天启皇帝需要钱。
魏忠贤没有忘记这一点，所以他把税收列为第一大事。
当然，帮皇帝弄钱的同时，魏公公是不会亏待自己的，他自己也不会白干。忙于制定其他政策的魏公公不知道。
上行下效，有魏公公做标准，阉党的成员们当然不会客气。
对阉党来说，商税就是一场盛宴。失去了东林党的监督，这场盛宴正式展开了。
第四十七章：解开枷锁的阉党（求票、求票）（）
东林党的离去，解开了阉党的枷锁。
没有了东林党虎视眈眈的盯在一旁，在阉党们的操作下，商税的征收逐渐变了味道。
阉党们层层下压，层层扒皮。更可怕的是，欲望的开关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了。
天启四年开始，天启皇帝每得到一两银子，基层就意味着需要征收10…20两银子才能满足各环节的需要。
不过，各地具体办事的阉党成员们，对普通农户暂时还没有侵犯。
不是他们对农户抱有好感，而是他们完全看不上眼。
在阉党成员们看来，普通农户家里没几个钱，辛苦几天也弄不到多少，侵犯普通农户弄钱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为了快速弄钱，阉党成员们瞄上了小商人和普通乡绅。
在阉党眼里，还是乡绅和商人好啊，家中都有不少的资产。
对付他们，阉党辛苦同样的时间，收入比对付普通农户要翻好几倍。
各地豪族嗅到味道，也趁机张开血盆大口，大量兼并。
太监们只是要钱，豪族们更贪婪，他们是地也要、人也要。一时间，双方配合无间。
无权无势的小商人和普通乡绅开始大量破产。
大明帝国随着大量税款不断进京，各地开始变得动荡不安。
京郊的田庄外，一架2匹马拉着的四轮马车由疾驰慢慢减缓，最后停了下来。
马车停下，朱由检晕头胀脑的走下车来，他自嘲的对随后下车的徐光启说道：“叫徐先生见笑了，我这设计好像没什么大用，颠簸依旧啊？”
有自己的工坊就是方便，朱由检设计的马车很快造了出来。完全按照他的设计，是一辆板式悬挂的四轮马车。
今天，这条去皇庄的路途，朱由检特意邀请徐光启一起进行新车的试驾。
马车才一动起来，朱由检就有些失望，车厢的减震效果并不明显。即便是京城相对较好的路面，车内依然还有明显的震动。
出城以后，在朱由检的催促下，马车逐渐跑了起来。
两匹马拉动的四轮马车速度飞快，车厢增加的自重，对马车的速度，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板式悬挂的结构减震效果不大。
马车木制的底盘，依然把凹凸不平的道路所造成的剧烈颠簸，忠实的传递进来，朱由检依然被颠的头晕脑胀。
他的板式悬挂、U形减震，速度慢时还有点效果，速度一快，就完全感觉不出来了。
跟在朱由检身后下车的徐光启，好像受颠簸的影响并不大。他两眼发亮的看着马车，没有理会朱由检的自嘲。
徐光启兴奋的对车夫说道：“你把车掉个头看看。”
在车上，徐光启感觉这辆马车拐弯时，有些超乎寻常的灵活。
车夫对徐光启的命令有些不明所以，待在原地有些发愣。
朱由检看到车夫不动，催促他：“听徐先生的，快点掉头，发什么呆啊。”
车夫这才反应过来，迅速驾车掉头。
徐光启聚精会神的看着马车掉头。
天啊，难以置信。马车竟然在他面前就轻易完成了掉头。
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徐光启忍不住在心中狂叫：“是真的，是真的。我的感觉没有出错。”
他的感觉真的没有出错，这辆马车真是超出寻常的灵活。
“这是四轮马车啊，理论上应该很难拐弯才是。怎么能如此容易的完成掉头的动作？”徐光启呆呆的盯着马车。
他回想当初看到的草图，喃喃的说道：“奥妙应该在马车底盘上吧？信王加了什么结构？”
“再来一次。”徐光启冲车夫大声喊道。
这次，徐光启死死盯着马车车轮。
马车移动起来，随着马匹拐弯，马车的前轮随之转动，马车的前轮与后轮出现一个明显的偏转角度。
这辆马车的前轮与后轮竟然不是一体的？
这个发现让徐光启大感震惊。
中国的马车一般都是两轮车，很少有四轮车的出现。
因为传统的四轮车载重虽然大，但转向非常困难，只能依靠外力强行拐弯。那种四轮车在开阔的地方还行，一旦道路相对狭窄，四轮车就很难顺利拐弯。可想而知，只能直行的车辆怎么会有人使用。
中国传统的两轮车虽然灵活，可载重不大。因为两轮车平衡非常不好控制，造的太大容易出现各种翻车事故。
车辆的缺陷，大大制约了古代中国的陆地运输的能力。
传统上，古代中国的大宗货物，一般都是依靠水路运输。
在北方缺少河流的地方，大规模运输很艰难，运输成本非常高。远途运输，路上的损耗往往超过货物本身。
所以才有“十里不粜柴，百里不粜米”的传统说法。
这辆由朱由检设计的四轮车，他参考的对象是前世的汽车。
虽然他主要考虑的方向，是如何用板式悬挂解决减震的问题，可他本能的为车设计了转向功能。
笑话，前世谁见过汽车不能拐弯，只跑直线啊？
朱由检怎么也不会想到，一辆能灵活拐弯的四轮车，会带给徐光启多大的震撼？
因为，徐光启知道这将会带来什么！
这将是中国运输行业一次质的飞跃！
有了可以灵活拐弯的四轮车，只要有充足的畜力，可以在现有的道路上，大载重快速行进。这对北方大宗货物的运输，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想想吧，原本需要走10天，使用10辆大车运输的货物；现在，5辆四轮车5天就能运到，那会是什么感觉？
抛开节约的损耗不说，这在军事上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提高。
看着面前的四轮车，徐光启两眼冒出精光。他恨不得当场就把马车拆开，看看那个划时代的转向系统到底是个什么样？
看着徐光启激动的表情，朱由检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在他的眼中，这辆马车是个失败的作品，完全没有达到他的改进要求。他从来都不知道，古代中国的四轮车竟然不会转向。
在朱由检看来，四轮车灵活转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种思维定势上的不同，是他与这个时代的人在认知上的极大差异，所造成的。
第四十八章：徐光启的身份（求票、求票）（）
面对可能带来一场运输革命的四轮车，徐光启兴奋欲狂。他不停的询问朱由检四轮车灵活转向的原理。
面对徐光启激动的追问，朱由检却没有感到任何值得激动的地方。他把徐光启的激动理解为一个科学家见到新事物的正常反应。他一脸理所当然的把四轮车转向器，简单的向徐光启解释了一下。
概括起来很简单。整俩四轮车，就是相当于两组两轮车靠一个转向圆盘连接在一起。
徐光启一听就明白了车子的原理，让他又感到惊讶的是：听信王的描述，信王还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摩擦刹车装置，这也是以往车辆所没有的。
看到徐光启又一次浮现出惊讶的表情，朱由检打心底觉得，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
没有刹车，速度过快出车祸怎么办？前世就是辆拖拉机也有刹车啊！
“太少见多怪了吧！”朱由检心中暗自鄙夷徐光启。
朱由检说对了，徐光启还真没见过刹车装置。
古代中国的马车是没有刹车的，刹车都是车夫依仗人力硬刹。就是郭德纲说的，靠脚与地面的摩擦系数刹车。
这辆四轮马车，徐光启才真正感受到信王的奇思妙想，他为信王的奇思妙想所折服。
“真的很好，信王的这些想法能够给我打开一扇从未想过的大门，犹如基督教的利玛窦教士所带来的西式理念。神爱世人。”
想起故去的好友利玛窦教士，所宣讲的教义，徐光启无比的感慨。说句有些亵渎的话，“信王殿下还真有些像基督中的先知啊！”
徐光启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名声，远超他科学家的身份。
他早在万历三十一年就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拥有了保禄（PAUI）这个西式教名。
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上他与李之藻、杨廷筠并称圣教三杰。
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徐光启一直在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推广做着努力。
正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利玛窦才能在中国打开局面，并正式确立了依靠传递西方自然科学，吸引士大夫阶层加入教会，从而扩大教会的影响。这个正确的传教策略。
徐光启和利玛窦辛辛苦苦打开的局面，因利玛窦的病故毁于一旦。
利玛窦病故后，激进的传教士无视中国的国情，他们采取的传教方法毁了利玛窦的心血。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受打击，传教士大都被驱逐到澳门。
从那时起，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开展正常的传教工作。直到天启元年，传教士才又借助徐光启的力量，重新回到北京。
某种程度上，徐光启不得大明朝廷重用，与他的信仰也有一定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