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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寻思干，西域各国合力举兵十万，号称忽儿珊，前来拒战。两军相距大约两里。大石晓谕将士说“：敌军虽多但是没有谋划，攻击它，便会首尾不能相救，我军必定会获胜。”派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率兵两千五百人攻击其右路，枢密副使萧剌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人率兵两千五百人攻其左路；自己率众进攻其中路。三军一齐攻击，忽儿珊大败，伏尸数十里。大石驻军于寻思干共九十日，回回国王前来降附，贡献土产。
又西行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皇帝，1134年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岁，号称葛儿罕。又奉上汉制尊号曰天佑皇帝，改元延庆。追谥祖父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立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于是对百官说“：我与你们行程三万里，跋山涉水过沙漠，日夜艰辛前行。仰赖祖宗之福佑，你等众人之力，我冒昧地登了大位。你们的祖、父都应该加以存恤善后，以共享荣耀。”从萧斡里剌以下四十九人的祖父和父亲，封号爵赏各有等差。
耶律大石一行的西征路线问题，相继有许多研究者加入讨论。本篇以吾古孙仲端《北使记》记载为分析核心，辅以金山以西交通的考察，证明契丹军队曾由“叶密立”至“阴山”前，遇阻折入“回鹘国”。相关的论点尚有：以《辽史》中记载排斥《征服世界者史》等中亚作家记载的理由并不成立，而所称的“回鹘路”、“碎叶路”，由于沙漠穿越的困难，也并非一条捷径。
刘祁及同时代耶律楚材等使用的“回纥”一词所指，更可能是“畏吾儿”及与其在人种上相同的中、西亚白种人。耶律大石于金军来袭前即已进军“吉利吉思”，因此，一旦失利，即向西至于“翼只水”。其一行西征所过迂回曲折，还可从其对臣下所语“朕与卿等行三万里，跋涉沙漠”中得到旁证。
耶律大石的西征路线，学术界颇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的大致有三种：一、以俄国学者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七讲〈西辽和可失哈儿的突厥文化〉为代表：西征分南、北二路：南路由“杭海山”亦今杭爱山西南行，越过金山亦今阿尔泰山南段，折而南入畏吾儿亦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吐鲁番市一带，再沿“阴山”亦今天山南麓进向可失合儿亦今喀什市；
北路由“杭海山”西北行，越过“贪漫山”亦今萨彦岭西段，入“吉利吉思”亦今俄罗斯克孜勒、阿巴坎市一带，受挫后退出，再西行越过“金山”和“翼只水”亦今额尔齐斯河抵达“叶密立”亦今新疆额敏县1。二、以周良霄先生〈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为代表：南路只是一支偏师，而以北路为主力经行2。三、以钱伯泉先生〈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一文为代表：“余大钧的观点过分重视波斯和阿拉伯史家的记载，从而使自己的意见基本上与巴托尔德相同，只不过把南下塔里木盆地和北征吉尔吉斯的时间错开而已”。
耶律大石西行的路线是：借道西州回鹘国，沿天山北麓西进，西北至叶密立城。三年后，又由叶密立南下伊黎河流域，再西进巴拉撒浑城。根本没有北上吉尔吉思地区，也没有南下塔里木盆地”。
细阅钱伯泉先生文章，“新论”的基点有二。一是以中国记载排斥波斯、阿剌伯记载：“我国自古即有严格而认真的记史、修史制度，《辽史》和《金史》的编纂，都有档案和实录做依据，即使在剪裁删削时，可能在年代和小节上会有失误，但是重要的史实决不会出现问题。因此，耶律大石西行经过西州回鹘汗国境内，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中亚和西方向来没有官方记史和修史的传统，有关史籍多出自私人之手，其可靠性自然比不上中国文献。因此，无论是志费尼，还是伊本－阿西尔都没有记录耶律大石路经西州回鹘的史实，由此可知穆斯林史家的记载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二是以所称的历史地理知识否定西行路线的其他方案：“既然耶律大石西行的目标大食，是喀喇汗王朝以巴拉撒浑城为中心的北部地区；
那么，只要熟悉古代中国北方和西域历史地理的人，立刻就会想到一条最便利的路线：自蒙古高原中部的可敦城出发，经过阿尔泰山南麓和东部天山北麓，到达西州回鹘国的都城别失八里，这条道路就是唐代中期开辟的回鹘路。再从别失八里沿天山北麓西行，在今新疆精河县穿过登努勒台山口，到达伊犁河流域，然后西经伊塞克湖南岸，西至巴拉撒浑城，这是一条唐朝十分繁荣的通道，因为终点是巴剌撒浑以西不远的碎叶城，所以被称作碎叶路”。
对于第一点，并不夸大地说，这种“感观”过于偏颇。乃为当时中亚主要历史著作之一的志费尼《征服世界史》等书难以轻易否定，犹如波伊勒（J。A。Boyle）在英译本序里所言：“《世界征服者史》是1252年或1253年在哈剌和林开始撰写的；而志费尼在1260年仍在撰写它”。“
引用巴尔托德的话，他的著作尚未得到它应有的估价”。“有意义的是，拉施特（《史集》）在谈这个时期的历史中，经常满足于几乎逐字逐句地追随他的前辈。志费尼更有两次访问东亚的方便。他对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大部分报道，必定是在蒙古宗王的宫廷中，以及他到那里去的旅途中所搜集到的”。
而以《辽史》、《金史》论，元人修史时资料就已残缺。苏天爵《滋溪稿》卷二五〈三史质疑〉：“金亡，元帅张侯柔收拾金史北归，中统初送史院，当时已阙太宗、熙宗实录”。“金诸臣三品以上方许立传，然多无事业，所书不过历官岁月而已。四品以下当载者多，而史却不载。当访求书之。
若夫将相大臣卒于太宗、熙宗、卫王之时者，虽历官岁月，今亦多无所考矣”6。耶律大石建国时，辽社已墟，而金所统治并不包涵大漠迤北。既不可能是耶律氏、完颜氏宫廷旧藏，当然也无法沾叨“我国自古即有严格而认真的记史、修史制度”之光。
（本章完）
第226章（）
以及耶律大石一干手下，比如倒戈将军郭药师。
郭药师，渤海铁州人，其先世、生年都不详。辽天祚帝天庆六年（1116），渤海人高永昌杀辽东京留守萧保先，自称大元国皇帝，改元应顺，占领了辽东50余州。天祚帝派宰相张琳讨伐，在沈州为支援高永昌的女真兵所败。
于是天祚帝授燕王耶律淳为都元帅，招募辽东饥民，取报怨于女真之意，谓之“怨军”，分为前宜营、后宜营、前锦营、后锦营、乾营、显营、乾显大营、岩州营共八营28000人，郭药师就是其中的一位首领。从此，郭药师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怨军成立后，非但作战不利，而且接连发生叛乱。保大元年（1121），东南路怨军将领董小丑因为征讨利州叛乱不利被处死，于是其手下罗青汉、董仲孙等率怨军作乱。辽都统耶律余睹、萧干率兵平叛。郭药师等人杀了罗青汉数人，接受招安。辽从中选出2000人编为四营，任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甄五臣各自统领。剩下6000人分送各路为禁军。
为了彻底解决怨军的问题，耶律余睹向萧干建议：“前年两营叛，劫掠乾州，已从招安；今岁全军复叛，而攻锦州。苟我军不来，城破，则数万居民被害。所谓怨军，未能报怨于金人，而屡怨叛于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杀净尽，则永诀后患。”但萧干不同意，认为“亦有忠义为一时胁从者，岂可尽诛杀之？”郭药师等得以保全性命。
于此，郭药师性善多变，反复无常的特点已初露端倪。而怨军也确如耶律余睹所说，成了辽的后患。
保大二年（1122）三月在金兵的进攻下，天祚帝逃奔夹山，耶律淳留守南京，改元建福，史称北辽。耶律淳改怨军为常胜军。因“药师年少壮，貌颇伟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御众，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军荐授殿直，从征女真，积前后功”，故升郭药师为都管押常胜军、涿州留守。
四月，宋以太师领枢密院事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率兵10万进攻北辽政权。由于徽宗的牵制及宋将的无能，宋杨可世部及辛兴宗部先后为北辽耶律大石、萧干所败，“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相枕籍不可胜记”。
六月，耶律淳病死，其妻萧普贤女为皇太后称制，北枢密使萧干专政。七月，宋以刘延庆为都统制，率军20万再次向北辽用兵。这时，北辽政权已内外交困，此前太尉李处温父子潜通童贯被处死，而“当燕王僭号之初，汉军多而番军少，萧干建议籍东、西奚二千余人及内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已对汉人不再信任。至此，萧后和萧干等人惟恐汉人尤其是常胜军为变，“将谋之”。
郭药师急召所部，鼓动他们投宋。于是“万口喧呼，无不响应，遂囚监军萧余庆等，乃遣团练使赵鹤寿帅精兵八千，铁骑五百，一州四县奉使来降”。郭药师的降宋，使北辽失去了一支重要武装。经文武百官的商议，萧后迫不得已向宋、金同时奉表称臣，以维持苟延残喘的局面。
郭药师降宋之时，上了一道极富感情的降表。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对宋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同时说自己本来对辽忠心耿耿，但萧后却报之以怨，降宋实在迫不得已。由于郭药师对辽情况的熟识及他拥有常胜军这样一支重要武装，故宋任命他为恩州观察使并依旧知涿州诸军事。同降的常胜军首领张令徽、刘舜仁、甄五臣、赵鹤寿等也各升迁以抚之，隶属于刘延庆部。
接到北辽的降表后，徽宗以为收复燕京在即，迫不及待地改燕京名为燕山府，并促令刘延庆从速进军。刘延庆采纳了郭药师的意见：趁萧干的主力在前线，以轻骑突袭燕京，必能得到城内汉人的响应，燕京必取。于是命郭药师率常胜军千人为先锋，杨可世、高世宣等随后。
药师部将甄五臣率了解燕京情况的常胜军50人夹杂在入城的城郊居民中夺取迎春门，大军继入，燕京7个城门分别派将领2人率兵200守之。这时似乎燕京归宋必矣。但在这关键时刻，宋将非但未安抚城中百姓，反而下达了一条错误命令：尽杀城中契丹、奚人。并且宋兵纪律紊乱，到处酗酒抢劫，引起了强烈反抗，而萧后也命令萧干火速回援。
这样，宋军苦战三昼夜，外无援兵，仅郭药师、杨可世及数百士兵侥幸得脱，高世宣等大部将士战死城内。这次奇袭燕京，郭药师的计谋不可谓不高，但是由于宋兵的纪律紊乱，错误的民族政策，将领之间重重矛盾及主将刘延庆的懦弱无能，致使功败垂成，收复燕京成为泡影。随即刘延庆烧营自溃，辽军进击，宋兵大败。至此，宋的两次攻燕之役都告失败。
尽管战争失败，但宋徽宗仍对郭药师恩宠有加，“进安远军承宣使，十二月，拜武泰军节度使。（宣和）五年（1123）正月，加检校少保，同知燕山府。”六月，召其入朝，赐给宅第姬妾，又在后苑延春殿亲自召见，“药师拜廷下，泣言：‘臣在虏，闻赵皇如在天上，不谓今日得望龙颜。’帝深褒称之，委以守燕，对曰：‘愿效死。’
又令取天祚以绝燕人之望，变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国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毕命他所，不敢辞，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愿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郭药师的这番表演，深得徽宗赞赏，赐给他两个金盆及一件御珠袍，并官加检校太傅。
宣和五年（1123）三月，依照原宋金“海上之盟”的规定，金向宋交割燕京及附近六州，金依据原约“将松亭、榆关外民户归国数内，索取常胜军帅郭药师等八千余户，元系辽东人也”。而宋认为将燕人代替常胜军归金，则不但常胜军可以保留，而且又得到了燕人的土地田产，用来供养常胜军，不用国家再出钱粮，可谓一举两得。
郭药师任职同知燕山府期间，自恃徽宗恩宠有加，为所欲为，飞扬跋扈。而知府王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凡是郭药师所要的兵械甲杖马匹，朝廷都尽量供给。他派部下到宋境内的各州做生意，赚取钱财。又召集天祚帝的工匠制造各种珍奇之物结交权贵。这时常胜军已有5万之众，而乡兵号称30万。但郭药师及其部下都不改“左衽”，即仍穿辽服，而不着宋装。当时人将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