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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是太容易不过了,这也正是军中为何有句俗话“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的道理。
夏言也明白皇上此举的用心所在,慷慨应道:“臣谨领圣谕。前方将士但有缺粮乏弹之情事,臣恳请皇上将臣军前正法,以谢天下!”
朱厚熜微微一笑:“夏阁老也不必这么说。跨海远征是前所未有之事,粮秣军需转运也跟往日在国内不同,烟波万里,风高浪大,稍有不慎便难免会出问题,务必要周全谋划,困难更是要考虑充分。只要各有司衙门职官司员尽心竭力,纵然真有什么差错,只要无关战事成败之大局,又能及时补救,朕也不会太过苛求。”
皇上虽在宽慰夏言,但话语之中还是刻意强调“无关战事成败之大局”,在场诸人都知道,一旦有什么差错,只怕滚滚天雷就会毫不留情地砸到上至夏言,下到具体承差办事的官员的头上
第五十六章顺水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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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和夏言强调了后勤补给的重要性之后,朱厚熜的视线又转回到了严嵩的身上:“严阁老,夏阁老要专注于用兵西洋诸事,江南改稻为桑和抑制豪强兼并两项要务,就拜托你和东楼父子二人了。这同样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亦关乎我大明江山社稷万世治安,且不能出什么乱子!”
自从夏言举荐严世蕃主政应天,皇上俯允所请,严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不过,这两项要务固然棘手,可能还会引起江南官绅士人的激烈反对,总好过夏言承办关乎兵凶国危的西洋军务,他当然不能推托,忙躬身应道:“老臣与犬子定当殚精竭虑,不负君父社稷之托!”
这个时候,夏言突然插话进来,说:“皇上,微臣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一向刚直强横的夏言这么藏着掖着,让朱厚熜不禁微微一怔,随即笑道:“朕早就说过,御前议事,但有所想,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夏阁老有什么话尽管说好了。”
“谢皇上!”夏言说:“依臣之愚见,应天乃至江南诸省改稻为桑是否还要继续推行,还需从长计议”
一旁的严嵩和高拱心里都是“咯噔”一下,尤其是高拱,不禁替恩师捏了一把汗:改稻为桑是皇上一直念念不忘的国之大政,嘉靖二十五年平定江南叛乱之后,就要在江南诸省大力推行,后因各地官府为了逢迎圣意,不顾百姓意愿,强令百姓将稻田改为桑田,险些激起民变,朝廷不得不紧急叫停,皇上却一直引以为憾。今年年初,皇上又重提此议,并汲取当年的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如今江南各省府州县正干得风生水起,也没有出什么乱子,恩师为何却说要从长计议?
而严嵩却在心里慨叹:夏贵溪果然是夏贵溪,老夫不敢说的话,他却敢直言无忌,可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朱厚熜的眉头也皱了起来,沉声问道:“为何要这么做?”
夏言说:“按年初御前财务会议议定的方略,以三年为期,要将浙江一半的农田改为桑田,应天府适宜种桑的州县也要改稻为桑,一年增产多达生丝一千五百万两,折合丝绸三十万匹。若是西洋战事一起,海上商路便会阻隔。臣恐三五年间,我大明所产丝绸难以远销印度、波斯乃至佛朗机商人口中所称的极远之阿非利加洲、欧罗巴洲诸国。这些增产的生丝和丝绸若是卖不出去,桑农织户将无以为生,各处作坊也难以为继;若是低价贱买,又恐有‘谷贱伤农’之虞。是故臣以为,可否将改稻为桑之国策暂缓三年推行,以待时变?”
夏言的话虽说不合自己的心意,但他指出的这个问题却不能说是杞人忧天,朱厚熜沉吟了许久,才说:“夏阁老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朕以为情势还未到那个地步。理由有三:其一,近年来,朝廷与蒙古各部一直交好,双边互市发展迅猛,据大同市舶司及其他各处马市奏报,蒙古各部对我大明丝绸棉帛的需求远未满足,每年多销十万匹应当没有问题;其二,晋商去年顺利打通了与西域诸番往来通商的丝绸之路,我大明所产的丝绸棉帛历来是西域诸国求索无限的商品,自汉代起便从陆路远销西域乃至波斯等国,是故才得名为丝绸之路。这些年里陆路阻绝,市场早就饥渴日久,商路一通,往来商贩势必络绎于道,又可消化很大一部分增产的丝绸。还有其三,印度、波斯及欧罗巴洲诸国与佛朗机人并未结成攻守同盟,大概不会因为佛朗机人与我大明交恶而断绝与我大明的贸易往来;他们国家的民众对我大明丝绸的需求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既然三大国外市场的需求都没有发生剧变,大致不会出现‘谷贱伤农’之事。”
夏言说:“请皇上恕老臣放肆敢言。以往我大明海商货殖西番,至多远至满刺加,运往印度、波斯及欧罗巴洲诸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都仰仗佛朗机人中转。我大明海商于航路、海情都不熟悉,也与那些国家的商人并无交情,要将我大明丝绸远销彼国,只怕并非朝夕便可功成之事。”
朱厚熜笑道:“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百姓家有句俗话说的好‘死了张屠夫,不吃浑毛猪’。我大明海商也不比佛朗机人少了一颗脑袋两只手,为何要让佛朗机人做中间商,平白地分去一大笔利润?早在成祖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便已开辟通往印度、波斯乃至阿非利加洲等国的航路;即便是通过极远的欧罗巴洲诸国的航路,佛朗机人也走了五六十年,应该不成问题。唯一值得重视的,是如何建立与那些国家商人之间的直接贸易联系,开拓新市场。朕也知道,开拓新市场一开始的确很难,但有我大明丝绸这一质量上乘、信誉极佳的拳头商品,又没了中间商的分润,售价便可降低一些,那些国家只怕会对我大明海商倒履相迎,奉若上宾呢!”
高拱插话进来,说:“启奏皇上,远赴印度、波斯及阿非利加洲、欧罗巴洲诸国,烟波万里,风险很大,且来回所耗费的时日倍于西洋航路,货殖成本势必加大,臣恐那些海商不愿成行。”
朱厚熜笑道:“呵呵,肃卿能说出‘货殖成本’这样的专业术语,倒不枉朕当年将你派往泉州主持废弛海禁、开办海市诸事啊!”
揶揄了高拱一句之后,他正色说道:“这个问题的确不容忽视。朕以为,朝廷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鼓励措施,比如说,对直销印度、波斯及阿非利加洲、欧罗巴洲诸国的商品减免榷税,从那些国家运回的商品也适当降低关税,以鼓励我大明海商积极开拓新市场。这么做,从表面上看,朝廷一时少收了一点进出口的商税;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国家、海商、织户、桑农多方受益。”
接着,他又笑着说道:“呵呵,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更何况驱本逐利乃是商贾天性,只要货殖利润足以令他们动心,不要说什么印度、波斯、阿非利加洲、欧罗巴洲,即便是天涯海角、碧落黄泉,他们也会趋之若鹜。是故朕以为,只要朝廷优惠政策得当、扶持措施有力,总有一天,全世界的各大港口,都会停泊着我大明海商的船队;各大城市,都会有我大明商人的店铺!”
无论是严嵩、夏言两位阁老,还是高拱,都不是迂腐守旧的道学先生,这些年里参与朝廷机枢要务,受皇上重商恤商、大力扶持工商诸业思想的影响,也对商贾之道颇有了解,自然明白皇上这么说绝非盲目乐观。
不过,他们可都没有想到,这正是朱厚熜梦寐以求的引领中国再次昂首走向海洋的天赐良机!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乏勇于探险、敢于挑战海洋的勇士。早在唐宋两朝,中国就有许多商人不畏海路艰险,驾船远赴波斯贸易。大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60多艘大海船、150多艘中小海船,大大小小共计200多艘船只,以及船员、兵丁27000余人七下西洋,宣大明国威,引万国来朝,并带回来了不计其数的海外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将中国的航海史推向了顶峰。
但是,到了仁宣年间,这样的壮举便停止了。究其根源,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并不象欧洲大航海时代的那些冒险家一样,有极其诱人的利益驱动。而郑和船队每次都超过27000人的一支庞大船队远航海外,所耗费的钱粮、物品十分浩繁,不胜计数;加之明朝一贯奉行“薄来厚往”的外交政策,郑和船队招揽来华朝觐的海外番国非但不能给大明带来多大的利益,糜费的赏赐更是一笔巨额开支,以至于从郑和下西洋一开始,朝野内外反对的声浪就从未平息,指责其为“宝船弊政”,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等到雄心勃勃要做“天下共主”的明成祖朱棣一死,继任的明仁宗、明宣宗便将“西洋宝船”列为劳民伤财的弊政而加以取消。为了防止有人重提下西洋之议,当时的兵部尚书刘大夏甚至毁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海图、文书记录等宝贵资料。自此,中国就逐步走上了闭关锁国的历史逆行道,被那些凭借地理大发现飞速崛起的欧洲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赶上、超越,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让无数后世之人为之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其中就包括朱厚熜。
回到明朝之后,朱厚熜一直在谋划重现郑和下西洋之盛举,以此引领中国再次昂首走向海洋。可是,这些年里,推行嘉靖新政所受到的巨大阻力使他变得谨慎了起来,加之国家的财政状况刚刚好转,也不容他做出那样的“奢靡”之举。既然官方再下西洋的时机还不成熟,而日渐繁盛的海外贸易使大明海商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完全有实力远航异域,何不利用他们先行一步,用事实教育和说服那些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封建官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朗机人在吕宋挑起的战事,其实正是中国再次昂首走向海洋的金鼓号角!
第五十七章内紧外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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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严嵩和夏言两位内阁辅弼重臣都不再持有异议,朱厚熜便说:“这些事情就这么说定了。严阁老、夏阁老下去之后按照方才议定的部署,速速发出廷寄,着令各有司衙门迅即着手开展各项准备工作。军情如火,刻不容缓,这段日子就辛苦两位阁老了!”
皇上这么说就意味着此次召见已经结束,严嵩和夏言两人本应叩头告退。可是,他们却没有动步的意思,反而是严嵩犹豫了一下,说道:“皇上可否将西洋急报赐于翰林院,以便草拟讨夷檄文?”
朱厚熜这才想起来,自己只顾忙着部署远征事宜,还没有向两位内阁辅弼重臣说明情报的来源。严嵩便以为是镇抚司的密报,因此才这样犹豫。他的心中不禁哑然失笑——不知道详情始末,翰林院何以草拟檄文?内阁又有如何向各部院寺司、各省府州县通报此事?
不过,严嵩这么说恰好提醒了他,当前还有另外一件大事要办,当即叹道:“朕心忧荣王及侨居海外的百姓安危,乱了方寸,竟忘了向你们说明。此次西洋生变的情报,是徐海派人送回国内的。方才登闻鼓响,正是为着此事。”
接着,他又忍不住得意地说:“徐海派回来的人已回国月余,却苦于见不着朕,得亏朝廷恢复了太祖高皇帝登闻鼓旧制,他们才得以将这一紧急军情上奏给朕,足见上苍怜悯朕一片爱民之心。”
徐海?
严嵩和夏言先是一怔,觉得这个名字似曾相识,随即便都想了起来:皇上所说的那个徐海竟是东海舰队的逃卒叛军、如今为祸西洋海路的巨寇头目!
两位阁老不由得面色剧变,多年圣贤教诲、宦海浮沉练就的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内敛养气功夫此刻都失效了。随即,他们的眉头都又深深地锁了起来。
有明一代,尽管有明太祖朱元璋“片帆寸板不得下海”的煌煌祖制,但朝野内外关于海市是开是罢、海寇是剿是抚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过。嘉靖初年,因日本贡使发生“争贡之役”,朝廷罢市舶司,厉行海禁,导致海寇丛生、倭乱愈演愈烈。嘉靖二十四年,朝廷为了尽快平定江南叛乱,借助海商之力运兵南下,废弛海禁,开放海市,原本被视为海寇的海商几乎全部受了朝廷的招安,做起了正当生意,不但再也没有勾结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州县市镇,使困扰大明王朝多年的海防为之一清;而且每年给朝廷缴纳数以百万计的榷税关税,成为朝廷赋税增收的一大支柱。除了极少数迂腐守旧的官绅士子对此仍持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