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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工说：“还是局长讲吧，我们听局长的！”
任复兴掐灭手中的香烟说：“我们建房子，就要让老干部们买得起房子，尽量压低成本，经济适用住房定价以后，公家只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补助一部分，主要还是个人出资，如果成本过高，有的老干部除了住房补贴，可能把终生的储蓄用上都不够。”
汪泉听了任复兴的话，对谭森说：“没有房子想建房子，建了房子有有可能买不起房子，老谭，你们家钱多，帮我买一箱‘中华’烟让我抽死，再买一箱‘茅台’酒让我喝死算了，买烟买酒的钱等你也到了‘那边’的时候，我连本带利一块还给你。”
汪泉的话把大伙都说笑了。任复兴说：“我刚才讲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退休干部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能力有限，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一定要把房价压下来。综合部的领导也讲了，既然要建房，就要让干部们买得起房，住得上房。”
汪泉叹了一口气说：“我有个很近的老乡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现在是个博导，他去年在北京市郊区刚买了一套房子，将近两百个平方米，花了七八百万元。唉，人比人得死，可咱还得活着；货比货得扔，可咱还得留着。”
“不要灰心丧气，你比他强多了。”谭森说。
“他经常外出讲课，加上工资，一个月的收入是两三万块钱，我一个月的退休费才几千块钱，我怎么比他强多了？”汪泉奇怪地问谭森。
“我不是说比收入。”
“那比什么？比成就，人家是桃李满天下，我是废纸一书柜。”
谭森笑着说：“我是说比本事，他是个‘博导’，你是个‘驳不倒’。”
汪泉红着脸捅了谭森一拳说：“我讲正经的，你小子净打岔。”
谭森说：“我是与你说着玩的，马驾辕，驴拉套，狗见生人汪汪叫，各有各的作用。人的工作岗位不同，收入也不会一样，你看那些‘星’们、‘腕’们，现在对他们是进行了一些限制，以前在舞台上打个喷嚏都能够赚钱，放个响屁都有人出资，你能比吗？”
汪泉说：“你说这话我爱听，人家骑马咱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想想有些一起当兵的战友，有的转业了，有的复员了，城市的下岗待业，农村的外出打工，我们也应该是知足了。要说每个人的作用，似马也好，如驴也罢，反正咱俩都差不多，你没有听有些人讲吗，‘瞎参谋、烂干事、助理员混饭吃。’我们俩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人。其实，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只要是能够吃饱穿暖心情好，其他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在职的时候，还讲身份、顾面子，退休以后都是老百姓一个，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前几天，我们家乡的县长到北京来，请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在饭店里吃饭，他因为和我认识，把我也叫去了。那天吃饭的人员，其他的都在职，只有我一个退休干部。在餐桌上，有几个人都说自己是开车来的，不能喝酒。有人劝我喝酒，我不想喝，也说是开车来的。其中一个老乡对我说，没关系，你放开喝，这个饭店的老总我认识，你喝多了让他找个司机帮你把车开回去，我说我的车一般的司机开不了，昨天刚坏了一个脚蹬子，还没有来得及修。”
汪泉的话又把大伙逗乐了。
给老兵安个家 第十章 代沟（）
汪泉刚进家门，汪月英就对他说：“念军的大伯来电话了，他说咱们家老爷子想来这里到大医院检查检查病，乡卫生院的医生说，老人家脖子上长了个瘤子，他挺担心的，我给大哥讲了，如果要是检查病就赶快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再往家里打个电话问一问。”
听了汪月英的话，汪泉的心里“咯噔”一下子，他放下手中的文件袋，立刻拨通了老家的电话。电话是哥哥汪涌接的，他说老父亲前几天脖子扭伤了，昨天赶集的时候顺便去乡卫生院，想让外科医生捏一捏，结果外科医生说父亲脖子上长了个瘤子，搞不好还是恶性的，要抓紧时间检查确诊。
汪泉让哥哥尽快买一张火车票，将老父亲送上火车，到时候他在这边去车站里接。
打完电话，汪泉坐在沙发上，往嗓子里浇了一杯水，在嘴巴上栽了一颗烟。袅袅的青烟像是不断的思绪，又把他拉回到那个梦绕魂牵的遥远乡村。
汪泉的家和汪月英的家离得很近，都是靠近村前边那条东西走向小河的岸上人家，两家中间只隔着几户人家。村前的小河上有一座砖砌的小拱桥，小拱桥在汪泉记事的时候就有了，它弓着腰，每天从早到晚，把岸这边的人驮到岸的那一边，又把岸那边的人驮到岸的这一边。小河的南端蹲着两个被驯化了的石狮子，几十年都老老实实一动也不动地坚守着自己守桥的岗位，它们也见证了汪泉和汪月英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再到青年的成长历程。
人在生活中，如果没有与“甜”的比较，有时候是感觉不到苦的。一年糠菜半年粮，肚里空着半截肠，还能够找到填充肚子的食物，每学期几块钱的学杂费，也可以东拼西凑地集中起来交给老师，汪泉和王月英都觉得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快乐，正可谓少年不知愁滋味。真正感到生活的艰难，是在他们结过婚，有了家庭责任之后。有些时候，人会在看到亲人的苦以后，才感觉到自己的苦；看到亲人的难以后，才感受到自己的难，而自己本身的苦和难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反倒算不了什么。
汪泉家和汪月英家虽然都是姓汪，但是并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汪泉的父亲一个大字不识，但性格开朗，生活乐观，在村里人缘非常好。汪月英的父亲虽然认得一些字，但性情刚烈，说话直爽，也只是当过不长时间生产队的会计、民兵排长之类的小‘官’。汪泉与汪月英能够结合在一起，除了两个人相互有爱慕之心之外，还由于两个人的父亲情投意合，两个人的家庭关系融洽。汪泉的母亲去世以后，汪泉的父亲跟着汪泉的哥哥汪涌一起生活，汪月英的家里人也给了汪泉的父亲很多照顾。
知足常乐是一个人的宝贵财富，清心寡欲是一个人的无形资产。汪泉的父亲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教育和感染着年幼的汪泉，使他以后能够哼着小曲、唱着小调，走过了大半辈子曲折的人生之路。
汪泉的父亲听惯了鸡鸣狗叫，吃惯了粗茶淡饭，不喜欢大都市的生活。尽管他认为城里边人人像神仙，个个似皇帝，月月有人发钱，天天能够吃肉，高兴了还可以坐着飞机从天上边看看皇太爷头顶上长有几个旋，乘着地铁从地底下瞅瞅皇太后脚底板上长没有长鸡眼。但是，自从八年前在北京城里住了半个月时间之后，他就没有再到二儿子这里来过一次。
“老父亲这一次如果不是想检查病，也不一定会愿意来，这一次来了之后，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来。”汪泉心里在想，“任复兴局长说过，在工作时间上，不会像要求在职干部一样要求自己，只要是不耽误筹建办分管的工作就行了，个人有什么事打个招呼就可以去办，这次老人家来北京，当儿子的一定要多陪他几天。”
汪泉突然想到一个面临的现实问题，问汪月英：“老爷子来了以后怎么住？”
汪月英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上次来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住在团职单元，但也和现在一样，是三间卧室，只是少了一个小客厅。那时候念军还小，很乐意跟他爷爷住一间屋子，现在这孩子天天上网，查资料、玩游戏，我怕他影响老人家的休息，不准备让他再和老人住一间屋子。咱们可以让老人家住在我们俩的房间里，睡大床舒服一些，我支一张折叠床睡在书房里，你与念军住在一个屋子里。”
“你的意思是把猫和老鼠放进一只笼子里？”
“他夜里睡的晚，你夜里睡的也晚，你们爷俩正好在一起沟通沟通思想，有什么不好？”
“我情愿每个晚上都睡在客厅里当‘厅长’，也不愿意天天和他打嘴仗。”
“要不然你和老人家住在一个屋子里。”汪月英为难地说。
汪泉说：“那不行，我不愿意跟我的儿子一起住，他也不一定愿意跟他的儿子一起住。再说了，我身上的这股香烟味他也受不了。”
“实在不行，你就先在客厅的沙发上将就几天吧！”
汪月英进厨房忙着做饭，汪泉嘴巴像个发烟器，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
吃饭的时候，汪泉朝汪念军的房间呶呶嘴，问汪月英：“臭小子干什么去了？”
汪月英嗔怪地瞪了汪泉一眼说：“你一碗饭快吃完了才想起来问儿子干什么去了，不是在忙着找事干吗！他下午来电话说，别人给他推荐了一个推销化妆品的工作，每个月有两千块钱的固定工资，如果推销的化妆品多，另外还有提成，他今天是去应试，晚一点回来吃饭，我已经把他的饭菜留好了。念军小的时候你没有怎么管他，现在对他的事情应该多操些心。他也是二十大几岁的人了，有很强的自尊心，你不要总是对他看不惯，说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唉，这孩子也可怜，工作没着落，女朋友也不好找。”
汪月英说着，放下了饭碗。
“先吃饭，先吃饭！”汪泉劝汪月英，“他前天不是又见了一个女孩子吗？”
“见倒是见了一个，据念军讲，女孩子长得还可以，就是工作不太好，是个开电梯的。念军觉得不很恰当，我也觉得不大合适。念军还说，天天开电梯，时间卡得太死，这个女孩子要是个开汽车的还差不多。”
“开电梯的与开汽车的有多大区别？”汪泉也放下了饭碗，情绪激昂地说，“一个是上下走，一个是平着跑；一个是看天有多高，一个是看地有多阔。再说了，他自己目前连个正式的工作都没有，还有资格去计较人家的工作好坏吗？”
“你这些话不要说儿子不爱听，连我都不爱听。既然开电梯和开汽车差不多，你以后就坐着汽车上高楼，乘着电梯逛大街得了。怪不得儿子说，他将来有了钱先去买房子，那怕是有一个只能搁下一张单人床的地方，也要与你分开居住。”
汪月英说完，生气地离开了餐桌。
汪泉讨了个没趣，也放下了筷子。
给老兵安个家 第十一章 高校（）
这是一个难得的晴好天气，太阳伸出温暖的手，抚慰着被严寒折磨了一冬的树木花草，人们用色彩斑斓的春装，点缀着城市的街道。虽然不是双休日，大街上的行人依然熙熙攘攘，没钱的急着赚钱，有钱的忙着消费，胖人想办法减肥，瘦人找地方增膘，各人有各人的事。
小虹在读的研究生快毕业了，这一段时间忙着写论文，已经几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昨天她给谭森打电话时开玩笑说，她们学校应该是改称体育学院了，因为最近的伙食非常不好。馒头可以当铅球扔；油条能够搭在弓上射箭；面汤稀稠与游泳池里的水差不多；干饭里的大米粒应当送给射击运动员，让他们装到小口径枪支里当子弹使。而肥胖的食堂管理员足以让两个举重运动员同时打破世界记录。谭森心想，女儿学习正是较劲的时候，吃不好饭怎么能行，于是，带着小虹的换季节衣服和自己为她亲手做的一些好吃的食品，准备尽快送到学校去。
天气好，又是双休日，乘坐公共汽车的人多，乘坐地铁的人更多，买票的队伍已经排到了进出站口的台阶上，排队的人们身贴着身，全然没有了陌生人在公众场合应该保持的道德允许的距离。队伍中，除了前边一个被人“追尾”和最后一个追别人的尾以外，其他的都是既追别人的尾也被别人“追尾”。谭森不着急不着慌，随着买票的队伍慢慢往前挪。进入售票厅以后，谭森才发现，后边的队伍排得很整齐，售票窗口外边的秩序却比较混乱。一个依然反季节穿着羽绒服的老年人，手里举着几张零钱，使劲地往前挤，排在谭森前边的一个小伙子不满意地朝他喊：“嗨，老先生，不要插队！”老年人回过身来，似乎是想看清楚是谁在喊他，然后对着后边所有的人，面不改色地大声吆喝：“现在喊着不让我插队，一九六九年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劳动的时候，你怎么不喊？”这时候，老年人的脸没有红，刚才喊话的小伙子的脸倒先红了，一九六九年他还没有出生呢，以前只是听别人说过“文革”时期有“知青插队”这档子事。
队伍刚往前挪动了没几步，一个刚从进出口下来的年轻女子，也踌躇着往窗口移动身子。她大概看到了后边队伍中有不满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