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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不过是代百姓保管罢了，岂敢枉自花费呢？”正是由于金世宗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关系，不随便动用国库的资财，所以在他统治期间税收不及什一，“两税之外，一无横敛”。不到数年，国库充实，民间殷富，“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完颜雍即位时，全国人口只有300多万户，20年后增至670多万。大定年间，政局稳定，财政充足，完颜雍因此享有“小尧舜”之称。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正月二日，完颜雍病逝于中都宫中的福安殿，享年六十七岁。许多人都失声痛哭，悲声遍野。由于太子完颜允恭早逝，故立允恭的儿子完颜璟即位，是为金章宗。
谥号为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庙号是世宗，葬于大房山兴陵。
（本章完）
第237章（）
政治
完颜雍的各项改革，首推吏治改革。他的吏治改革内容：
一是任人唯贤唯才，不重资历。完颜雍，按照资历用人，只是对待一般的人来说，对于才干过人者，怎么还能拘泥于常例呢！按照这种思想，在他统治期间，朝中任用了一些出身低微的小吏。如移剌道，原来不过是个都督府长史，世宗得知他的政绩，建议大用。但按他的资历最高只能为翰林直学士。世宗认为这样不足以尽其才，就派他去担任中都路的转运使，后又升任宰相。
二是官吏的升迁以政绩为准，反对苟且因循。有一次，金世宗去上京，一路所过州郡，都征发众多的民夫，大修桥梁驰道，以博得金世宗的欢心。唯独同知北京（今辽宁凌源西）留守刘焕，只派少量的人把道路修得平整些。完颜雍认为刘焕做得好，就升他为辽东路转运使。正是由于他以政绩好坏来选拔升迁官吏，因此，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一批政治上有作为、正直清廉的官吏。
三是官吏到了一定年龄，就应当辞官。他认为人到晚年，精力总是不足的，因此他规定朝中大臣“许六十致仕”，也就是允许六十岁辞去官职。他在吏治方面的改革除上述几点外，还有对官吏赏罚分明、中央和地方官经常交流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吏治改革，保证了金世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
在改革吏治的同时，完颜雍在官制、法制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完颜雍新订的官制，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增员，可以分散宰相的权力，以集权于皇帝一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官员参预政事。
在法制上，完颜雍主张择善而从。他认为旧的法律条文有不合适的地方，应当更改，唐朝、宋朝的法律有可用的，就用。他还对臣下说：“一制定法律条文，不要只局限于按照旧律，而且一些条文还很难让人看懂。历代的法律都在不断地修订、补充。文化低的百姓，常因不懂法律而违法。如果对那些难懂的条文，加以删改，让百姓一看就明白，不是更好吗？应当修订法律，务必让大家明了。”大定年间，金朝的法律经过修订，更加完善了。
军事
世宗在位时，着手对金朝的军事制度猛安谋克制进行改革。大定七年（1167年），世宗鉴于过去省并猛安谋克和海陵时无功授猛安谋克者皆被罢去，因此而失职的很多，乃根据思敬的请求，以“量材用之“的原则又重新恢复一些猛安谋克，作为扩充猛安谋克的方法。大定十五年（1175年），由于猛安谋克内部领户制的混乱，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其规定“每谋克不过三百户，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
另外，自熙宗、海陵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后，往往猛安谋克是充任别职的，因而于大定十七年（1177年）对承袭制也作了些新规定，“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者，虽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孙袭者，听”。另外对“父任别职”，其子承袭猛安谋克规定必在二十五岁以上。这种规定也是从巩固猛安谋克的地位与作用出发的。
大定二十年（1180年），一方面“以祖宗平定天下以来，所建立猛安谋克，因循既久，其间有户口繁简，地里远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后，所授无度”，另一方面，因为“大定间，亦有功多未酬者”。于是对猛安谋克又作番“新定”工作，同时命“新授者，并令就封”。
并规定功授世袭谋克的许以亲属从行：“猛安不得过十户，谋克不得过六户”。“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子宫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为了“大重其权”，以猛安谋克之号授给诸王，想以此来维护其女真旧俗。此外在经济组织方面也进行整顿，限制出卖土地、奴婢，禁止限外占田，加强对猛安谋克生产管理，奖励“聚种，“自种”，下令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者，互易之”。从而使猛安谋克不得与民相混杂，以达到军事力量的聚集。
经济
休养生息
为了与民休养生息，安定社会秩序，完颜雍颁发了免奴为良的沼令，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他还采取了重视农桑、奖励垦荒，进一步开弛禁地，实行增产者奖，减产者罚等一系列措施，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对于遇有水旱灾害的地区，实行减免租税的办法，减轻人民负担，稳定了生产情绪。完颜雍本人又提倡节俭，注意兴修水利，鼓励民间发展手工业生产。因此，从大定年间开始，金朝的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计口授田
完颜雍试图继续维持计口授田制，保护女真猛安谋克户的特殊权益。自完颜亶以来在中原推行对女真猛安谋克户的计口授田制度，因中原旧有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和以战争俘虏补充奴隶来源的彻底断绝，逐渐向封建租佃制演变。一些猛安谋克户开始出卖奴隶，致使耕田者减少，只得将所授之田出租给汉人农民耕种。另一些女真猛安谋克户，在战争结束后不再回到所授之田上耕作，直接将其转租给汉人农民。也有一些贫困的女真户将所授之田出卖给“豪民”。女真猛安谋克户发生了阶级分化，那些坐收地租的女真户便转化为封建地主。而女真贵族和官僚地主多占或冒占官田的现象也日趋严重。
大定通宝
完颜雍企图制止生产关系向封建租佃制的转化，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他颁布禁止中原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转租田地的诏令。次年（1182年），他又规定：一旦查出有不自耕种的猛安户，杖六十；谋克杖四十。
对于贵族地主多占冒占官田，完颜雍在大定十九年和二十一年先后派员到各地拘括官田。括田的本意是将所括之田分给贫民，继续对无田少田的猛安谋克户实施计口授田的旧制。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小地主和农民的土地都被强行拘括，田地更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官僚地主的手中，反而加速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
通检推排
金初对人户三年一籍，清查其人口、驱奴、土地和资产，据以排定户等，征收物力钱（财产税），征发差役。但贵族、官僚和地主以各种方式隐瞒财产逃避税收，而贫苦人户却负担重税。
为改变赋役不均现象，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下令分路通检天下物力，因标准不一，诸路不均，百姓不堪承受。次年，颁布“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标准，轻重不均的现象始有所改变。
大定十五年（1175年），离上次通检已经十年，但赋役仍有不均，世宗再命分路推排物力钱，手续较通检简化。而随着猛安谋克户内部的阶级分化，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也开始严重不均。大定二十年，从中都入手在猛安谋克户内也实行推排，两年后推广到全国，方法是清查各户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均赋役。
大定二十六年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金朝还进行过这种推排。尽管在通检推排中，不无官员上下其手苛增物力的扰民现象，但对均平全国赋役，保证国家收入，缓和社会矛盾，毕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金世宗完颜雍在位时，在文化上延续金熙宗、海陵王以来的汉化政策。他即位之初，有许多大臣劝他还都上京会宁府，但由于李石、张玄素、独吉义等人的劝说，世宗最终还是决定以中都为首都，仍旧坚持汉地本位。他对以石据等汉官委以重任，令他们依照唐宋制度继续对金朝的典章文物进行改革。同时世宗还重视人才培养和科举取士，大定四年（1164），完颜雍下令：“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
大定六年（1166年），开始置太学，学生最初只有160人，后发展到400人。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设置府学十七处，有学生上千人。金世宗对状元、进士，不仅要求其有才，而且要求人品要好。他规定，状元品行不好的，要除名。对中状元的人，先要访察他在乡里的品行，品行好的，才能按状元的待遇对待。全世宗一朝，科举制从人数到考试科目、到中举的质量，都有了发展和提高。官吏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科举考试。世宗朝的科举考试极为严格，由女真士兵对考生“解发袒衣，索及耳鼻”，严防作弊发生。科举制的发展，为金朝政府广招人才，进一步充实了统治集团。
除此之外，金世宗本人也熟读汉文典籍，治国理政皆尊奉儒家思想，他崇尚“民本”，体察民情，爱惜民力。“每当食，常想贫民饥馁，犹在己也”。每次春水秋山，外出巡狩，世宗都严禁随从扰害地方，所需物品不许向民间索取，征发人夫，以钱和雇。大定一朝，黄河累年决口，灾害连年，世宗始终能坚持赈贷，不遗余力。他推崇儒学，遵奉礼教，严于律己，崇尚节俭。
“朕虽年老，闻善不厌，孔子云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哉言乎！”“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昔唐虞时，未有华饰，汉惟孝文务为纯俭。朕于宫室唯恐过度”。他“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令群臣百姓“有言即言”，“敷奏勿有所隐”。世宗曾经这样讲：“朕以万机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
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与耿直敢言的魏征，一直是他为政治国常常提起的榜样。他熟读史书，注意以史为鉴，修明政治，经常与臣下谈古论今，论史事兴咎，评人物得失。“朕于圣经（儒家经典）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文化不断汉化，他的皇太子完颜允恭便“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
但是，金世宗反对全盘汉化，他认为吸收过多的汉文化，会使女真族腐化堕落，丧失尚武本性，因此在大定十一年（1171年）以后，金世宗频频强调维护女真旧俗，掀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15＇金世宗曾向右谏议大夫、契丹人移剌子敬流露过这种想法：“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
金世宗完颜雍是一位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为保存女真文化可谓苦心竭虑，不遗余力。世宗经常像这样谆谆告诫女真贵族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8＇一次，世宗与太子允恭等人前往宫中睿思殿，命歌者用女真语唱歌，随后对皇太子及诸王说：“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
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最令世宗担忧的是，自海陵南迁以后，新一代女真人已经渐渐遗忘了本民族传统，他曾对朝廷宰执吐露过这种忧虑：“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寖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
后来世宗果真实践了他的这一夙愿。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亲率诸皇子皇孙回上京会宁府寻根，并在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地建立《大金得胜陀颂碑》，以弘扬女真民族精神。直到次年九月，世宗一行才返回中都。此外，世宗还大力倡导人们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文。兴办女真字学，创立女真进士科，以及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儒家经典，是世宗时期复兴女真文化的几项重要措施。世宗大定初，在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