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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朝野内外提出商人侵吞国家推行改稻为桑国策利润的问题，吕芳认为，朝廷在江南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将许多稻田改为桑田是为了多产丝绸，产了丝绸是为了卖给外番四夷变成银子，增加国家赋税、提高百姓收入。可是，丝绸不好，外番四夷那边就不要。若是小作坊一拥而上，难免在工艺上难以提高，织出来的绸也就质量不高，卖不上价。而百姓的丝卖给小作坊的话，也卖不上价。为此，他认为朝廷可以效法兵工总署怀柔铁厂及诸多矿山、工厂之成例，由国家出资在江南成立丝织厂和棉纺厂，委派官员管理，聘用大量织师、技工，产出丝绸所获利润，自然也就归国家所有。
吕芳一个明朝人，还是个太监，能提出成立国营工厂的建议，令朱厚熜不免得意于自己对明朝人的思想启蒙已大见成效，也对他的这个建议大为心动：实行社会化的大生产，有利于降低单位劳动成本，提高生产工艺，推动技术革新，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兵工总署下属的各大工厂、矿山，都是军事工业，与朝廷整饬武备、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休戚相关，可以完全由国家出资或控股，谁也不能说这么做不对。若是只为了赚钱而开办丝织厂和棉纺厂，就难免要招致官场士林那些清流们的“与民争利”之讥——这也不能怪那些人左说左有理，右说右有理，朱厚熜刚刚大讲特讲了“藏富于民”的大道理后，转身就设立国营工厂大赚其钱，岂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自打耳光？他这个皇上的信誉乃至大明朝廷的威信就荡然无存了
面对皇上的担忧，吕芳婉转地提醒道：“主子万岁爷，自打嘉靖二十四年江南起了叛乱，内廷苏、松、杭三大织造局就都关了门，这么多年了，也一直未能复设。去年朝廷册封两位新娘娘，还有新正年节赏赐宫人奴婢，都拿不出上好的丝绸作为赏赐”
吕芳的话还没有说完，朱厚熜已经明白了过来：原来吕芳的建议是要以复设内廷织造局的名义，开办国家工厂啊！
第四十七章江南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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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松、杭，衣被天下”的说法由来已久，内廷下属的三大织造局就分别设在苏州、松江和杭州三地，宫里一应人等，上至帝后嫔妃、下到婢女火者所用衣料，以及皇上赏赐藩王、使臣和外夷的丝绸布帛都由这三大织造局供应。不过，织造局下面并无作坊，所有的织造供奉任务，都照例向各地织户摊派。
早在另一个时空，朱厚熜对明朝内廷机构之完备以及宦官人数之多、权势之大早有耳闻，对于这种家国不分、宦官趁机揽权贪墨的情况也早就深恶痛绝。因此，他回到明朝之后，借着推行嘉靖新政，第一刀就砍在了由内廷掌管的市舶司的头上，将之交给了户部，归入国家财政。但是，由于没有人想到要给他做龙衣，他也就没有把内廷织造局放在心上。后来王师南下平定江南叛乱，取得了徐州大捷之后，陈洪想锦上添花，决定给皇上做龙衣以备朝廷庆典，引起了他的重视，找来曾在苏松杭等地任过知府的官员查问之后才知道，织造局对国家经济的损害和对百姓的掠夺，比市舶司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上用的衣料，从缫丝、织布到染色，每一道工序谁敢马虎？一匹缎子千辛万苦地织成，织造局的钦差督造太监过目检查，若找到米粒般大小的瑕疵，这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忙活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匹缎子还不给退回去——督造太监说的理直气壮：这是专给皇上织造的面料，任其流落民间就是亵渎天威，这个罪，诛了你九族都担不起！
即便督造太监验看过关，一匹缎子织造局也只肯付给织工二十两银子，而实际的工价银少说也得八十两，织户要亏四分之三的本钱。谁愿意接这样的差事？织造局却不管，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咱家是宫里的人，只管给宫里织丝绸，摊派织工的事儿，该由你们地方衙门去办。”一脚就把麻烦踢给了苏松杭三地知府衙门。
人常说，宁为长江知县，不为黄河太守，可不曾在江南为官的人却不知道，在富甲天下的江南膏腴苏松杭三地做知府，竟是如此苦不堪言，为的就是每年为织造局给织户派活这天下第一等头疼之事。一匹价值八十两银子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二十两，地方官府衙门只好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挪出一笔经费，再给织工贴补二十两。即便如此，也只相当于本钱的一半，仍没有那一家织户愿意干，不得不硬性摊派。每年织造局的织造计划下来，知府衙门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集起来，分片抓阄儿，谁抓到算谁倒霉。往往手气不好，抓到承差的织户败家破产，乃至投河上吊的不在少数。
织布还只是第一道工序，还有刺绣、缝制等诸多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如此，加之织造局的钦差督造太监往往需索无度且趁机敲诈勒索，不但是承差织户饱受其累，动辄被逼得破产毁家；就连配合他们办差的当地知府衙门官员也是苦不堪言。但是，三大织造局干的可是皇差，织造局衙门的关防上都有“钦差”二字，那些地方知府衙门的官员谁敢懈怠延误？那些不幸抽到承差的百姓谁敢抗旨不遵？毫不夸张地说，大明皇帝身上的那件关乎朝廷威仪、天家体面的龙衣，不但耗费了许多民脂民膏，上面还沾满了百姓的血泪！
这且不说，织造局的那些钦差督造太监们不但欺官虐民，对于皇上的龙衣也敢雁过拔毛，正德年间的天价龙衣自不待言，嘉靖年间制作的那些龙衣，每件工价银上万两至两万两，可根据地方知府衙门的估算，实际用银都超不过四千两，剩下的银子到哪里去了？别处不说，杭州织造局钦差督造太监们经常大宴宾客，刨龙烹凤只是寻常事；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船也是织造局的，还用问剩下的银子到哪里去了吗？
幸喜嘉靖二十三年江南叛乱，苏松杭三大织造局的那些钦差督造太监们和下属内官或死于乱兵之手，或委身投靠逆贼，省去了朱厚熜撤销三大织造局的麻烦，他借口天下初定、民生凋敝，身为万民君父，应当于国同体、解民之忧，声称十年之内不许再提给自己做新龙衣之议，也就只字不提重建三大织造局之事，内廷所需及赏赐外藩四夷的丝绸棉帛，都由朝廷供应。
其实，朱厚熜此举不但有违祖制，也违反了朝廷规制，概因每年三大内廷织造局的用银，照例要由皇室出一半，工部拨一半，如今全由朝廷供应，实际上是违规动用了朝廷太仓里的钱。但是，自从嘉靖二十二年起，皇上就把宫中用度一减再减，每年朝廷拨的银子，应付宫中日常开销也是捉襟见肘，哪里还有余财去置办丝绸棉帛？而国家财政日趋好转，即便是悭吝如马宪成者，也不好意思跟皇上抠这理应由皇室承担的一半费用。再说了，这么做，虽说给工部增添了许多麻烦，但户部却能从源头上控制相应的费用开销，避免了以往年份朝廷有义务拨款，却无权过问往来账目的弊端，施行一年之后匡算开销，竟比当初拨付一半还要少上许多，马宪成当然乐得装一次糊涂。
此刻，吕芳重提复设苏松杭三大织造局之事，显然不是出于一片菩萨心肠，想给手下的那些太监找一条发财之道，而是因为设立内廷织造局是祖制，任谁也不能公然反对，可以借此机会，找到合作商人，招揽工匠、开办丝绸棉布作坊，赚到的银子就归皇室所有了。到时候，皇上是要贴补内廷开支，还是上缴朝廷入了国家财政大账，那还不是皇上一句话的事情？当年皇上设立大同市舶司，专管与蒙元各部的马市交易，不就是成功的先例吗？
成立属于国家所有的丝织厂、棉纺厂会引起官场士林清流们的非议，内廷织造局开办丝绸棉布作坊却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朱厚熜心中愤懑无比，却也只能抱以苦笑，却无话可说。
但是，此举毕竟与自己限制宦官权势的一贯宗旨多有不符，朱厚熜更担心把老虎放出笼子容易，再要捉回来可就难了，犹豫着说：“这个主意倒是不错，既能缓解宫中用度的紧张，又不会让人指责朝廷与民争利。但是，朕这些年里为什么不重设苏松杭织造局，个中原委你不是不知道。当初那些钦差督造太监还只能贪墨国帑、欺压织户，如今建了作坊，他们更有机会搜刮商户、虐待工匠了。这可关乎宫里的名声，更关乎朕的圣望。若没有人去监督着他们，朕还不如不这么做！朕以为应该设立一个江南织造使，主管三大织造局，你手头上可有合适的人选，能担此大任？”
吕芳胸有成竹地说：“回主子，司礼监秉笔兼尚衣监掌印杨金水人还老实，对主子又忠，奴婢以为，可以由他主持此事。”
听到吕芳提起杨金水，朱厚熜不禁笑了起来：“到底是怜子莫若父啊！你这个干爹确实当得够意思，为自己儿子的前程操心，可真是不遗余力啊！”
吕芳知道皇上在和自己开玩笑，便说：“回主子的话，奴婢当初收他做儿子，也是因为他能舍出命来一心为了主子，在宫里当差这几年，承差办事既从未耽搁，又有分寸。加之他在尚衣监当了好几年的掌印，还分管着针工局、巾帽局，对织造诸事十分熟悉，下面那些人想玩什么猫腻，可都瞒不住他”
原来，杨金水原本只是南京镇守太监赵勇手下的南京鲥鱼场监正，嘉靖二十三年江南叛乱，他乔装改扮，冒死赶回京城报讯，吕芳嘉其忠心护主，就收他做了干儿子，又抬举他做了内廷二十四衙门之一的尚衣监掌印。嘉靖二十六年海瑞借黄锦虐打杨继盛一事，上疏请抑内官职权，引起了诸多内官的不满，宫中有头有脸的掌印、管事牌子纠集起来到东暖阁来跪哭请愿，他不但没有参与，还跟黄锦、孟冲等人一起劝说大家，帮助朱厚熜压制住了宫中的不满。朱厚熜就将他擢升为司礼监秉笔，仍兼尚衣监的掌印。因皇上收回了司礼监的批红大权，原本权势可以与外朝内阁相比的司礼监的权力被大为削弱，只限于掌管宫内事务，他的主要差事还是在尚衣监这边。吕芳提议由他主管苏松杭三大织造局，也算是所荐得人了。
反复斟酌了许久，朱厚熜最终还是接受了吕芳的建议，叮嘱他说：“朕也觉得那个杨金水是个懂规矩、守本分之人，可以让他做这个织造使。不过，这可是个日进斗金的差事，你这做干爹的可要提前把话跟他讲明白了，若是他放任手底下的那帮钦差督造太监虐待朝廷职官、当地百姓，恣意贪墨国帑民财，或是他自己借机敛财自肥，败坏了宫里的名声和朕的圣望，可就不要怪朕对他不客气。内廷兵仗局那几个奴才的人皮还在衙门大堂上挂着，他若想把自己的人皮扒了，挂在苏松杭织造局的门口，就不妨放手去贪！”
吕芳一凛，忙叩头应道：“他奉旨南下之前，奴婢一定带他到兵杖局去，让他记住那些不忠于主子的狗奴婢的下场，让他永远都记得，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家之人，只能以宫里为家，败坏宫里的名声和主子的圣望，那可就是连家都不要了，纵然主子能容得下他们，老天也要收他们！”
第四十八章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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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吏部拟文呈报御前并得到皇上恩准，擢升嘉靖二十年会试状元、翰林院从五品侍读学士赵鼎为正四品松江知府；嘉靖二十年会试探花、翰林院从五品侍读学士齐汉生为正四品苏州知府；嘉靖十七年进士、国子监正六品司业赵贞吉为正四品杭州知府。他们三人除了分别担任苏松杭三地知府之外，赵鼎和齐汉生两人还兼任南京都察院御史，赵贞吉则兼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用意在于使他们不但有权管理自己治下各州县，还能监察本省其他地方。
赵鼎、齐汉生和赵贞吉在官场清望和江南士林中享有极高声誉，由他们出任苏松杭三地的知府并兼任监察御史，彰显了朝廷推行改稻为桑之国策的决心和不欲重蹈嘉靖二十五年覆辙的愿景。但是，仍有许多人对这一任命感到不妥，其中有人认为他们尽管都是竭诚尽忠的正人君子，却只适合在翰林院、国子监那样的清望衙门储才养望，即便要外放，也只能外放学官，或学政或提学御史，不宜做抚牧一方的知府；还有的人认为他们都是只会高谈阔论、能写几篇理学心学文章的书生，才具难堪大用，更难以寄之以推行改稻为桑国策之大任；甚至还有人则干脆指斥他们貌似刚直，实为投机取巧、争名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