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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信号。
袁长林丢开妹妹，跨进堂屋，奔到爸爸床前，握住老人家的手，深情地喊了一声“爸爸！”
躺在病床上的老人的肢体已经不听大脑使唤，他只能用热切的眼光拥抱着自己的儿子。老人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一次又一次推开死神伸过来的魔爪，他终于盼来了儿子回来的这一天。袁长林俯在爸爸面前，亲热地与他说着话，老人用点头或摇头表示着“是”与“不是”。
邻居们知道袁长林从北京回来了，聚集在院子里，等着和他说话。袁长林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搬板凳、递香烟，给孩子们分发糖果。
老耿奶是袁长林家的隔墙邻居，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袁长林跟前，张着缺牙漏风的嘴说：“孩子，听说你现在在部队当军官了？”
袁长林搀住老耿奶的胳膊，让她在板凳上坐下来，提高嗓门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老奶奶，我不是军官，是士官。”
老耿奶说：“噢，不是军官，是个官，这“不是军官”和‘是个官’有啥不一样？”
袁长林笑了：“老奶奶，军官是个官，士官不是官。”
老耿奶不解地摇摇头说：“一会是官，一会又不是官，听不明白！”
晚上，袁长林不听妈妈的劝阻，坚持和爸爸睡在一张床上。
他又听到了爸爸那熟悉的咳嗽声。
爸爸老早就患有慢性咽炎，夜里总是咳嗽，他从小就听惯了爸爸的咳嗽声，听到爸爸不断的咳嗽声，他睡觉时心里才感到踏实。
爸爸的咳嗽声，对他来讲，是人世间最动听的催眠曲。
这一次回到家里来，袁长林没有像以前回来那样探亲访友，而是陪着父亲一直在家里待着，在他耳边给他说话，为他端饭递水，翻身按摩。
五天以后，袁长林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人。
这一次袁长林选择坐慢车回北京，坐慢车虽然比坐高铁要多坐十来个小时，但是可以节省两百多块钱。他在火车站没有买到坐位，随着进站的人群挤进车厢，在过道上找了个适当的位置站了下来。
身前背后全是人，他呼吸着从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从嘴里呼出来的混和气味，等待着列车启动，盼望着新鲜空气的拥入。
一声汽笛响过，火车在跑前边的路，袁长林在想后边的事。
爸爸将不久于人世，他的人生这部书已经书写到了最后的篇章。妈妈说过几次，袁长林在家的这几天，爸爸的精神不错，他想念儿子最厉害的那两天滴水难进，见了儿子以后，每顿饭居然能喝半碗稀粥。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来说，药物有时在他身上已经起不了作用，但是亲情能在他身上产生奇迹。早上离开家时，他紧紧握住老人家的手，久久地不愿意松开，老人似乎是稍无生息，无望、无助地看着他，两行混浊的泪水滴落在枕头上。袁长林离开爸爸几步，忍不住又回头想再看看他时，只见老人脸上多皱的皮肤痛苦地痉挛着，他紧盯着自己的身影，只剩下灰烬的眼睛里又闪烁起希望的火星，寄托着对儿子的祝福和期望。面对着可能的生离死别，袁长林心痛欲裂，胆肝如焚。这次回部队之后，他不可能收到家中关于爸爸康复的信息，但是也不愿意收到家中只能是凶多吉少的电话。
袁长林还记得，自己当兵满三年时候的那次探家，当时爸爸的身体还很强壮，家里的房子旧貌换新颜，地里的庄稼年年大丰收，好日子似乎是才刚刚开始。离家归队的那一天，爸爸推着自行车在前边走，后衣架上捆着自己的提包，他和妈妈、妹妹跟在后边，刚下过小雨的土路上留下爸爸明显的足迹，那足迹，是写在大地上的诗行，那诗行，只有当儿子的才能看得懂。爸爸勤劳一生，使自己从小就能过上比同伴更好的生活，走在爸爸的自行车后边，他觉得自己比那些坐着老爸的奔驰、奥迪车，到超市购物、去公园游玩的孩子们，拥有更多的幸福感。
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中途有不少的旅客下车，袁长林看看身前身后，没有见到再有站着的老人和小孩子了，才在旁边的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
他又拾起来断了的思绪。
去年，县医院的一张ct片子像一团乌云，遮住了自己家里上空的这块蓝天。
接到妹妹电话的那一天，他伏在宿舍的床上，大哭了一场。
袁长林这一次回家来，除了给爸爸买了一口上等木料的棺材，剩下的一万八千块钱都交给了母亲，那是他当兵几年积攒下来的。他给妈妈留下了钱，也给妹妹留下了嘱咐。妹妹很懂事，一再表示，要听妈妈的话，照顾好爸爸，让他满怀忧虑的心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袁长林下了火车，刚刚走出出站口，就听见有人在喊“袁班长”，他看到部队机关农副业生产基地汽车班的司机小赵正在向自己招手。
“怎么这么早，我在电话里说不是不让你来接我吗！”
“是基地李主任让我来接你的，我今天开的是后开门吉普车，明天是周一，他让我接你回去时再拐到早市买点蔬菜，下午再分好，明天送机关。”小赵从袁长林手中接过提包说。
袁长林知道，农副业生产基地每周一给机关领导家里送一次蔬菜，基地种植的蔬菜品种不全，还要从市场买一些搭配起来，装进印有生产基地名字的纸箱子再到机关去送。
朝霞红透半边天，老天又为大地分娩出一个朗朗白日来。
军用吉普车驶出了早市，载着袁长林，奔向位于北京市郊区的部队机关农副业生产基地。（。）
士官复员“二”（）
城市苏醒了，夜暗隐藏的秘密渐渐地被晨曦所揭穿。
崔玉屏上班的饭馆的老板，要求他雇用的姑娘们四点钟起床，四点半钟开始工作。这些当年在农村大部分只上过小学、读过初中的女孩子，在城市里重温了读过的课本里“半夜鸡叫”的故事，而且自己还扮演了其中的角色。她们被老板从被窝里喊起来，有的起了床还在继续着刚才的梦，直到水池子里的凉水撩到稚嫩的脸颊上，才会猛然回到现实中来。
越是没有机器的地方，越是能培养人的机械动作，崔玉屏和她的同伴们分别承担了择菜、掏米、洗碗等不同的工作，整天像机器人一样重复着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
干一天活之后躺倒在床上，姑娘们觉得身上的关节好像都错了位。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多长？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机关里品茗抽烟，保持着正常的血液循环，不慌不忙处理公务的人，是八个小时。喜欢晚来早走、迟到早退的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更短。而崔玉屏她们每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每月的报酬只有两千两百块钱。她们进城以后，了解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情况，多长了一些见识，脑子里也多了一些疑团，原来总是说现在的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而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多“捞”多得，特别是那些当官和做生意的人。
当然，也有一些女孩子，在大城市的花花世界里花了眼，昏了头，自愿或不自愿地靠出卖贞操和色相赚了一些钱。
不知道是城市的空气污染了她们纯洁的心灵，还是她们头脑里罪恶的萌孽在城市的适宜温度里得以滋长。
姐妹们都睡熟了，崔玉屏拿出纸和笔，在卫生间的灯光下给家人写信，家乡的年轻人都用上了手机，老年人依然喜欢通过信纸了解在外子女的信息。
崔玉屏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首先描述了城里的生活，上班时大家一块干活，下了班到商场去玩，双休日又和同伴相约去公园，她希望信封里邮寄回去的是笑声，而不是眼泪和哀怨。然后，她又询问了家里的情况，从父母的身体、哥哥的对象到地里的庄稼，纸短情长，载不下她对家中的重重思念。
写完后又读了一遍，她觉得心里酸酸的。
姑娘们睡的床实际上是几块木板拼在一起搭成的铺，崔玉屏把伸到自己位置上的几条胳膊腿轻轻地移开，才勉强躺了下来。
崔玉屏躺在床铺上并没有很快入睡，她心里在想，自己来到北京城里快一年时间了，在浸透汗水的存折上，已经有了一万多块钱的积蓄。她不想和有些农村打工的姑娘一样，过两个月就把钱寄回家里一次，而是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钱带回家，集中使用。村里很多人家都是草房子换成了砖瓦房，自己家的几间破屋子还在迎着风雨熬年头，不盖好新房，哥哥连一个合适的对象都找不到。
她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走进已经在梦乡里等待她的伙伴中间去了。
双休日客人多，饭馆里也显得格外忙碌。崔玉屏和姑娘们把手脚都调节到最快的频率，个个都像是刚充满了电的机器人，额头的汗水都顾不得擦一把，有时候只能抬起胳膊用袖口匆忙地抹一下。
崔玉屏和其他姑娘一样干活，但是并不想和其他姑娘一样把自己变成只会赚钱的机器，她很有心计，平时对老板的经营之道，对厨师的烹饪手艺，都格外留意，尽管平时干活很累，她仍然要抽时间记笔记，用蝇头小字把又是数据又是体会的内容写满了两个小本子，她把饭馆既当成挣钱的地方，也当成学习的场所。
可能很多打工妹都有自己的一本心酸史，作家们可以把她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写成一本书，而且出售时还要搭配一条毛巾，以便让读者们擦眼泪。
为了赚钱，她们付出了劳动，有的还要付出尊严甚至是贞操。不屑的目光、轻蔑的冷笑，对她们来讲，几乎和一日三餐一样平常。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竟然把进城的农村女孩子当成了可以肆意采撷和蹂躏的闲花野草，让姑娘们伤心惨目，心有余悸。
崔玉屏并不想在这个饭馆里干太长的时间，她要推开更多的窗户来观察外面的世界，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和空间。
过了中午的生意高峰，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崔玉屏正坐在操作间的板凳上打盹，有个姑娘从外边走进来，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肩膀，悄声说：“外边有个当兵的找你！”
崔玉屏到了门外，看见一辆军车旁边站着一个穿军衣的小伙子。
“是你找我？”崔玉屏问他。
“对，我叫袁长林，在郊区的部队农副业生产基地开车，我老家是你大姨家那个村的，我刚刚探家回来不久，你家里让我给你捎点东西，我就利用出车的机会给你带过来了。”
崔玉屏见了同乡，脸上泛起了红晕，高兴地又问：“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袁长林举了举手里的信封。
崔玉屏算不上漂亮，只能说是五官端正，进城将近一年的时间，她身上已经看不到初进城女孩子的羞涩和木讷，被太阳热吻过的黝黑皮肤也变得白皙起来。崔玉屏没有时间、也不习惯修饰自己，浑身上下透着成熟女孩子的自然美。有些城里的女孩子总是看不起乡下姑娘，觉得人家粗俗、难看，如果让她们到农村去干一年时间的农活，餐风饮露，日晒雨淋，恐怕早已是肤黑皮皱，惨不忍睹，还不一定有农村姑娘的模样好看呢！
袁长林从车上取下来一包东西递给崔玉屏，瞅着她的脸说：“我们好像见过面。”
崔玉屏脸庞红红地说：“我看你也有些面熟。”
“噢，我想起来了，”袁长林说，“你在县三中上过学，我是五年前从那里高中毕业的。”
崔玉屏抱着袁长林捎来的东西，激动地在地上跳了两下，兴奋地说：“唉呀，真巧，我大前年从那里高中毕业，你应该是高我两届。”
两个人还在原地站着，说着，但是心理上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袁长林给崔玉屏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他把车开出去好远，从倒车镜里看到崔玉屏的身影站在原地还没有移动。（。）
“士官复员”（三）（）
部队全面停止生产经营之后，大型的农场和生产基地都移交给了地方，只有一些从事副食品生产的小单位还保留着。这些小单位多数都是投入多、产出少，并不赚钱，主要是为首长和机关提供服务。
袁长林所在的农副业生产基地，包括雇用的民工也才只有几十个人，汽车班一共只有八个人六台车。基地的二十多个战士中的十来个士官都比较年轻，但多数都有了女朋友，有两个还结了婚，结了婚的两个士官，一个人的爱人是县城的个体户，手里有点钱，不怕天河发大水，年年牛郎会织女；一个人的爱人是乡卫生院的护士，结婚快两年了，还没有爱情的结晶。袁长林这次回家，妈妈很着急，非要让他谈个对象再回部队。他对妈妈讲，自己这次回家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