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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汉子登时语结，喃喃地说道：“反正你不能说苏相公的坏话！”
张正书却负手背后，说道：“哪怕是苏轼本人在此，我也是这么说。他文章诗词写得是不错，但说到治国，他比王安石都要差！瞧瞧他在元祐党争中的表现，可用‘不知所谓’来形容。一个国家的国策，哪怕是错的也好，只要认真贯彻去执行，到最后未必会很差。但是你的苏相公呢，连同一大帮无所谓的人，攻讦熙宁变法，在政事上懈怠，改革不力的责任倒有一大半归结他们身上，我又哪里说错了？诚然熙宁变法有不足，但略微调整，未必就不是利国利民之策，为什么一定要全盘否定？不外乎他们不想变，怕触动自己的利益罢了。苏轼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理，可能真的为国家着想吧，但他的方式用错了。所以我说他不适合在朝中为官，适合在地方为官，有错吗？”
这汉子更加吱吱唔唔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道：“那又如何，苏相公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就记得他的好！”
张正书笑了笑，没有否认这一点。
说实话，苏轼执政最大的功绩，就是在杭州了。
就跟司马光一样，只会故作文儒高雅，吵架也不行，做事也不行，也就驴粪蛋子表面光鲜。要是真的叫这些人做了宰相，肯定又是另一个司马光。看看司马光的政绩就知道了，他连章惇都斗不过，还对高太后撒谎、捏造事实来攻击熙宁变法，最后还是倚靠着章惇的自傲，得罪了高太后才尽罢新法，而此时章惇也和苏轼结上怨了。
从这件事就知道了，苏轼的情商是真的低下。
众所周知，做官一事，智商只是其次，真正重要的是情商。苏轼经常得罪人而不自知，一张臭嘴一支毛笔把自己搞得半生颠沛，不得不说是咎由自取。做官嘛，肯定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的。可偏偏苏轼的敌人满朝都是，朋友却越来越少，不得不说苏轼这做官实在太失败。
看看他对熙宁变法的态度就知道了，就拿差役法来说，王安石是提倡免役法的，章惇也鼎力支持免役法。但司马光这个蠢材看不到免役法的好处，力主废除。然而，差役法是带有人身强制性质的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其被废弃是必然的，不是以司马光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熙宁变法以后，“赋役合一”渐渐成形，即便司马光废除了免役法，但后面知道自己干了蠢事，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
结果呢，自然是被章惇毫不留情地嘲讽了，说司马光说话不着边际不知重点，基本上全是废话。结果嘛，得到高太后支持的司马光自然是借此机会把章惇搞掉了。苏轼也写文章，把章惇往死里踩。但是，后来司马光问苏轼，你对熙宁变法咋看啊？
苏轼怎么说的呢？他在地方做过，知道熙宁变法是不能轻易尽废的，所以他建议司马光：“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苏轼认为，免役法也好，差役法也罢，“各有利害”。他力劝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盖未易也”，并一口气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处。不得不说一句，王安石在政时，难道苏轼的头脑被门夹过吗？进水了吗？还是脑袋被雷劈过？他为什么就不能给王安石说一句公道话呢？等到这时候，又对司马光这么说，这不是打司马光的脸吗！不仅如此，苏轼还进一步指责司马光只是“专欲变熙宁之法”，至于是不是利国利民，司马光全然“不复校量利害”，力主恢复差役法使得“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
司马光没在地方做过事，不知道实情，被苏轼骂得一愣一愣的，问苏轼：你有啥办法没？
苏轼很光棍地一摊手说，没。不仅如此，苏轼还跟老光同志扯了一大圈历史故事，然后罗哩罗嗦又抨击了王安石一通，接着很傻很天真的提出了对免役法的修订办法，希望能做到即省钱又办好事情而且老百姓也高兴。
第626章 太堕落了（）
到这个地步，司马光还能忍就是傻子了，当下拍桌子跟苏轼大吵了一顿。
然后，然后苏轼就又双叒叕被贬了。算了算他这一次在汴梁城的时间，从元祐六年回朝到元祐六年八月被贬，呆得还不够半年。
可见，苏轼真的是脑子有坑，或者说是太过天真。自己没啥能力，还死里往党争这个坑里跳。
张正书给了苏轼一个评价，那就是不怼人会死星人、不作死就会死星人。
这个汉子显然不知道苏轼的“彪悍战绩”，不然他就不会对苏轼这么维护了。
见张正书笑而不语，这汉子还以为张正书认错了，挣脱了史陌和刘忠的钳制，色厉内荏地说道：“你这小子且记住，万不可再说苏相公的坏话！”说罢，连忙捡起扁担就走了。
曾瑾菡见他这样，气得直跺脚：“郎君，那人……那人……”
“历史自有公论，跟他说他也听不进去。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一面，别人看不到全部，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有多少面目。我欣赏苏轼的文章和诗词，但不代表我同意他的政见。”张正书笑道，“所以苏轼怎么样是他的事，我又帮不了他，给他提意见都算不错了。”
曾瑾菡这才释然了：“不过苏东坡在杭州，确实做了不少利民的好事。”
“所以我说他最好不要接触党争，他那头脑不适合。”张正书笑道，“要是老老实实在地方做事多好，说不定能造福更多的百姓。”
说话间，他们就来到了苏堤之上，张正书指着苏堤说道：“要是苏轼能一直像在杭州这样做事，老百姓就更记得他了。”这话等于没说，要是苏轼转了性子，他就不是苏轼了。文人嘛，都是浪漫的，都是很想当然耳的，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一厢情愿，就是看不清时势，也不懂人心向背，所以他们真的很傻很天真。
欧阳修在政治上的幼稚，和苏轼如出一辙，怪不得是师生关系。
反正这些文人要是到了地方上，或许还能搞出个治理一方的政绩来，这和孔子的治理方式也没差多少，都是靠“仁政”，然后让百姓各司其职，断断案子，就足以让百姓称为“青天大老爷”了。
要知道孔子五十岁那年，做了鲁定公的中都宰，相当于后世的市长。因为做得好，又升官鲁国的建设部部长——大司空。接着，孔夫子由大司空转任为大司寇，并兼任代理相国。期间嘛，孔子的政绩如下：维护了鲁国的尊严，震慑了齐国；堕了费邑和郈邑，恢复了国君的威势；诛杀少正卯；稳定鲁国物价。孔夫子做市长的时候是不错的，但是他做丞相呢，就根本不称职了。那时候的鲁国，早已礼崩乐坏，三桓、阳虎等你方唱罢我上台，孔子想要削掉三桓等权臣的权柄，那就等于激发了矛盾。
所以，孔子等于自绝了前途，不得不黯然离开鲁国。
看不清局势，单凭一股热血想要实现政治抱负，孔子只能在春秋列国里转来转去，却没有一个国君肯用他的政治主张。
而像苏轼、司马光、欧阳修等文官，其实和孔子是一毛一样的，或许他们能治理一座城市，但绝对不适合治理一个国家。一旦被这些文官上位了，对国家来说就是一个灾难。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了，像宋明清三朝，都是被这些自以为是的文人毁掉的。
“这道苏堤这般坚固，杭州百姓都很感激苏东坡哩！”曾瑾菡低声说道，把张正书从漫无边际的思索中拉了回来。
“所以做官呐，就要做实事，老是打嘴仗有什么用？”
张正书笑道，“就拿这苏堤来说，苏轼疏浚了西湖，让杭州有活水浇灌农田，百姓得了实利自然念着他的好。”
“郎君看得这般通透，为何不出仕哩？”
曾瑾菡一蹦一跳的，跳到了前面，突然回过头来调侃他说道。
张正书摸了摸鼻子，说道：“我知道我自己的斤两，哪里是做官的料？且不说我能不能考中进士，就算是能做官，怕是我两天就看不惯那些贪官污吏，然后得罪了一大帮人，最后连善终都混不到……”
曾瑾菡笑嘻嘻地拉起他的大手，说道：“是啦是啦，我都不喜欢当官的，就喜欢你这个小商贾！”
张正书自然知道她是在安慰自己，只是苦了跟着上来的曾五叔曾懋，还有苏熙苏子明和史陌、刘忠。史陌、曾懋还好，起码他们是成家立业过的，但是刘忠和苏熙还是光棍一条，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但不知为何心中都腾起了一种渴望。
别说他们了，就是周遭的行人瞧见了曾瑾菡大胆的举止，也掩嘴偷笑。
曾瑾菡也不傻，立时会意到了自己的跳脱，连忙躲进张正书的背后，差点没敢抬起头来了。要知道这可不是汴梁城，杭州城里的小娘子也没有北地那般“惊世骇俗”，人家还是很矜持的。
张正书也跟着偷笑，不过他是满心欢喜的偷笑。要知道，曾瑾菡刚刚的动作，那可是后世小女生才有的，张正书恍惚间都以为是回到了后世，在西湖边上举办的汉服活动呢。“没事没事，不就是被人看见了嘛，你我夫妻，秀恩爱又怕什么被人看见？”
“都是你，还说？”曾瑾菡故意装出凶巴巴的样子，然而却没吓到张正书。
在一阵善意的笑声中，曾瑾菡狠狠地掐了一把张正书，张正书则夸张地叫了起来，更是让曾瑾菡羞煞了脸。不知不觉间，小夫妻俩打打闹闹的，很快就到了西湖不远处的一处静谧的宅院前，这里也写着“曾家”二字。想来，这就是曾家祖宅了。
张正书也是感慨，这江南水乡旁，一处园林式的别墅，啧啧啧，妥妥的是大富豪，大地主啊！这样的园林式别墅，在后世没有上亿快钱都拿不下来。要是赶上房地产上涨的时候，说不定都要几个亿。
“太奢侈了！太堕落了！”张正书感慨了一句，“不过我喜欢……”
第627章 造海船（）
要说园林，当然还是江南的小桥流水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假山奇石，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花树繁荫，布局自由，建筑朴素，厅堂随宜安排，结构不拘定式，亭榭廊槛，宛转其间，一反宫殿、庙堂、住宅之拘泥对称，而以清新洒脱见称。这样的园林式住宅，以淡雅相尚，蕴含诗情画意，还没进门，张正书都觉得这个园林太堕落了。
怪不得正史上南宋不肯北伐，相对于寒冷的北方来说，江南不仅温度适宜，还有这样的园林住宅，不输汴梁城的繁华，根本乐不思蜀好吗！
进入了曾家祖宅，张正书发现已经是修葺一新的了。
果然和猜想的一样，果然十分奢华。“腐朽的地主生活向我招手了……”张正书也很想腐朽一辈子，可惜他做不到。别的不说，单单是女真人在不断崛起，就足够让他警惕了。没人比张正书更清楚，一旦金兵南下，将会是怎么一个社会末日。
靖康耻之后，北方的经济好像一下子倒退了一百年，直到明朝的时候才稍稍恢复了一点点元气。可想而知，金兵对文明的摧毁了，简直是灾难性的。如芒在背的张正书，哪里敢这么腐朽一辈子啊，偶尔偷偷懒还是因为底下的人已经上了正轨，可以自己做事了。不然的话，还不是他亲力亲为？
别的不说，首先这海船一事，就要尽快提上议程。
造船，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起码要半年之久。半年之后，又是冬季了，还能趁着季风南下，越过马六甲海峡去和大食人、欧罗巴人交易。
当然了，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一般来说肯定不会这么顺利的。要知道在宋朝的海域上，可不仅仅是有商船，还有不少海盗的。张正书本以为，中国古代的海盗，就属倭寇和郑芝龙等明朝海盗了，实则从唐朝中后期海上贸易开始勃兴，到了宋朝而达到高峰，在求生逐利这一人性的驱动下，大量的沿海人民投入到海上贸易的队伍之中，而朝廷对这一新的贸易形势的控制则在不断地加强——设立了市舶司，规定了税额。
因为海贸有巨利，不仅很多人都下海了，还有人起了歪心思。
于是，平时为商，偶尔为海盗的模式就非常流行了。仗着人多势众，刀枪箭利，船大船快打劫的事，在宋朝的海域上不断发生。
这些海盗，固然是有“占婆国”的海盗，也有华人的海盗。
占婆国，被宋朝称为占城、林邑，地理位置相当于后世越南的中南部，也就是占城稻的出产地方。占婆国的地理特征非常类似于宋朝东南沿海，短促流急的高山河流从海岸山脉俯冲而下，独流入海，形成面积狭小的沿海冲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