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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凯申说：“宣传口号而已，这也是为了抗战考虑。”
周赫煊冷笑道：“他可不仅是喊喊口号，你知道这位王县长是怎么征粮的吗？但凡有超过四五十亩地的富户，他就派6个人、3头牲口拉车坐催，人员和牲口的伙食均需该户供给。”
“干得好！”常凯申拍手称赞，“富绅地主大部分都是蛀虫，他们串联保甲长躲避征兵、征粮，若不用雷霆手段，他们连一个字儿都不想出。更何况，国家征粮是按市价交易的，又非白拿。让地主富绅把多余的粮食卖做军粮，于国于民都大有益处。”
“但你知道那些征粮的人是怎么做的吗？”周赫煊怒道，“他们住在富户家里，顿顿吃白面鸡蛋，牲口也必须**粮，而且还经常敲诈勒索。许昌县那些有几十亩土地的富农，居然被那位王县长搞得家里饿死人！还有，他们不但对富农如此，对普通农民同样如此。征粮人员住在农民家里不走，农民自己没饭吃也只得交粮，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买粮食上缴。农民买粮食用的是市价，而卖给征粮官却只能收官方价。现在许昌所有农民家里都空了，没有耕具，没有牛马，更没有留种的粮食，这种竭泽而渔的征粮手段，让明年的征粮任务如何完成？”
常凯申点头说：“确实有些过分。”
周赫煊又说：“现在许昌县粮价暴涨，市民已经买不起粮食了。对了，你的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杨却俗，他小儿子已经因为营养不良而患病，快病死了！”
常凯申瞠目结舌，难以置信。
三青团是由蓝衣社和CC系骨干分子组成的，由常凯申亲自担任团长，更被他寄予厚望。现在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儿子居然也快被饿死，这简直在开天大的玩笑。
“百姓本就受灾，地方官员还如此很征暴敛，无异于雪上加霜，”周赫煊说，“据不完全统计，许昌县已经饿死了两万多人。照此情况下去，到年底至少要饿死五万，到明年春天肯定超过十万人饿死，甚至有可能饿死二十万人！”
常凯申沉默不语。
周赫煊又说：“我知道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赈灾，也知道征粮是为抗战做打算。但河南省那位李培基主席太过厉害了，他强行压低粮价，并且严格执行。这在正常年月非常难得，我都要赞他一声好官干吏，避免了粮商富户趁火打劫的可能。但现在不能啊，省政府强行抑制粮价，而民间的粮食又被征走，富农及以下农户家里的粮食都被掏空，只有大地主和粮商还有存粮可用。这些大地主和粮商害怕被政府盯上，已经不敢卖粮了，甚至偷偷往外省运售。而外省的粮商因为河南粮价太低，又不愿把粮食运过来出售，导致整个河南市面无粮。别说穷人，就连那些有钱人，现在拿着钱都买不到粮食！如此赈灾，就算中央拨100亿赈灾款都无济于事，除非直接往河南运粮。”
“你把资料留下，容我想想。”常凯申挥手道。
“告辞！”周赫煊气呼呼离开。
1942年河南大灾荒完全就是人祸，这跟1936年的四川大旱不同。四川那是连续受灾歉收多年，而河南则是连续数年风调雨顺，即便1941年受灾也能足额完成征粮任务。
但正因为1941年受灾还交粮，把老百姓以前的存粮都掏空，而1942年又变本加厉的征粮，才导致如今受灾后饿殍满地。
最让人无语的是那个省主席李培基，办事能力太强了，局面糟糕至此还能把河南全省粮价强行压住。导致外省粮食不愿运往河南销售，而河南的粮食还偷偷往外省运。
常凯申把周赫煊送来的灾情资料看完，脸色极为阴沉，实在是现状比他想象中更为严峻得多。
但问题是，征粮还得继续征，实在是军粮已经撑不住了啊。
常凯申把侍从秘书叫来：“立即发电报，责令河南省政府，把今年的征粮任务调低两成。还有，把许昌县的县长王恒武撤职查办，此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杀人，当然是为了平民愤，反正该征的粮已经征上来了。
这家伙为了政绩已经疯了，能把整个许昌拥有数十亩土地的小地主，逼得平均每家饿死六七成人口。
历史上，王恒武因为征粮政绩优秀，很快就被升任为南洋专员。但由于他在许昌民怨太大，老蒋也不得不将其免职，并押往洛阳军事法庭受审，又因洛阳沦陷而逃过审判。直至抗战胜利，此人被愤怒的许昌百姓活埋，还栽了他一个叛国的罪名，真是报应不爽。
周赫煊能做的就是这些了，促使老蒋把1942年河南的征粮任务调低两成，或许可以因此少死一些人吧。
救灾是救不过来的，捐款捐粮或许能救活一人，政府征粮却能逼死十人。
不征又不行，为了抗战嘛，至少很多国府官员是这样想的。
1024【贪腐】（）
《大公报》，重庆总部。
胡政之快步走进总编室，对王云笙说：“王总编，这篇新闻恐怕不能报道，极易对抗战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你先把稿件撤下来，我立即去面见蒋先生。”
“见蒋委员长有用吗？周先生都见他好几次了。”王云笙愤怒道。
胡政之说：“总是有用的。中央不但降低了两成的河南征粮额度，还法办了许昌县长，前几天又追拨了2亿赈灾款过去。”
“我要揭发的就是贪污赈灾款！”王云笙把手里的钢笔一摔，“2亿赈灾款还不够河南灾民每人买一斤米，就这样还贪污，到河南时只剩下8000万了。这8000万居然还有人贪，王汝泮作为河南灾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三青团河南支部主任，竟然贪污赈灾款回老家购置土地！是可忍，孰不可忍？若此新闻不能见报，那我请辞《大公报》总编一职！”
“唉，”胡政之说，“我给周先生打个电话。”
“请便！”王云笙冷笑。
胡政之拨通周公馆的电话，把情况都讲了一遍，说道：“明诚，王总编坚持要刊发此新闻，我是劝不动了。我只说两点后果，第一，必然对抗战大局不利，第二，《大公报》必然再遭停刊。”
“那就准备停刊吧。”周赫煊说。
胡政之缓缓地放下电话，对王云笙说：“发！”
……
“混账！”
常凯申怒摔报纸，大吼道：“给我查，给我彻查！”
张道藩低眉顺眼地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等到老蒋呼吸放缓，他才问：“总座，《大公报》是否要封禁？”
常凯申想了想说：“勒令封馆整改一个月。”
老蒋是真的发火了，他为了平息舆论而追拨了2亿赈灾款。结果还没发到河南就只剩下8000万，到了河南又被继续贪污，这些蛀虫简直把党国大事当成儿戏。
更可气的是，王汝泮是三青团河南支部主任，极得老蒋的信任，因此特别被任命为河南灾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他竟然挪用赈灾款回许昌老家买地，买了足足500亩，除此之外还贪污了多少难以知晓。
《大公报》记者本来是前往许昌采访灾情的，毕竟许昌县饿死的人最多。结果无意间发现有人大肆低价买地，稍微调查，就发现出面购地者为三青团河南支部的人，顺藤摸瓜便把王汝泮给揪出来。
在文章结尾，那位记者还发出疑问：“河南灾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挪用救灾款买地，那么该委员会主任是否知情？知情不报是为包庇，不知情则为昏庸！副主任贪污，那么主任是否也有贪污的嫌疑？此后赈灾款发往河南救灾委员会，救灾委员会能否公布资金去向，救灾委员会是否又有人在贪污？”
新闻一出，全国哗然。
人们纷纷要求惩办王汝泮，并对所有经手赈灾款的官员进行调查。
继许昌县长王恒武被枪毙后，同为许昌人的王汝泮也被押往法场。王汝泮死得很快，中央调查专员还没动手，河南那边就直接把王汝泮拉去毙了，一看便知是有人想掩盖更多罪行这玩意儿不能查，一查就是一大串。
由于贪污事件牵扯太广，一时半会儿没法查清。老蒋为了平息民愤，不得已又拨了3亿赈灾款。
这次的3亿赈灾款直接发往河南工农银行，再由银行转交给河南省政府。因为老蒋盯得太紧，中央已经无人敢贪，河南灾情调查委员会和救灾委员会也无法经手。
按理说，这次应该稳妥了吧，但老蒋还是小看了贪官们的胆量。
河南工农银行行长李国珍，直接串通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把这3亿赈灾款挪用了一大半去搞投机买卖。用他们的话来说，3亿法币实在太少，根本无法赈灾，还不如拿去做生意多赚点钱。钱变多了，能救济的灾民也更多。
然而，等到他们回笼资金，再把粮买去赈灾的时候，河南已经饿死了几百万人，第二年的新麦都已经开始收获了。
这就是老蒋连续给河南拨发的三笔救灾款，第一笔属于借给河南省政府的经费，第二笔被贪污了七成以上，第三笔则被挪用去投机倒把。
《大公报》再次被迫停刊后，周公馆来了两个外国人。
一个叫白修德，美国《时代》周刊特派记者。另一个叫哈里森·福尔曼，英国《泰晤士报》特派记者（摄影）。
“周先生你好！”
白修德的中文很标准，福尔曼则说得有些蹩脚。
周赫煊同他们分别握手，说道：“两位找我有什么事吗？”
白修德说：“《大公报》被迫停刊，让重庆的西方记者如芒在背，现在已经没有报纸敢报道河南灾荒了。我和哈里森准备前往河南实地调查，听说《大公报》记者已经有了许多一手资料，所以想借来观阅做准备。”
周赫煊回到书房，拿来一沓文字资料说：“这些是采访稿的影印件，照片需要去《大公报》报社提取。”
“多谢。”白修德把影印件小心收好。
周赫煊道：“是我该感谢你们才对，希望两位能真实的报道灾情。”
“一定，”白修德没有再提河南灾荒的事，而是聊起了闲话，“周先生，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听导师提起你。导师说，你是他所见过的最清醒的中国人，他和你的交流总是那么愉快。”
周赫煊笑问：“你的导师是谁？”
“费正清先生。”白修德道
“哈哈，原来是老费。他在清华教书时就非常严厉，你在他手底下没少吃苦头吧？”周赫煊大笑。
白修德颇为自豪地说：“当然吃了苦头。导师认为汉语太难，害怕学生浪费精力，所以提出了‘本科生不适宜学汉语’的不成文规定。当时学习汉语的本科生只有两个，导师总把试卷出得很难，试图让我们打退堂鼓。于是另一位同学放弃了，而我则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个学习中文并通过了考试的本科生。”
“看来你语言天赋不错。”周赫煊说。
白修德道：“在学习汉语之前，我就已经掌握了希伯来语、拉丁语、德语、法语和意第绪语。我第一次对汉语感兴趣，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里，看到墙上那些汉语书法作品。那太美了，已经脱离了文字的范畴，每个毛笔字都是精妙的艺术品。对了，周先生，在我离开重庆之前，能向你讨要一副书法作品吗？”
“当然。”周赫煊经常向别人求字，找他求字的还真不多。
周赫煊写了一道“友谊长存”的短幅，落款用印，白修德拿去装裱之后便出发前往河南。
1025【人市】（）
周赫煊这次是跟老蒋较上劲了，在《大公报》被停刊后，他直接亲自写文章送到《非攻》杂志社。
《非攻》的总编已经换了好几个，现任总编不是别人，正是大作家巴金。
在抗战爆发后，巴金曾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结果去年初被国府勒令停刊。同时他还与茅盾一起主编《烽火》（原名《呐喊》），这本杂志在抗战初期影响极大。但因战争影响，《烽火》总部从上海搬到广州、再搬到香港，又因香港沦陷而被迫停刊。
巴金此后奔波于西南各地，专门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非攻》总编去年因病离职，周赫煊便写信请来巴金继任。在巴金的手里，《非攻》开始刊载许多左派作家的文章，其中包括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杨朔等人，各种挑战老蒋的忍耐极限。
说实话，《非攻》已经距离停刊不远了。
“李总编，这里有一篇周先生亲自写的文章。”骆宾基敲门进入总编室。
骆宾基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但因战乱影响，他已经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两年之久，此后便一直辗转各地从事文学创作。即便来了重庆，骆宾基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