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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争论（第二更，求月票）（）
银币取代银两，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对近代史的了解，让朱明忠很清楚这一点，以两为记量单位带来的银两成色以及数种两制的重量混乱，从“一条鞭法”以银为税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十年代，直至“废两改元”之后，才得以消除。
而对于百姓来说，“火耗银”才是真正的恶政，既便是在江北“火耗”也是官府用于获利的办法。
“……在熔铸银子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损耗。而火耗最初主要是熔铸银子的工钱，但其损耗远远达不到一成的水平，至多只有3％…5％也就了不起了。但于地方官员来说，他们却因而发现这是一条生财的好路子，于是在上面打起主意，于是火耗越来越多，绝大部分便入了地方官的私囊，至于这火耗加多少？全凭官员的良心，多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纵是廉吏，所加者亦不少于一成五。”
身为户房主事的姚湘提及“火耗”时，感叹间又把声音略微提高，然后抱拳说道。
“自经略入主江北以来，感清虏压榨百姓之甚，所以断然将“火耗归以公”定耗费一成，江北百姓皆经略之善，可说说当下这火耗，于我江北之民，实无多少负担！”
姚湘的话音刚落，身为军饷局总办的傅山便直接说道。
“无多少负担，总归也是负担！”
作为军饷局总办的傅山，非常清楚史密斯建议发行“银币”会从根本上给从事银钱兑换业务的钱庄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打击钱庄业同样也是他的目标，毕竟能够与其相互竞争的只有钱庄。
“江北各府每年所取田赋不下百万，一成火耗便是近十万，如此焉能不是百姓之负担，若是加以盐税、商杂等，每年所收不下三百万，火耗不少三十万，百姓之累，难道不入姚主事之目！”
傅山的回击倒是极为有力，面对他的回击，姚湘倒也未有丝毫恼怒之状，而只是反问道。
“以银币代以银两是好，可傅总办别忘了，这百姓所缴纳田赋杂捐，往往不过银数钱、钱数百，如此官府方才需要征收火耗以便将碎银铸锭。若是按傅总办之建，一两之下皆交以制钱，那到时候这地方田赋杂捐所收税款必将皆为制钱，如此衙门可不就是无银可用？待到时，衙署又岂有银两充饷？”
说罢，姚湘冲着经略行礼道。
“泰西有泰西之法，而我中国有中国之道，行以两银加以火耗费，虽火耗费伤民，但经略推行“火耗归公”之法，已令江北百姓无不拍手皆言其善，他日待到将清虏尽数驱于关外之时，经略自可请旨将“火耗归公”之法推行天下，如此，自可令天下百姓再无需受“火耗”之害。”
身为户房主事的姚湘，之所以反对推行银币，自然也有他的考虑，而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除了为公之外，同样也是为私，现在他已经感受到了军饷局的压力——现在的军饷局非但掌握了发放官员、兵卒饷俸，而且还掌握着结算等原本属于户房的权力，甚至就连户房的银库厚银，眼看着现在对方主张推行银币，唯恐其借口夺走户房银库的他，又怎么可能不出言反对。
“再则，国人已经习惯银两，若是行以银币，届时，百姓若如现在一般，对银币加以剪边，又该如何，难不成，到时候仍按足值兑钱与它？若是不按足值兑钱，而按重量，那又与银两有何区别？”
接连的理由从姚湘的口中道出时，傅山只是不时的皱着眉头，偶尔的他会把视线投向经略，现在最重要的是经略的态度。见经略没有说话，至于史密斯，因为还不有流利的用中文答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傅山只能靠他自己了。
“银币被剪，自然只能按重量折算，就像制钱若是碎裂，不也只能作杂铜出售？制钱尚是如此，怎么银币便不能？”
“至少无人刻意剪磨制钱，但银币却不同，奸民拿银币剪磨皆可得到钱利！到时候如何阻止百姓剪磨？”
“剪磨银币，只得作杂银称重于银号或军饷局折换，商铺可直接拒收，税吏亦可拒收！既然商铺可拒碎裂制钱，为何不能拒收被剪过的银币？”
事关利益，一位户房主事，一位军饷局总办，两人为了各自部门的利益，你一言我一语的唇枪舌剑，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而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朱明忠，只是看着两人，凭借着领先三个半世纪以上的见识，他很清楚银两的天生弊端，当然也知道军饷局提出的银币制的不足，不过，他并不准备立即做出决定，他需要让他们自己通过辩论去解决问题。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独挡一面，而不是每碰到问题的时候，都把问题丢给他。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决策者的朱明忠，有时候宁可在后院的工坊之中呆上几个小时，也不愿意在这里听他们争论着早就已经知道答案，知道其中利弊的问题，但……真理越辩越明。
“……一般寻常百姓如何分辨这银币只是被剪磨些许？若是每枚银币只磨去些许，聚沙成塔之下，既可获利甚巨！”
姚湘不客气的指出银币的一些不足，自从得知了军饷局的银币方案之后，他就在研究着如何阻止银币，阻止军饷局对户房权力的侵蚀。当然，除此之外，银币的天然不足，也是他加以反对的根本原因，
“……再者，这银币亦有防剪磨手段，就像这银币两面边缘的齿牙就是为了避免剪切，如果发现边缘的齿牙有损，自然可以直接拒绝，如此，即便是普通百姓也能加以识别……”
傅山的回应，让早有准备的姚湘拿出了两枚银币，递给傅山然后说道。
“傅总办，既然你说寻常百姓可以从其边缘即可分辨出银币剪磨，那么这两枚银币，那一枚是被剪磨的？”
第149章 关市（第二更，求月票）（）
火耗仅收一次，便之百姓！
百姓是方便了，可是……官府呢？
自此之后，官府又该如何？
作为户房主事的姚湘自然有些难以接受，毕竟每年几十万两银子的火耗看似不多，可实际上各级官府的支出，大抵都是依赖这笔火耗银，而在他看来，非但现在，将来的大明各级官府同样也需要这笔火耗银。
但是今天经略却从根上彻底断掉了将来征收火耗银的可能。或许对于百姓来说这是有利而无害，但是对于官府而言，少了这笔火耗银，官府非但减少了一笔不小的进项，而且没有了这笔银子，地方官府办起事情来也没有过去那么方便。
“……自此之后，百姓必定皆以银币交税，不足一两者交以小币，辅以制钱，如此，虽然百姓得利，可自此之后，每岁我大明官府所亏岂止数百万？”
作为大明的官员，姚湘必须要站在官府的立场上处置此事，以至于即便是在傅山离开之后，他仍然无法接受铸造银币一事，仍然谋略着挽救此事。毕竟在她看来百姓的利益，是百姓的利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果说他只是一个读书人。自然不会反对取消火耗银。但是身为官员负责江北户科，他就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身段，以一个官员的身份看待此事。
“目下正值衙属用度紧张之时，若是再废除火耗，只恐怕将来非但江北的用度紧张，甚至，将来朝廷的财力也会更为紧张。”
看着忧心忡忡的姚湘，朱明忠只是含笑看着他，偶尔的他会把视线投给顾炎武，他并没有赶上之前的那场辩论，只是刚刚递来一份报告，虽然如此，但是他仍然对铸币一事有所了解，所以待他说完之后，顾炎武才开口说道。
“宝田，其实你只看到眼下朝廷用度紧张，却没有看到另一件事，就是朝廷从中所获的铸利，这天下之银岂下亿万？未来几年朝廷每铸钱一两，可得铸利一钱，比若天下银两有两三亿两，岂不就是两三千万两？”
对于顾炎武的话，朱明忠只是略点下头，并没有说什么，铸币之利他又岂曾不知？两个半世纪后，那些个军阀之所以纷纷铸造银圆，不正是因为铸币获利甚多。也正因如此，地方上才会纷纷建立银元局，当然，这又导致了银元的成色问题。不过那个时候是军阀混战，自然不能和现在相比。
“可火耗总归是源源不断之利！”
姚湘仍然有些固执的辩解着，说道。
“这两三千万两，又岂能与每年火耗二三百万相比？其充其量不过只是十年之利罢了！毕竟火耗银是年年征收。”
姚湘的这番话一出，顾炎武顿时变成了哑巴，确实，相比于火耗每年二三百万的“收入”，一成的铸利确实不值一提，或许免除火耗确实是利民的好事，但是是否利国，就未偿可知了。
身为官员的顾炎武，非常清楚一味让利于民并不是好事，毕竟朝廷同样也需要银钱，需要有所收入，要不然靠什么养兵，靠什么打仗？
所以，维持朝廷必须要有财源，否则就会陷入崇祯朝的困境。没有了银子，一切都是空谈。
“难道经略忘记先皇当年银钱困顿之教训了吗？”
姚湘的提醒让顾炎武的脸色微微一变，可不就是如此，当年先皇那会若是有充饷的银钱，又岂会落得那步田地？
当年北方数省天灾不断加之流寇作乱，北直隶、山东又有清虏数度入寇，被杀百姓岂止千百万，天灾、流寇、清虏糜烂地方，以至于北方数省税赋皆断，充饷之银、实边之粮皆来自江南，以江南一地又岂能支撑天下的用度？
在顾炎武似乎有些顾忌的时候，朱明忠说道。
“其实，想弄银子，不需要光把眼睛盯在这几两火耗上面，想要开源，就要动脑子，在其它地方开源！”
看着仍然坚持己见的姚湘，朱明忠笑着说道。
“古往今来，每每朝廷用度不足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外四个字“开源节流”，这开源节流，最关键的莫过于开源，仅仅只是节流也能节出多少钱？既然目下，用度不足，那自然就需要考虑“开源”，当然这个源如何开，这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如何开源，朱明忠早就已经是成腹在胸，终有超越这个时代说百年经验的他，自然知道应该如何开源。看着眼前有些疑惑的姚湘，他直接说道。
“关键还是“关市之征”！”
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实际上就就是后世所谓的商税。所谓关指贩运商品通过之关卡。市指商品贸易之市集。以钞关为例，在天启年间更是高达40余万两。
与很多人臆想着的的明朝不征商税不同，或者对商人持之以宽截然不同，相比于满清，有明一代反倒是以商税作为重农抑商的根本大法，限制商人牟取暴利，甚至就连明成祖也多次言道“商税，国家以抑追逐末之民。”也正因如此，有明一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商税负担逐日加重。而不是日益减轻，甚至会不断加税屡次导致民变。
“关市之征？”
几乎是在朱明忠话声刚落，顾炎武急忙出言说道。
“经略万万不可再加关市之征，前朝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困诏察某，不能却也，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如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
在过去的十数年间，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顾炎武，自然知道这屡加“关市之征”带来的弊端，所以才会出言反对。
“崇祯13年，河西务、临清、扬州、苏州、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80万两（1），全国其它钞关四十余处虽不及七关，年入不过只是稍逊……”
看着经略，顾炎武又继续说道。
“而崇祯元年，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55万两（2），不过短短十三年，税额增加近倍……自加税之令下，而市价日高一日，小民日穷一日，至于挑担背负，零星琐屑无得免者……”
对于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语，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时代。征收商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是在未来，在90年代税务改革的时候，考虑到税收征收的难度，政府仍然选择了以生产环节征收为主，因为政府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消费环节征收税金，所以选择了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征收。
但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工厂。只有那种小农经济，顶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如此一来，商业税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样，一张嘴就能收来的。毕竟，即便是在21世纪，零售以及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