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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吞吞吐吐地说：“回主子的话，奴婢不是为着这个。奴婢是”他咬咬牙说：“主子主子不该说‘吃饭’，该说‘进膳’”
“切！你又不读孔夫子，怎也忒多礼！进膳不是吃饭么？朕就乐意说吃饭，怎么着吧你！”
第三十章嘉靖新政（）
“国家兴亡，首重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早朝之时，朱厚熜以这样一句话拉开了嘉靖新政的帷幕。
“吏治不清，必致朝政败坏，累及民生。我朝开国之初，太祖高皇帝便定下律法，以六年为期实行京察，年老有疾者致仕，疲软无为及素行不谨者关带闲住，浮躁及才力不堪其用者贬谪罢黜，贪酷不法者削籍为民。此乃太祖文皇帝留给子孙万世垂治天下之成法。但朕以为，如今我朝已进入中平守成之期，吏贪官横之情状较之洪武年间尤有过之，京察当由原来六年一期改为三年一期，自嘉靖一十八年京察之后至今已三年，朕此前已着内阁阁员、吏部侍郎徐阶会同都察院都御史陈镒主持嘉靖二十二年京察，由两京各大衙门司员职官自述三年来的秉职情状，行谋是否保善家邦，言事是否苟利社稷；有何等职绩，慷慨任事于法制之内；有何等缺失，毁瘁置君于暗墨之中。四品以上官员自陈得失之奏疏上呈御前，由朕决定升降去留；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裁汰罢黜。去留即定之后，任职若有其他过失隐瞒未报者，由六科给事中或都察院御史予以纠劾拾遗，从重论处，以儆效尤。凡京察中被罢官者，终身不复用。”
“实行京察考究京官得失，罢黜邪佞之徒及贪官污吏只是其一，我朝一大弊政乃是各衙门批复公文虽多却未能落到实处，以致朝廷政令难以施行。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当实行考成法以从严考究各级衙门及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自即日起，京城各大衙门当设立三本账，一本为底本，留衙存照；一本按职份分送六科，一本送内阁，由内阁稽查六科，由六科稽查六部；应天、顺天两府和一十三省各省府州县也应建立公务登记台账，办理公文必须按时登记备查，上司衙门对其实行月考年稽，以保障朝廷法令如疾雷迅风，大行于天下。
“内阁掌中枢之职，上承朕意，下领百官，朕以社稷相托，付之九州国运、亿兆民生。两京一十三省应以半年为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由内阁会同吏部对京师各大衙门及各地牧民之官考勤考绩，甄别全国官吏勤惰贤愚。今后官吏进退升罢，皆以考绩为准，都察院与六科廊一干风宪言官稽查有司信赏必罚，不得徇私舞弊。各部院司寺及各省府州县官吏当谨奉王命，安守臣职，清廉为官，清平治政，方不负朕及万民之托。若有作奸犯科、玩忽职守甚或恣行酷政、鱼肉百姓者，朕能容之，国朝律法也难能容之！”
还未等朝臣从震惊中缓过劲来，朱厚熜又说：“朕近日查究国朝财政，历年岁入不足银三百万，粮两千三百一十九万四千石。而两京一十三省领食朝廷俸禄者，计有文官一万八千人，吏员四万二千人，武官三万五千人，卫所三百九十四个，九边军八十九万人，另有廪赡生员八万五千八百人。如今乃是官员缺禄米，军卒缺粮饷，各省府州县更缺应急备荒之粮储。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市井俗语更说‘民无粮不稳，军无粮必乱’，整顿吏治之外，时下最紧要的便是要改变税制，开源节流，增加岁入！”
“开源节流，是解决时下财政危局之唯一办法。论及开源，除盐茶铜铁等朝廷专营之政可课税外，第一等便是田赋。天下田亩皆有定额，以嘉靖八年清查全国田亩之统计数额计，共计九百二十七万五千六百零二顷又八十五亩。近十余年来虽未清查，但依朕之见，近年四边不靖，关外及江浙难民纷纷弃田而逃，如今实耕之地未见其增，反略减之。纵是发动百姓垦荒，依照国朝旧制，也是三年不起课，再三年减半征取，一时也无可加增。”
朝臣们又是一震，都以为皇上要加征赋税了，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开始在心里斟酌措辞，想为民请命劝谏皇上，却听到朱厚熜又说：“国朝自太祖高皇帝开国以来，已历一十一帝，每位先帝都对皇亲国戚近侍功臣赏赐土地以示恩典。据宗人府簿册登记，截至嘉靖二十一年，在籍皇室宗亲有两千六百二十七人，计有亲王十八位，郡王五十六位，世子四位，长子二十一位，镇国将军一百二十三位，辅国将军二百三十五位，奉国将军二百六十四位，镇国中尉八十五位，辅国中尉三十一位，奉国中尉二十九位，未封名爵者一千三百七十九位，庶人三百八十二位。这些宗亲每人名下都有赏赐田地，多者上万余顷，少者也有几百亩，合计二十多万顷。此外，外戚、勋贵、内侍、功臣及寺观等受赐子粒田更不可计数。按朝廷规制，上述人等田产一律不起课征税，便有一干刁民贪图蝇头小利，甘愿卖身为奴将田产寄名其下，只缴纳低于朝廷赋税之田租，又无须承担徭役，宗亲贵戚得了偌大实惠，朝廷却少了许多赋税收入。户部据各地申报豁免赋税统计，至去年此等免课田地合计已达四十六万七千余顷。这数十万顷良田既非官民所有又非军屯所用，若能起课，一年可增赋税银二百万两，粮近四百万石。朕念及天亲之情，许其将多占民田发还于民，受赐子粒田以民田赋税之半起课纳税以为国用，由户部并各省府州县参酌实情确定，上呈御览。”
如果说朝臣们对于皇上起意要对宗室贵戚受赐子粒田一时还心存疑虑，只当皇上说说而已的话，朱厚熜下面的话就将他们的惊诧推到了顶峰：“为做宗室贵戚之表率，朕决意将原在藩邸之时所受的十余座皇庄尽数付于庄户，由庄户按国法缴纳皇粮国税。皇后、嫔妃各家所赐之田也于今年依律起课纳税，大内所掌之三宫子粒田因需安置无家可归之内侍宫女，以民田税率之半起课！”
皇上所居的乾清宫、皇后所居的坤宁宫和或为太后或为贵妃所居的慈庆宫名下都有数十万亩良田，分散在京畿密云、大兴、顺义等县，这些田地被称为三宫子粒田，一年收项各有几万两，为皇帝、皇后和贵妃的私房钱，用于赏赐身边内侍宫女。如今皇上连自己的钱都不要了，可见是要动真格的了！
别的朝臣还可幸灾乐祸，几个因祖上军功受封为世袭罔替的公侯如英国公张茂、永安侯薛林义等人的脸上就变了颜色，正想开口说话，坐在御座上的朱厚熜一道凌厉的目光扫视过来：“朕上膺天命，承继大统，御极已二十有二年，如今奋万世之雄心，开嘉靖新政之宏图，推行新法并亲为表率，皇亲勋显则更应感念圣心，与国同体才是。再者，依制赐予之田虽起课征税，朝廷不过抽取五分，剩余五分仍为奉养。任事不干，安享百万钱粮，若还不知足，便是不愿与朕同心同德，朕也断不能容他！有不愿将多占民田归还于民者，由户部查究呈报给朕，朕着宗人府削其王爵，追夺其受赐之田收归国有！”
昨日持续整整一天时间的御前年度财务会议使他明白了一个问题，国家财政状况已经极度恶化，没有多少时间可留给他从容谋划。而且，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之中：要想强国富民，必须首先保证国家安全；可是，国家财政如此恶化，想整饬军备、加强边防海防，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突破目前的困境，和风细雨式的改革恐怕很难收到成效，为此，他不得不动用了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就树立起来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威严，以强权压制宗室豪强，以推行暴风骤雨般的嘉靖新政！
张茂、薛林义等人哭丧着脸不敢说话，朱厚熜隐隐感到了一丝快意，又继续了刚才的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身为王臣，占有王土，自当起课纳税。官绅士子与宗师贵戚同例，所有之田也以民田赋税之半起课纳税以为国用！内阁着户部等有司于清田之时应重点清查宗室贵戚及官绅士子之田亩，有欺瞒不报或少报者，交付有司以抗旨论罪！”
这下，所有的官员都象是嘴里被塞了一把黄连一样，苦了起来。
第三十一章一条鞭法（）
所谓“天下子民，士农工商自有分野”，士大夫阶层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官绅不纳粮当差是明朝自朱元璋开国以来便奉行的一条铁律，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改变。在一百多年前的嘉靖年间，突然提出“官绅一体纳粮”的主张，朱厚熜其实也犹豫了很长时间，本想等到清田结束之后与内阁商议妥当之后再施行，但既然已经提出了嘉靖新政，他也就顾不得朝臣们那如丧考妣的悲戚神情，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国朝以宗室为藩篱，以士子为根基，朕也晓得官绅家田地免税是祖制，祖宗成法在，后世子孙不可不守。可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两万余官吏、八万余太学府学生、十万余军官将佐、二百余万兵士健卒俸禄薪饷皆要出自朝廷赋税。若藩王宗亲不纳税，官绅士子也不纳税，朝廷赋税只能取之于百姓，百姓不堪重负，便只能将田土卖与藩王宗亲官绅士子，土地兼并之势必会愈演愈烈，长此以往，总有一日国库将会一空如洗，百姓也将一贫如洗，再不改制，便要改朝换代了！”
朱厚熜的目光扫视了太和殿上数百名官员，缓缓地却又语气坚定地说：“诸位大臣可当朕杞人忧天危言耸听么？我大明百姓生性温良隐忍，非是实在活不下去，决计不敢犯上作乱，却又为何各地一直民乱不绝、卫所官军疲于奔命？概因各地豪强官绅有地而不纳税，农民少地无地却要按户、按丁纳税，便是杂赋及徭役也要一应承担，百姓已然苦不堪言，丰平之年尚能勉强苟活，如遇灾荒，百姓无以为食，若地方官府因怕影响考功而不肯上报朝廷赈济灾民，反而加紧逼征赋税，必致各地百姓背井离乡逃亡外地，又或以暴力抗税抗捐，便酿成致乱之大祸。四方蜂起之时，莫说你官绅士子无法再安享太平，朕这龙椅怕也坐不安稳了！
“圣人云，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但朕以为，母诞一子，必哺育使之活；天生一人，必给食使之活。此天道之存焉，亦人道之存焉。岂有一二人夺百人千人万人之田地使之饥寒而天道不沦人道不丧者！天道沦、人道丧，则大乱之源起。民失其田，国必失其民，国失其民则未见有不大乱而尚能存焉！是故失田则无民，无民则亡国！宗亲贵戚及官绅士子之即得之利与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比，与我大明之天下苍生比，孰与轻重！朕为大明江山社稷千秋万代永固计，自然要抑制豪强反对兼并，虽千夫所指、万矢穿心亦不悔也！
“宗亲官绅纳粮徼税只是其一，税法也应厉行改革。朕虽垂拱九重，你等时下位列朝堂之人却是多做过外任职官的，也该知道各地州县牧民之官最头疼的便是那种类繁多的实物赋税，征收之难与运送麻烦还在其次，送抵京城之后还每每被各衙门的吏员敲诈盘剥，若不得满足，便以各种理由挑剔甚至拒收，影响上下各级官吏考功不说，重新补征押运更是费神费力，这实物赋税可称得上是地方官员第一等难事了！而在民间百姓，缴纳各种实物赋税之时又不免为各地衙门胥吏层层敲诈盘剥，以致怨声载道。如此官民两难之事，当是一大弊政，也需革除。朕体念其难，待全国清田结束之后，即实行‘一条鞭法’，由户部重新确定两京一十三省各州县田赋，百姓除照例交纳科米粮赋之外，将其他各种杂赋一并折为现银，计亩征收，并将役银由旧制按户、丁征收改为以丁、亩分担，由户部匡算数额，仍按夏秋两季征缴。”
“我朝正统初年便在江南部分州县试行以银钱征收实物赋税，称之曰‘金花银’，简化征收手续，减少胥吏盘剥，百姓得了偌大实惠，无不交口称颂朝廷仁德。各地官府衙门却以散碎银两需铸成银锭有所损耗为由，加征赋税，名之曰‘火耗银’。物质不灭乃亘古不变之真理，火耗又从何而来？不过一干墨吏巧立名目，借机敛财罢了。更有个别州县竟将火耗加至三分，如此敲骨吸髓盘剥百姓，朕览之不胜骇然，翻遍史册也是亘古罕有！
“朕深知整饬纲纪矫治腐败之艰难，我大明官吏俸禄过低，难以养家糊口也是实情。京官照例有各地年敬、节敬，夏有冰敬，冬有炭敬，不一而足，倒也不无小补；各省府州县衙门例银连孝敬六部等各大衙门及接待过往上司显贵都不够，也只得靠那火耗贴补官吏家用。朕也不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