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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华人聚居地，有接近2000名华人都是当年的援法华工。他们听说周赫煊要为牺牲华工修陵园，便自发的报名前来做向导。
众人首先坐火车来到亚眠，然后转乘轿车前往努瓦耶勒。
半路上，陈英指着远方一条废弃的铁路说：“那条铁路就是华工修的，一直通往欧战前线。当年我修了大概一个月的铁路，每隔几天就有德国飞机来轰炸。铁路沿线死了不少华工兄弟，基本上都是就地掩埋。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沿着铁路搜集他们的尸骨。”
随行的使馆工作人员摇头道：“工程量太大了，而且就算挖出尸骸，也不能保证他们就是华工，也有可能是战死的英法士兵。”
“那就……算了吧。”陈英遗憾道。
周赫煊对援法华工的历史了解不深，只知道有个叫张长松的华工留在法国。二战期间，张长松和几个儿子（一共13个子女）同时参军，父子齐上阵抵抗德国入侵。他的二儿子退伍后，还成为法国的足球明星，加入了法国国家队，参加过两届奥运会比赛。
后世法国人一提起援法华工，就必然拿张长松父子出来做宣传，所以他们的故事流传很广。至于此时嘛，张长松还在法国的某煤矿当爆破工，他的足球明星儿子还不满10岁。
下午三点，众人抵达努瓦耶勒市。
市长亨利·德瓦利库尔率领全市500多居民，站在镇口列队迎接，甚至他们还拉着横幅：欢迎中国朋友！
亨利市长在众人下车后，热情地迎上来，跟周赫煊握手道：“您就是周先生吧，我是努瓦耶勒市长亨利·德瓦利库尔，非常欢迎诸位的到来。”
“市长先生，你好！”周赫煊点头微笑。
随行过来当向导的华工张大华突然出声喊道：“亨先生，还记得我吗？”
“你是……”亨利市长猛拍脑袋，“我想起来了，你是负责扫大街的张！”
当时的华工们虽然大都被关在营地中，但还是有一些频繁跟镇上居民接触，比如有两个专门扫大街的。另外，还有给英法驻小镇机关烧锅炉的，送菜做饭的，都长期住在小镇上。
张大华笑道：“亨先生，我现在已经学会说法语了。”
“听到有人叫我亨先生，真是怀念啊，”亨利市长感慨道，“我还记得，自从你们来了以后，镇上干净了许多，你们总是那么勤劳。对了，我这次准备了礼物！”
镇上居民推过来整整一小车苹果，亨利市长笑道：“我记得你们最喜欢吃苹果，当时镇上的苹果都被你们卖完了，一个苹果卖到3法郎高价。”
那可是一战前的3法郎，相当于普通华工一天的工资（华工日薪为1。5到4。5法郎）。
中国底层百姓虽然勤劳俭朴，但在那种看不到明天的情况下，难免会变得大手大脚起来。山东属于苹果产地，好多华工在出洋前，都只看过，却没吃过苹果。
到了法国后朝不保夕，华工们便疯狂的爱上苹果，一来想体验苹果的美味，二来也是怀念家乡。
最后小镇上的苹果被买光了，许多华工宁愿用一天辛劳十多个小时赚来的工钱，高价购买苹果尝鲜。镇上有个苹果贩子还因此致富，现在已经搬去大城市定居了。
亨利市长亲自把一个个苹果，塞进周赫煊他们手中。
几个华工迫不及待地啃着苹果，似乎是联想起当年的经历，眼泪哗啦啦往下流。
亨利市长又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代表本市，向您颁发荣誉市民勋章，请务必接受。”
“我的荣幸。”周赫煊微笑道。
在随行记者的见证留念下，亨利市长将荣誉市民勋章别在周赫煊胸口。虽然这个“市”只有500多居民，但好歹也是市啊。
当天下午，在华工向导的带领下，周赫煊前往当年的华工医院和疯人院参观。
这两栋建筑都已经废弃很久，台阶上长满青苔，一切苦难都尘封在历史中。
周赫煊拾起草丛里的一根扁担，那扁担是木质的，通体腐朽风化成黑色的朽木，似乎在无声的诉说着当年的情形。
陈英指着麦田远处的树林说：“周先生，树林里葬着200多个华工兄弟。当年立了木头碑的，一个个都有名有姓。”
周赫煊点头道：“全都移葬过来，跟其他华工一起安葬在陵园中。”
设计师柯布西耶也工作起来，开始实地查看情况。他转了两圈，回来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建议把疯人院拆除，华工医院虽然被废弃，但主题建筑还比较稳固，修葺过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华工博物馆。”
“华工博物馆？这个主意很好。”周赫煊说。
柯布西耶不仅是建筑设计师，更是一位建筑规划师，他说道：“我初步的构想，是开辟南边那块荒地做为陵园墓地，可能会占用少许农田，纪念碑修在博物馆和墓地中间偏南的位置。按照你的要求，大门面向东边修建，入门处可以设立华工塑像，道路两边各立一座。如果按照这种想法来修建陵园，包括博物馆在内，总造价可能要在500万法郎以上。”
500万金法郎，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就是20万大洋，这点钱周赫煊还是出得起的。
当然，还有寻找、移葬华工尸骨的钱要另算，这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不过嘛，美国的经济危机，再过几个月就要传播到法国。到时候差不多陵园就该开工了，正好可以再省些预算，廉价工人随便都能雇到。
接下来半个月，周赫煊开始在法国讲学。他想要让法国人重视华工，让法国人尊重在法华人，就必须给面子接受法国高校的邀请。每次讲学结束后，他都要提起华工的功劳，让华工的事迹更加深入人心。
这种做法的效果很好，至少许多高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对华人印象大为改观。
从巴黎的大学，周赫煊一直讲学讲到斯特拉斯堡，都靠近德国边境了。
在斯德拉斯堡第二大学，周赫煊会见了年鉴学派的两位史学家费弗尔和布洛赫，三人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费弗尔和布洛赫也接手邀请，答应担任北平研究院的荣誉会员，并于今年夏天前往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费弗尔他们的年鉴学派虽然搞得风风火火，但说实话，仍旧属于史学界的非主流派别。如今欧洲的史学界主流，是以孔泰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以及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
特别是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影响极大。中国30年代的史学研究，遵循的就是兰克学派路线，民国中期的史学大家，都可以称为兰克的徒子徒孙。
周赫煊在斯特拉斯堡逗留三日，正准备离开，中国驻德公使和柏林大学突然发来邀请，希望他能够去德国也走一圈。
民国时期就是这样，由于交通不便，出趟远门非常困难。
因此，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学者做跨洲旅行，都要尽可能的到处转转。去年张伯苓赴欧讲学，就一口气跑了好几个国家，似乎不多走走显得太亏本，浪费了昂贵的船票。
周赫煊欣然前往柏林，出乎意料的见到一位大人物——爱因斯坦。
第337章 336【蒋作宾】（）
法国受美国的经济危机影响比较晚，但持续的时间却极长。而德国却正好相反，它几乎是受美国经济危机影响最早的欧洲国家。
为何会如此呢？
因为20年代德国经济的复苏趋势，是以美国提供的短期贷款为基础的。美国那么一闹股灾，大约200亿马克的贷款被美国突然收回，由此触发德国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的经济危机。
周赫煊在1月中旬抵达柏林时，这边已经有了萧条的征兆，不时便能见到失业导致的街头流浪者。
离开火车站不久，周赫煊便看到柏林街头某处聚集着许多市民。一个瘦弱如同病夫般的男子，站在临时搭建的台阶上，慷慨激昂的做着街头演讲：
“德国的煤产量在下降，德国的钢产量在下降，德国的生铁产量在下降，德国的机器制造产量在下降，德国的发电量在下降，德国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国库黄金储备全都在下降。德国只有失业率在上升，去年夏天，德国的失业人口才120万人，可半年过去，德国的失业人口已经接近200万！工人、农民、商贩、资本家……德国的每一个国民，生活境遇都每况愈下！是什么造成这种情况的？是无能的议会民主制和政党政府！德国在那些无能者的带领下，已经衰败成民众分裂、利益冲突严重的国家。只有纳粹党当选，通过创造一个超越阶级、财产和职业的统一新国家，才将扭转现在的不利局面……
魏玛共和国体制下的各政党，仅仅代表特定利益集团。所有政党都该死，他们全都是毁灭德国的那个政党体制下的一丘之貉，都对制定从凡尔赛合约到道威斯计划的赔款条件，再到签订杨格计划的政策负有责任。他们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导致全社会的苦难。民主、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导致德国无能和虚弱，导致一个伟大的民族卑躬屈膝。
朋友们，是该清除这腐朽制度的时候了。只有纳粹党领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才能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纳粹党领导下的德国将脱胎换骨，新的德国人民，不再是阶级、职业和财产的大杂烩。新的德国，将是一个超越所有差别的人民共同体，具备拯救全民族的力量。腐朽和衰老的旧国家，必须被一个建立在种族价值观之上的新国家所代替。这个新国家推崇成就、力量、意志和战斗精神，这个新国家选贤任能，发挥个性天才，以及恢复德意志整个民族的权力和力量，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带来这一切……
德意志万岁！”
台上那个瘦弱男子挥舞着手臂，从嗓子眼里发出尖锐的喊声，活像个舞台上的滑稽小丑。
但路边的德国人却被他调动起情绪，不少人跟着嘶声大喊：“德意志万岁！”
周赫煊无奈地摇摇头，他看到的不是演讲，而是战争。
台上那个搞演讲的瘦小男人，也并非希特勒本人，因为希特勒已经被德国政府禁止公开演讲了。正在狂呼叫嚣的是戈培尔，纳粹党的宣传部长。
如果不是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希特勒上台没那么快。如果不是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也不会那么容易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头，不得不说，美国佬得负一定责任。
就是美国人搞出的股灾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到德国和日本的国民经济，平民生活过不下去，才孕育出滋生法西斯势力的土壤。
周赫煊乘车前往驻德公使馆，很快见到中国驻德奥公使蒋作宾。
此君乃晚清新军出身，秘密参加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他靠嘴皮子游说统一了江西，并担任九江军政府参谋长。去年蒋作宾来德国担任公使，德国政府专门派花车前往德瑞边境迎接，并在柏林车站派高级官员迎接。
这个公使馆也是刚刚建成的，南京政府拨款不够，蒋作宾自掏腰包补足，他自己的公使津贴都拿出来了。
更搞笑的是，南京政府经常欠发使馆工作人员薪水。蒋作宾只能自己垫付，结果垫款越来越多，把自己都搞成了穷光蛋。
十多年后，蒋作宾疾病缠身，穷困潦倒，住在重庆乡下的一间小屋里，药买不到，营养不济，他还在呼吁国民为抗日捐款。
直到蒋作宾去世，国民政府仍旧欠着他许多薪水，都是当初垫付给使馆员工的。
民国时候真不缺为国为民的清官好官，只不过这些人，一般都没啥好下场。就拿蒋作宾来说，他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可以称得上元老级别人物，而且还曾如此受重用，最终却晚景凄凉。
国好，我好。国穷，我穷。这是蒋作宾在抗战期间说的话。
周赫煊语气恭敬地说：“蒋先生，久仰大名！”
蒋作宾拉着周赫煊的手，大笑道：“哈哈哈，周先生，我可是等了你好些日子。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跑到苏联去了。”
“去苏联做什么？”周赫煊好奇问。
中国的驻德奥公使，怎么可能擅离职守，亲自跑去苏联呢？
蒋作宾解释说：“苏联跟中国断交了，我想去从中联络一下，希望两国能够恢复正常邦交。”
“那可难了。”周赫煊苦笑。
“再难也要有人去做，”蒋作宾叹气道，“大家都说苏联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但都搞错了啊。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最多十年以内，日本必然入侵中国，到时候联苏抗日才是根本。所以，这苏联是万万不能断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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