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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部队大院-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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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刘一程说着,看到爱人坐在沙发上正在用遥控器不停地调换电视节目,估计晚上家里不会再有多少事,就小声地对王长年说,“哎,老王,时间还早,咱们到外边走一走,当面聊聊好不好?”

    “好,五分钟以后在广场的毛主席塑像旁边见面。”

    三月的北京,乍暧犹寒,徐徐的晚风吹来,使人感到阵阵凉意。

    是王长年先到的广场,他披着惨白的月光,仰望着几十年来以一个姿态静观世界风云变幻的领袖塑像,心潮起伏。北京城里像这样的塑像已经不多了,在有些人的眼中,这尊塑像只是一个普通的固定物体,作用就是指示方位:“在主席像南侧乘车”、“在主席像北侧集合”。只有像他这样的老同志,才会偶尔面对着老人家,回想起那些在他领导下度过的不平常的峥嵘岁月。

    “你是老王吧?”刘一程在广场的一边朝这边喊。

    “你是老乌龟!”王长年答应了一声,向刘一程走过去。

    两个人一起来到广场旁边的大操场上,在跑道上漫步,一高一低的两条身影,短粗的是王长年,严重荒漠化的脑袋在月光下毫无忌讳地闪着亮光;细长的是刘一程,头上的乱发在微风中与跑道旁边尚未返青的枯草遥相呼应。

    “别看你比我大几岁,可是身体壮得像头野牛,将来有可能主持我的遗体告别仪式,我还没有退休你倒是先退了?”刘一程看着王长年迫击炮弹一样的身材说,语调里有几分羡慕,又有几分遗憾。

    “我也是外强中干,常年坐机关,大毛病不多,小毛病不少,这几年高血压、脂肪肝什么的都不请自来了。论身体条件,按说再干个十年八年的都没有问题,主要是思想跟不上趟了,用有些人的话说,叫做观念陈旧、知识老化。”王长年感叹地说,“想想咱们刚入伍的时候,高中毕业生就算是高学历了,你看看现在,机关里有些本科学历的干部都存在着危机感,要想办法读个在职研究生。”

    刘一程附和着说:“是呀,我们当战士的时候,做好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帮助文化程度低的战士写家信、学认字,记得我们班有个战士,一天学没有上过,连‘文盲’和‘流氓’两个词的意思都分不清,在新兵连的一次班务会上说:我不识字,是个大‘流氓’。”

    王长年笑起来,对刘一程说:“现在战士当中初中学历的都很少了,大部分是高中生。干部的学历更高,今天调来个研究生,明天分来个博士生,我们部的科训局刚调来个助理员,你知道他是什么学历?博士后!我们连博士前都不是,可人家是博士后,小伙子计算机玩得溜溜地转,英语说得顺嘴流。我们这些土老冒,不出国想出国,出了国活受罪,去年我随团到欧洲考察,因为不会说英语,一步不敢离开翻译,看见外国人要给自己讲话,就吓得连忙摆手,指着自己的嘴巴说:‘孬’、‘扫锐’。”

    跑道上不断地有穿着运动服练长跑的年轻人从身边掠过,刘一程和王长年肩并肩地走着说着,不时地为他们让道。

    王长年接着说:“你比我年轻,又有大本学历,争取在部队多干几年。”

    刘一程压低嗓门说:“我那个学历怎么来的你还不清楚,象征性地往学校跑了几趟,个人填了一张表,学校发了一个证,按理说,那叫弄虚作假。”

    “这种事情地方卡得比较严,部队管得相对松,不管学历是怎么来的,它是提拔使用干部的一个基本条件,你在工作上有政绩,在群众中有威信,要抓紧最后的时机,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我知道你说的‘抓紧最后时机’是什么意思,我一生规规矩矩,不能在最后两三年丢掉自己一贯的做人准则,去跑官要官。”

    “换个角度讲这个问题:你规矩一生,最后两三年再不跑,可就是没有机会了。”

    刘一程哈哈大笑起来,指着王长年说:“你这个家伙,己所不施,强加于人。”

台上台下(二)() 
王长年的老伴崔兰萍是机关大院旁边一所地方中学的语文老师,也是三个月前刚刚退休,她看到王长年晚上快十一点钟了才回家,嗔怪地说:“退休又不是升官,你到处张扬个啥。”

    王长年说:“那怕什么,退休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不然,为什么以前都叫‘光荣退休’呢!”

    崔兰萍担忧地说:“我以前不指望你当官发财,只希望你本份做人、老实办事,今后也不指望你帮我干多少家务事,只求你有个好心情、好身体。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你退休了还能干什么呢?心怕不用,身怕不动,总是在家里闲待着可是不行,没病也要憋出病来。原来在我们后边那栋楼住的赵局长,前年退了休以后,闲得无聊,恨不能白天看树上的蚂蚁,晚上数天上的星星,结果不到两年身体就跨了。”

    王长年也伤感地说:“有的人就是一辈子忙惯了,退下来以后没事干,心态和身体都不适应,忙得要死死不了,闲得要命命不保。现在五六十岁的人生命很脆弱,一场大病下来,轻则叫你脱骨变形,重则让你命赴黄泉,这几年机关里走了好几个五六十岁的退休干部,他妈的!干部年轻化被八宝山的人学去了。”

    “干部退休以后生活上都应当有个计划,形成规律,养成习惯,以后就好了。”崔兰萍说。

    王长年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耍了半辈子笔杆子,退休以后写算了,说不定那个眼睛不济的导演看上了,还能改编改编,拍个电影或者电视剧什么的。”

    崔兰萍“扑哧”一声笑了:“你以为起草文书和写是一回事呀!隔行如隔山,为了教学,我买那么多文学写作方面的书放在家里,你平时连看都懒得看一眼,虽然不像有些人说的‘只知道普希金比银子贵,大仲马比骡子跑得快,莫泊桑种多了能养蚕’,但是,也不清楚莫泊桑和莫言的文学著作有什么不同,与散文有什么异样,还能写出来?再说了,现在好多写的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内容在裤腰带以下,你敢写吗?你会写吗?下下功夫也可能会写出点东西来,不过那不能叫做,只能称为习作,寄出去可以充实报刊文学编辑的废纸篓。”

    “第一个计划被枪毙了!”王长年故作丧气地说,“要不然我就学画画,楼上的秦局长就是退休以后学画画,尽管他画的老虎和家猫差不多,兰花和茅草都一样,但是他自己看着高兴,还把画的画到处送,前天还让我抽时间到他家去取画。”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他最喜欢看到自己的画被人家挂起来,‘传世之作’污染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家的雪白墙壁。”崔兰萍说着说着,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止住笑,又对王长年说,“你不能总是在屋子里边打主意,要迈开双腿走出去,在外边活动。”

    “那我去开公司,跑买卖、做生意。”

    “不行,不行,你平时买东西连价都不会还,看到别人赚钱少了总觉得过意不去,还会做生意?做生意也可以,我们家这点存款估计要不了几天也就被你赔光了。”

    “你怎么净打击我的积极性。”王长年沮丧地说,“要不然,等儿子有了孩子,我帮助你去带孙子,你负责喂牛奶、洗尿布,我给他们讲‘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崔兰萍赶紧摆手:“我刚才跟你说了,安排事情不能总是离不开家里,你要到外边去活动筋骨。既使将来带孩子需要帮手,我也不会找你,儿子和你差了一辈你都带不好,两个人整天说话说不到一块去,经常吵架,儿子的孩子与你差两辈,你更不可能带好了。”

    王长年一脸茫然:“照你这么说,我退休以后就成废物了!”

    “老头子别伤心,废物也是可以利用的吗,你在外边活动累了,回家来给我搭个下手,比如涮个碗、择个菜什么的,干好干坏我都不会嫌弃你。”崔兰萍和丈夫开玩笑说。

    “在外边不当局长了,在家里不能连家长也不让当了,处处要听你的指挥,我才不干呢!”王长年连连摇头。

    “那你自己安排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白天找老朋友们聊聊天,晚上在大操场做做健身操。”

    “找人聊天不合适,各人有各人的安排,我不能去影响别人,机关里像刘一程这样的朋友毕竟不是很多。大院里做健身操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整天上窜下跳、群魔乱舞,我看见心里就烦。”

    “你要是这样说事情就难办了,要不你每天到天安门广场去转一圈,骑车、步行都可以,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够看看沿途风景。”

    王长年沉思了一下说:“这个主意不错,走路太慢,坐车太挤,我就选择骑自行车。”

    夕阳西下,夜暮四合,部队大院营区宿舍楼的轮廓逐渐模糊起来,刘一程的爱人卓玉英下班回到家里,打开电灯开关,看见刘一程板着面孔,一个人怔怔地坐在沙发上。

    “又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卓玉英奇怪地问他。

    刘一程扭头看了看卓玉英,没有答话。

    卓玉英快嘴利舌,徐娘半老,长相比岁数显得小了许多。她原来是国家机关的干部,后来下海经商,她现在供职的私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具体承办什么业务,连刘一程都搞不清楚。工作单位虽然不正规,但是效益不错,女儿到国外上学、购买高档汽车,主要靠的就是卓玉英的高收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个家庭里,家长刘一程“垂帘听政”,大小事都是卓玉英说了算数。卓玉英最看不起机关里那些中下层干部,满身穷酸相,一副臭架子,局处级干部如果到外地去跑跑,还算是个“官”,装腔作势、狐假虎威,吓唬吓唬老百姓。在北京城里,那是扫帚疙瘩放到鱼盘里,不算个什么菜。这几年,卓玉英的钱越拿越多,脾气也越长越大,动不动就发一通无名火,臭规矩还特别多,她要求刘一程白天不刷牙不能吃饭,晚上不洗脚不能上床,抽烟要去阳台上去。“我一回家就像进了劳教所,”刘一程有一次对王长年说。“当然,劳教干部是卓玉英,我只能是劳教对象。”王长年同情地对他说:“你要是心烦了就到我家里来说说话,全当是蹲监狱的人出来放放风。”

    “到底是谁惹了你?”卓玉英也在刘一程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性急地催问他。

台上台下(三)() 
刘一程看了看卓玉英,不情愿地说:“今天金副部长给我讲,准备给我们局再调一个副局长来。”

    “多一个副局长多一个帮手,可以为你分担一点责任,这有什么不好?”

    “远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们局林副局长是个很好的同志,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人品上,好评如潮、有口皆碑。多年来,我们俩配合默契,情投意合,过几年我不当局长了,他接我的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原来就了解准备新调来的这个副局长,他在他们单位里群众反映比较差,口碑不好,听金副部长的口气,以后要由他来接我的班。”

    “群众反映管个屁用!这样的人能当副局长,并且准备接局长的班,说明他有来头,你按领导的意图去办,与他好好相处,能获得领导的好感,你和他不好好合作,不知道就得罪了那一路神仙。”

    刘一程不高兴地看了卓玉英一眼说:“按照你的意思,我这个局长只能当一颗随风摇摆的墙头草了。在家里可以,什么事情主要听你的,在办公室里说违心话、办亏心事,这一套本事我还没有打算学!”

    “你吃亏就吃在这里,不会看风使舵,只会玩命工作,像有些人形容的那样:有了工作任务小便发黄,嘴上起泡,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在一个位置上干了五六年,仍然提不上去。”

    “我就是这么个人,执迷不悟,秉性难移,大不了像王长年一样,五十五岁退休。”

    “你不要总是和王长年比,王长年是什么人?死鳖一个!现在有几个人像他,计划经济的活标本!”

    “我就觉得他是个好同志。”

    “真是朽木不可雕!”卓玉英说完,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我才不是朽木呢,起码是个硬杂木。”刘一程忿忿不平,在心里说。

    王长年退休以后,开始几天觉得在家里还很自在,吃了睡,睡了吃,要不然就是翻翻报纸,看看电视,一个星期以后,他就感到心里空虚,不知道干什么才好,这屋转到那屋,那屋又转到这屋,百无聊赖,手脚无措。

    崔兰萍这一段时间成了大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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