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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唐宋以降，对茶叶这种“不可一日以无”的生活必需品实行了严格的垄断经营和茶禁政策：唐朝时规定，凡贩卖私茶三次，每次满300斤，即处死刑，长途贩运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宋朝更严申茶禁，视私自贩运的茶商为“茶寇”，派出军队巡缉、镇压。明朝虽也实行国家专营榷卖，却有所放宽，在东南皆无榷法，商人请引纳税即可运销，不拘地方。但为了维持茶马互市，独于四川、陕陕两省实行了严格的茶禁。
川陕两省地处西北边陲，又是传统的产茶区，自洪武初年起，就在两省征收很重的茶课，如四川和陕西汉中府实行“每十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官给直买之”的茶课；官田茶园则由军士或民众承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比种粮食的课赋重了两倍有余，两省茶农苦不堪言。
为了获取与藏族易马的茶叶，朝廷对茶户横征茶课，将大量茶叶贮藏于茶马司的仓库之中。可是，宣德以后，官营茶马互市衰落，造成了大批茶叶壅积，于是明朝政府不得不将大批“积茶折官俸”，“支销其不堪换马茶叶，具奏覆验烧毁”。
当茶叶在官仓中悄悄地霉烂变质之时，茶叶生产也出现了萧条的景象。在封建超经济剥削之下，束缚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抑止了茶户的生产积极性，甚至破坏了茶户的家庭经济，导致茶园荒芜，茶枝枯朽，茶户濒临破产甚至死亡。如四川江安县茶户所说：“旧有茶八万余株，年深枯朽，户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给役于官，无力培植，积欠茶课责征日急，乞赐减免，并除杂役，专办茶课。”又如陕西汉中府茶户，由于茶课负担沉重，“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
另外，明朝政府又禁止民间蓄茶，“所蓄不得过一月用，多皆官卖。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这种“民有余茶，官买之”的茶叶统购统销制度，也给茶户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山人治茶，犹农之治菽粟。勤力经理，俯仰所资。今商茶之外，严禁私卖，又以茶多阻滞，商人不得多中，则将使小民终岁收获置于何地，而衣食之资取办于何所耶？！”
听张居正摆出这些史料，马宪成脸上的颜色当即就变了，从嘉靖二十二年朝廷推行新政起，他身为户部尚书，秉承圣谕厉行财税改革，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多年来入不敷出的拮据局面，其间，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克服了多大的阻力，又经受了官场士林多少非议诘难？皇上突然这么说，莫非是要改弦更辙了吗？
负气之下，他也顾不得御前礼仪，又忍不住插话说：“皇上奋万世之雄心，一力推行嘉靖新政，便是为了缓解国朝财政危局，并有‘开源节流，是解决时下财政危局之唯一办法’之圣谕，臣至今言犹在耳。论及开源，杜绝偷税漏税走私贩私便是其中一大要务。以西、河、甘三司而论，洪武、永乐年间每年茶税可得六十万两之多；宣德以来，私贩茶马之风愈演愈烈，至成化、弘治年间，三司每年收项只有二十余万两，且有逐年递减之趋势，臣掌户部，为国家整饬财政，广开财源计，不得不奏请皇上重申茶禁之法。”
朱厚熜见他话语之中已带有强烈的不满，也不高兴了，冷冷地说：“如何厉行茶禁？是把那些贩茶的商人全部处死，还是将那些私自将茶卖给商贩的茶农流五千里外充军？”
马宪成说：“回皇上，按我大明律，凡私茶出境，没有拿到茶马司关防而进行茶马交易者，犯人与把关头目皆凌迟处死，全家流五千里充军，货物入关。太祖高皇帝时，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茶两万斤被赐死，连马皇上都不敢求情。”
第五十二章藏富于民（）
马宪成抬出了国家法律和洪武旧制，朱厚熜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见皇上语塞，严嵩立刻愤君之慨，出言反驳道：“马阁老此言差矣。斯时太祖高皇帝得国之初，四海不靖，寇心不死，为统摄六合，大扫天下九州之妖氛，故对贪名、贪利、贪位、贪色之徒课以重刑，严惩不待。盖因当时国中局势，遭受频年战乱之后，人心尚在焦躁狂乱之中而不能自拔，为救溺人心，拨乱反正，故治国用以重典。据此制定的大明律，未免失之过苛。譬如说，大明律中载有明文，民间百姓不许着苎罗绸缎，不许饰以金器，胆敢犯律者，或卸去双脚或流三千里外充军，南都百姓获罪者不知凡几。如今，满城百姓子弟，尤其商贾贩夫之流，哪个不是穿绸披缎？哪家女眷不是金翠满头，若都用大明律来定罪，只怕京城便有一时皆空之虞了。”
马宪成岂能不明白严嵩的险恶用心，但他在朝政之争上从不让步，当即将严嵩顶了回去：“严阁老此论貌似有理，实则不然。穿戴只关乎个人好恶，充其量只是人心不古，民俗奢靡；而走私贩私则不然，扰乱国家大政，涉及国计民生，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岂能一概论之？”
接着，他冷哼了一声：“若非要将两者拉到一起相较，孰轻孰重，孰大孰小，明眼人略略权衡便可知之，更遑论柄国大臣！”
严嵩被他嘲讽，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马宪成又继续说道：“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杀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辄以极刑凌迟论罪。其意安在？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止，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
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徐阶开口了：“马阁老且请息怒。其实皇上的心意，区区略猜到了一点：禁茶之议由来已久，却一直禁而不止。自宣德以来，藏汉毗连地带，东自潼关，西及甘肃，南抵汉中，绵亘数千里，到处都有私贩茶马的市场，以致出现了官营茶马互市久而寝驰，奸人多挟私茶澜出为利，番马不时至之情状。私茶之势，如洪水滔天，堵不如疏。皇上想从源头上想办法，大兴商茶以补官茶之不足。这在国朝也并非没有先例，甚或自弘治先帝之时，已有定例，可谓祖宗成法”
接着，徐阶进一步引经据典，论证说由于朝廷厉行茶禁，茶户生产的茶叶没有畅通的流通渠道，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打击，最终必定使生产萎缩；而茶叶生产的萎缩，最终又影响了朝廷专营的茶马互市。“弘治三年，御史李鸾言，茶马司所积渐少，各边马耗，而陕西诸郡岁稔，无事易粟，请于西宁、河西、洮州三茶司召商中茶。”；“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招商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所谓“六分听其货卖”，就是说允许茶商私人经营百分之六十的自由买卖，这实际上也是承认或者说是默许了民营茶马贸易的合法性。这便是茶叶生产萎缩后，政府征收不到“官茶”，不得不开放茶禁，“召商中茶”的开始。
同时，政府对茶户变征茶为征银，“初川陕茶课皆收本色，以易番马。永乐后番马由陕西道，川茶多霉烂乃令以三分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银。至成化三年西宁等处亦折收银，粗茶百斤，芽茶三十五斤，皆量收五钱，无银收丝绢等，俱解本省有司支用”。由此，才再一次活跃了茶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茶叶生产的复苏有了生机。
徐阶的话恰恰切中朱厚熜所想，他自然大点其头，说道：“正是这个理。单靠茶禁，不但耗时费力，效果却还不佳。既然有祖宗成法在，何不依东南之例，敞开榷法，商贾纳税请引即准其贩运，未必就不如官茶互市所得利润为少！”
原来皇上不但不同意厉行茶禁，还要彻底放开茶政专营榷卖之法啊！江南三大政：盐政、漕政和河政；北方三大政：茶政、马政和屯政，都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而且茶政更是与马政密不可分，马宪成身为户部尚书，自然不敢拿国家的一大财源当儿戏，便说：“纵有所得，也尽在奸商而不在官，于国朝财政何益？”
严嵩已从方才的震怒之中清醒过来，立刻抓住了他的话柄：“马阁老此言又差矣。皇上如今推行新政，广施仁政，禁用威权，趋利逐财之徒固然可恶，但也只能加以疏导，不可施以重典。马阁老两榜进士，科甲正途出身，想必也读过太祖实录，可曾记得洪武年间，有广平府尹王允道上疏朝廷，奏请对磁州铁矿征税，太祖高皇帝亲下御批，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则必损于民。’关于利该在朝廷还是该在百姓之分别上，太祖高皇帝这段旨意已是再清楚不过了。我附议徐阁老，赞同皇上兴开中商茶，取代茶禁之法。”
马宪成身为内阁大学士，太祖实录不晓得读了多少遍，此刻被严嵩这样嘲讽般地诘问，也气得面红耳赤，却也无从反驳。
其实，若论派系渊源，马宪成与李春芳同为夏党重要一员，按理也不至于落到被严嵩、徐阶两人群起攻之而孤立无援的地步。只因他脾气太倔，于财政开支上太过苛刻，这些年里不但夏言对他颇有微词，李春芳更为军费开支、粮饷供应诸事上与他多生龌龊，怨气很大，眼下自然不会忤逆圣意，对他施以援手。
朱厚熜听的心花怒放：为要打鬼，借助钟馗，朝臣们抬出祖宗成法、国朝旧制来作为攻击武器的时候，最好的办法也是抬出祖宗成法、国朝旧制来对付。严嵩、徐阶算是深得个中三味，更能完全体谅他这个皇上的苦衷啊！
其实，不同意户部在川陕两省厉行茶禁的奏请，只是朱厚熜扶持新兴资本主义萌芽，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步，也是扔出一块石头试探一下封建官僚阶层的态度。没想到刚一提出这个意向，就遭到了马宪成这个以廉能著称的内阁重臣的强烈反对，幸好有严嵩和徐阶这两个既柔媚又能干的人在，帮他在明太祖朱元璋和历代先帝那里找到了理论根据
喜不自胜的同时，他又略微感到有些汗颜：回到明朝之后，他也曾读了太祖实录，并自认为狠下了一番功夫，却不曾想，比起这些学富五车的封建官员来说，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想来也是，这些内阁大学士都是从小就受严格的科举应试教育，历经县试、府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一路走来不知道磨光了多少砚台，写秃了多少狼毫，更不用说考中进士之后还带薪在翰林院钻研典籍史册，个个大概都是硕士、博士、博士后、博士后后的水平，对于太祖实录早就烂熟于心，要到用时自然信手拈来。看来，自己这个皇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啊！
想到这里，他便说：“严阁老所言甚是。太祖‘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则必损于民。’的圣训，一言以蔽之，藏富于民也！此四字当为我大明万古之移之成法！国朝以孝治天下，既然太祖高皇帝有此圣训在，朕这后世子孙也不能不恪守遵行之。”
推行嘉靖新政，皇上不知道把多少太祖圣训、祖宗成法抛到了故纸堆里，但谁也不敢说他出而反尔，更不敢说他将太祖圣训简化为“藏富于民”有断章取义之嫌，严嵩、徐阶几乎同时躬身说道：“圣明天纵无过皇上！”
坦然地受了严嵩和徐阶两人的奉承，朱厚熜又将视线投向了暗自生闷气的马宪成，温言说道：“朕也知道，马阁老殚精竭虑，为国理财，为朕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却不能只想着国家，不想着百姓。国家财政吃紧自是实情，百姓清苦度命更是实情，两难若能两顾，才是我大明中兴之象啊！川陕茶禁之事就按方才所议，马阁老责成户部尽快拿出具体可行的方略来，呈给朕看。”
马宪成闷闷不乐地应了一声：“臣谨领圣谕。”
朱厚熜也没指望他能立刻便接受“藏富于民”的观点，顺坡下驴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便又环视四大阁员，说：“一部华夏之史，三代以下，夏商两朝便是只有君王没有百姓的天下。诗经有云‘时日曷丧？吾与汝俱亡！’可见暴君虐民，民不聊生，百姓便有了与夏桀商纣同归于尽之心。君失其民，民必亡其君，遂有商革夏命、商亡周替之事。天生孔子，教仁者爱人；继生孟子，道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万古不变之治国至理。秦始皇一代雄枭之主，一统六合，兵势何其之盛，却因不思与民休养生息，对百姓横征暴敛，尽发民夫修长城、修阿房宫，简直视天下苍生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