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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田大人接连跑了三五天，也只借到一千石粮，只够一天发赈之用。十万灾民嗷嗷待哺，发赈救灾刻不容缓，微臣才想出了这么个法子。这两年里国家鼓励商贸货殖，微臣家中的生意也日渐兴盛，两万石粮、两万两银子凑一凑，还能拿得出来。微臣也知道，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勉强可救一时之急而已。一俟皇上驾幸南都，微臣即刻请旨面圣，直陈民生之苦，以皇上之天心仁厚，势必会亲自过问为我松江调粮一事，浩荡天恩降于松江，十万灾民断不致有冻饿之苦。为防万一，微臣擅自削减了灾民赈粮标准，又贴出告示，限期半月令各大米行借贷粮食。这两条，无论哪一条都触犯了国家律令，是以微臣终日寝食难安，夜不成寐”
朱厚熜叹道：“难怪我见你外放松江不到两月，竟憔悴至斯，真是辛苦你了！”
赵鼎再度躬身施礼：“身奉皇命，敢言辛劳。”
朱厚熜把手虚虚一按：“不必如此多礼，且请安心坐着说话。”
赵鼎坐定之后，朱厚熜又说：“其实，我倒觉得，你松江府富甲天下，比之苏杭二州也不遑多让。治下豪富之家比比皆是，巨商大贾不胜枚举，若能把他们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大概也不必你要用自己的银子救朝廷的难。”
赵鼎苦笑道：“微臣也知道，朝廷发赈施粥，只够灾民眼前度命，要渡过难关，还得借贷粮食，赶插秧苗，借的粮食今年定然还不了，至多只能还一半，分两到三年还，才能恢复生气。可江南各地例行都是放青苗，百姓哪里敢去借那种阎王债？”
朱厚熜问道：“何谓放青苗？”
赵鼎刚要回答，朱厚熜又摆了摆手，阻止了他，说：“太岳已看完了议案，他曾在昆山任过知县，是直接管百姓的官，可惜时间不长就被调回到了京城。我来考考他，看他知不知道民生之苦。”
张居正知道这是皇上有意要缓和气氛，让从未有幸造膝密陈的赵鼎轻松下来，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也不敢故作谦虚，答道：“所谓放青苗，乃是每年春耕前青黄不接之时，百姓困于生计，不得不告贷于大户。斯时粮价高腾，大户以粮折银贷给百姓，月息少则两分，多则三分，从播种到秋收大约半年时间，还债时本息合计，少说也翻了一倍。而此时秋熟，粮价大跌，百姓又得卖粮还银，卖出两三石才能抵所借的一石。若是当年还不清，利上加利，以致卖田卖屋卖儿女，还要吃官司受毒刑，直至破产流亡或被逼投河上吊。这种债一旦负上，则永无出头之日，是以百姓称之为阎王债。”
朱厚熜不由得生气了：“国朝律法有明文规定，取息不过三分，不许计收复利，去年朝廷下了那么大的气力整顿当铺，又不顾官场士林非议，设立官当，就是为了明正法纪，解民困顿。为何还有这种阎王债？”
张居正苦笑道：“回王先生，聂夷中伤田家诗有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天下事从来两难，遇到天灾或是家中剧变，百姓也没有法子，只好饮鸩止渴”
朱厚熜冷冷地说：“你这话说的不对！百姓没有法子，难道官府也不管？你在昆山任知县，也是放任治下百姓遭受劣绅奸商高利贷的盘剥？”
张居正忙说：“微臣任职昆山期间，凡有百姓状告至衙门的，都依律裁断，还百姓一个公道。但绝大多数的百姓受大户人家的盘剥，也都是忍气吞声，告至官府者，十无一二。历来民不告，官不究，没有凭据，官府想管也是无能为力。”
“是百姓不敢告发，还是衙门不愿受理？”
“两种都有。自古百姓视告状为畏途，若非被逼无奈，断然不敢惊动官府；对于这种升斗小事”
说到这里，张居正略微停顿一下，这才说：“微臣不知其他地方如何，以微臣在昆山为例，虽无拒接状纸之情事，扪心自问，不耐其烦也是有的”
朱厚熜毫不犹豫地说：“象这种既是粮食投机买卖，又是高利贷的阎王债，官府应严令禁止。”
高拱忙说：“王先生，依微臣之愚见，百姓困于生计，才不得不告贷于大户，断然禁止恐不大适宜。不若效法设立民生典当行之成例，由各地官府以官仓、义仓存粮为本，放贷以解百姓燃眉之急，限定利息不得超过两分，不得计收复利，杜绝大户肆意盘剥压榨百姓之门。春时贷给百姓，秋后收粮归仓，这一条就能免除百姓借粮还银之苦。设若归还时粮价上涨，百姓不愿还粮，亦可交纳现钱。”
朱厚熜连连点头，刚要说什么，赵鼎就开口了，因为惊恐，他的声音有些发颤：“这这是王安石的青苗法”
说完之后，他却觉得自己如此紧张着实可笑：当年王安石推行新政，两大财政新法一为青苗法，一为市易法。皇上去年开办官当、设立飞钱汇兑，比王安石的市易法更进了一大步，推行青苗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果然，朱厚熜笑道：“崇君说的不错，朕乍一听也觉得颇有耳熟，经你这么一说，才想起来确实是王安石的青苗法，高肃卿投机取巧啊！不过，崇君也不必如此紧张，不管是不是青苗法，总比放青苗的阎王债强。只要上利国家，下舒民困，什么法都能用。肃卿、太岳留心记着此事，认真研究北宋推行青苗法的得失成败，仔细斟酌，拿出个章程出来，也不妨请崇君相与讨论，务必要周全可行，且要杜绝北宋官吏借推行青苗法虐民自肥的弊端。我大明百姓十之**在田，解决了农夫生产生活问题，无论遇到什么天灾人祸，大明朝就乱不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你方才说百姓不愿告贷于大户，是怕背负上永世也不得翻身的阎王债，那么，你责令粮商限期将粮食借贷给官府，想必也是打算日后转借给灾民恢复生产之用了？”
如朱厚熜所愿，经过这么一番看似离题万里，其实与当前筹粮赈灾息息相关的有关青苗法的讨论，赵鼎确实已经放松了下来，老老实实地说：“责令粮商借贷粮食给官府，主要还是为了应付眼前赈灾之需，若能多筹若干，方能贷给灾民。”
朱厚熜看着赵鼎，叹道：“你倒真是应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那句话啊！既然你能坦言直认，回去之后以你们松江知府衙门的名义再出个告示，废除前令，这件违背朝廷重商恤商之国策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
赵鼎心中一直认为，历来造反的都是种田人，从来没有见到商人能反了天去，官府出面压奸商，总比逼迫百姓贱卖田地好。但是，这些话怎能跟皇上说？他只能婉转地说：“回王先生，依微臣之愚见，前令可废，可是百姓便借贷不到粮食，如今赶插秧苗，到秋收还有好几个月时间，全靠朝廷发赈，委实不是一笔小数目，而赈灾的粮一旦断了，灾民没有了饭吃，或许会激起民变。”
朱厚熜说：“既然民间借贷行不通，那么，只能另想法子了。你那个同年、探花齐汉生，在苏州提出的‘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不是挺好的嘛？你为何不在松江试行？”
听到皇上提起“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赵鼎很明显地犹豫了一下，这才问道：“微臣斗胆请问王先生，可曾看到应天巡抚衙门据此方略拿出的施行议案？”
朱厚熜坦率地说：“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每日政务不知凡几，我也未必都能管得过来，如今又出巡在外，没有看到应天府的施行议案。”
赵鼎知道，国朝罢设宰相，将相权与皇权合二为一，由皇帝大权独揽，大小政务都需要皇帝圣裁决断，而皇帝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做到大小庶务，事必躬亲。所以，即便皇上宵衣旰食、勤勉治政，也只能是抓大放小，确定在江南诸省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批准应天府“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归他拍板，至于应天府的具体施行议案，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过，他更清楚，比之高拱、张居正等人，自己毕竟还不是身在中枢、参与机务之人，皇上能把朝政运作的细微之处坦然告诉自己，让他颇为感动，就从袍袖之中拿出了两页笺纸，双手呈上：“省里已将议案发给我应天府遵照施行，微臣一直带在身上，请皇上过目。”
第六十八章民生之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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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议案，其实就是决定，言简意赅，只有短短六条两百余字，朱厚熜很快就看完了，随手递给身旁的高拱，不动声色地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皇上亲垂顾问，给了赵鼎莫大勇气，说：“微臣愚钝，前前后后读了不下千遍，依然觉得这个议案与‘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的初衷略有不符。”
“哪里不符？”
“这个议案只有方略的前四个字，没有后四个字。”
朱厚熜微微一笑：“我说崇君啊，这里不是翰林院，在场的诸人也都不如你了解松江的实情，你不妨把话说的明白些，有什么难处也都说出来，我们大家一同商议。人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还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兴许还能给你出个主意。”
“是。”赵鼎说：“微臣冒昧猜测，苏州知府齐大人提出这个方略的初衷，是让那些有钱的人拿出钱粮来买灾民的田，然后改种桑棉，既推行了国策，又赈济了灾民，可谓一举两得。可是，这个议案通篇说的都是如何让那些豪富之家、巨商大贾赶快把田买了，赶紧改种桑棉。至于那些买田的大户会不会趁灾情压低田价，那些卖田的灾民卖了田以后能不能过日子，这个议案上面却是一字无有。”
说着说着，赵鼎内心之中积压了好多天的忧思和愤懑被激发了起来，也不顾君前失仪，站了起来：“按这个议案施行，倘若真出现了买田大户趁机压低田价之情事，十石一亩、八石一亩，百姓卖是不卖，官府管是不管？管之则与省里议案不符；如果不管，‘以改兼赈’便只解了国计之难，反添了民生之难，这便不是两难自解。是以臣以为，国计民生兼则两全，偏则俱废，不能为了增产丝绸棉帛，就一任百姓失了生计！”
众人都愣住了，看着满脸激愤之色，慷慨陈辞的赵鼎，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上疏抗谏新政，身受廷杖仍昂然大喊“我自有胆，何需蛇胆！”的青年官员
高拱此刻已经看完了那份议案，又传递给了张居正。对于赵鼎的话，他觉得颇有几分道理，但不免有些危言耸听，似乎还隐隐地带着反诘朝廷改稻为桑的情绪；加之这份议案经过了自己柄国执政十几年的恩师夏言的首肯，他在感情上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定的倾斜。既然刚才皇上说了“大家一同商议”的话，想必是要让身边的人畅所欲言，他也就不必顾虑什么，说道：“赵大人，在下倒觉得问题或许没有这么严重。”
赵鼎似乎还没有从方才的情绪中走出来，直冲冲地说：“请指教。”
这样的语气未免有些生硬，但高拱知道自己的这位状元同年就是这样的脾气，也不计较，继续说道：“比如说，你所说的那些卖田的灾民卖了田以后能不能过日子的疑问，在下就不敢苟同。依在下之愚见，百姓把田卖了，也不见得就没了活路。就像现在有许多百姓都没有自己的田地，都是靠租官田或大户人家的田来种，也能有口饭吃。同样，稻田改了桑田棉田，也要人种，还要人采，更要人去养蚕缫丝、弹花纺线，最后还得靠人去织成丝绸棉帛。那些大户买了那么多的田，一年要产那么多的丝绵棉帛，他们自己又不会种田织布，不雇用那些没有田的百姓，又靠谁去种，靠谁去织？今年的灾民把自耕的稻田卖了，明年无非是受雇于大户田主去种桑养蚕、种棉纺线。人不死，粮不断，我大明朝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子民百姓就因为没了自己的田地而断了生计，活活饿死。”
赵鼎毫不客气地说：“下官敢问高大人一句，可知道租种大户人家的田，雇农和田主租赋几何吗？”
高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下虽未曾外放地方，不过，这个问题赵大人可难不倒在下。我大明律载有明文，租赋不得超过四六。鄙乡的规矩，雇农田主大致都是五五分成。”
赵鼎说：“高大人说的都是正论。可是，下官却担心，无田的百姓多了，都争着租田耕种，田主倘若提高租赋，三七、二八，甚至一九，百姓租是不租？不租则无以为生，为了活命，大致也只能忍辱负重。这并非是下官危言耸听。当初朝廷也曾推行改稻为桑，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