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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日本看似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大财，但是太多的货币进入日本市场造成了通货膨胀，使得日本的物价飞涨。日本经济上的一个特点，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的结合。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面却因为国内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剥削的苛酷、土地的零碎分割、技术的落后等等，使农业无法供给城市工业以充分的粮食和原料。因此，虽然日本主要的农产品是米，差不多所有的岛屿都产米，但却经常出现大饥荒。
1918年日本城市人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增加了20％，而粮食产量却没有相应增加，1917年的产量甚至比1914年减少了。又由于日本政府热衷于武装干涉俄国，军队的用米量因此大为增加，国内的粮食愈益感到不足，而地主、资本家却靠着饥荒和战争来攫取新的利润，大做投机生意；米越不够，他们也就越囤积居奇。米价于是就扶摇直上了。
米价的暴涨，严重地威胁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1918年8月报纸刊登了一个女工的来信说，她的一家3口人每月只收入21到22元左右。因为米价腾贵，在付出米钱和房租后，全家的菜金就没有了。信里最后呼吁赶快降低米价。就连监狱的看守和城市里的警察，也有人控诉物价——特别是米价的高涨，无法生活下去。总之，米价的飞涨使苦难中的日本人民，又增加了新的苦难。日本广大人民都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制止地主、资本家的囤积居奇，迅速输入外米并降低米价。但是，日本政府是以保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为第一天职的，它哪里会把人民的要求放在心上；它反而说什么国民思想变坏了，必须普及宗教观念和发扬道德感等等，这使日本人民更加愤慨。
到了报纸上登出中国军队武力夺取汉冶萍公司的消息之后，日本社会上立刻就开始流传即将对“支那”开战的消息，结果导致米价进一步飞涨。于是，米骚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寺内正毅内阁忙着镇压国内的米骚动事件，自然也就没有心思来管段祺瑞和冯国璋了。
在8月炽热的阳光下，大冶迎来了新的一天，衣衫褴褛的矿工们今天格外兴奋，很多人早早就来到了矿场拿号牌，不少人拿号时还不敢相信的问一句：“今个起工钱真翻倍给？”
“老规矩，每人2000斤起，但每斤的工钱比之前翻一倍，多干多得。”
“好，太好了！”老矿工们泪眼婆娑，他们中间很多人从年轻时就在这里干，十几年来为大冶发展流血流汗，可工钱不仅没涨而且日本人来了后甚至连工钱都没有，每天累死累活只能勉强养家糊口。但今天不同了虽说最低限额还在，可工钱涨一倍，洒多少汗拿多少钱！很多人甚至盘算着年尾该能给孩子们添新衣裳。随着开工的铜哨响起，大家呼啦一下涌入了矿区，口号声、机器轰鸣声似乎也比往日响亮了很多。
有人高兴自然也有人愤恨，盛宣怀当初承揽汉冶萍后，为了拉拢权贵稳稳把汉冶萍变成自己生蛋的金鸡，把很多股份都低价卖给了权贵。靠着裙带关系进来的公司的一名普通秘书，年薪高达50万两白银，而只有四五个人的秘书科，一年发的奖金也有50多万两，高级职员在外更是一掷千金。这些人已经成了阻碍汉冶萍公司发展的毒瘤。
因此，得到重用的宋子文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蛀虫们统统赶走。同时被赶走的，还有汉冶萍的日本员工。党卫军首先将这些人全部控制了起来，不仅账面上几百万流动款项以及私人存款全被没收，原本用来抵充股本的机器设备也一并收缴。
一共有一百多名日本派驻汉冶萍的工作人员在党卫军士兵的枪口下登上江轮，他们的离去也代表了日本控制汉冶萍的梦想彻底落空。这时候，欧洲的战争已经几近结束，稍稍换过劲儿来的英美法等国施压后，日本仅仅获得了每年五万吨平价铁矿砂的优先采购权作为补偿。
日本人前脚被赶走，李默涵的以塞缪为首的中外工程师们就立刻来到了汉口，经过他们的精心设计规划，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将把大冶灵乡铁矿并入汉冶萍公司，且在年底前启动开采。还准备将龙角山、七峰山、天台山、赤马山的铜矿合并为铜业公司。从象鼻山经张儒、肖铺到沈家营江边的矿砂铁路下月就开工，疏理航道和修建新码头也一起动工，设计要求确保排水量五千吨的大轮船一年四季都能顺畅来往，此外大冶将逐步建成铁矿、煤矿、水泥厂、电厂为中心的新城市。
李默涵对自己工程师团队的工作效率很满意，他踌躇满志地拿着规划方案，按照工程师团队的推算，这项汉冶萍公司的改造升级计划需要5年时间。此刻汉冶萍每年钢产量就已经达到了7万吨，生铁10万吨。加上美国提供钢铁厂的全部设备，还有几十位钢铁专家的技术指导，5年之后汉冶萍成为亚洲钢铁业巨无霸并非办不到。
“5年吗？”李默涵掐指一算，不由地笑了，“5年之后不就是1923年吗？到了那时候，小日本可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虽然日本是战胜国，但是日本工业能力很弱，完全经不住美欧各国工业的打击。一战刚结束时，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恢复，日本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丝织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国，经济一度繁荣。但随后，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洲市场，日本货节节败退，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总产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业88。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3％，国际收支逆差达3。5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6亿日元。
事实上，由于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33亿日元。农业也未能幸免。3500个缫丝厂停工，200万蚕农陷入绝境。同时，国际廉价粮食大量输入日本，加上国内市场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此后，米麦产量长期停滞。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1923年，关东大地震。哼哼。”李默涵信心满满地眺望着夕阳，“经济危机，大地震，再加上5年之后中国的生丝业卷土重来，小日本，我看你怎么招架。”
254。实至名归（）
话说寺内正毅辞职之后，接任首相职位的人名叫原敬。
原敬幼名健次郎，生于1856年2月9日，是盛冈城外本宫村南部藩士家臣原直记之孙，其父名原直治。健次郎十岁丧父，十二岁入藩校修文所学习三年。1871年，十六岁的健次郎赴东京，在共愤义塾学习英语。废藩置县后，他家境贫困，一面给同乡的前辈江幡梧楼当书童，一面刻苦读书，继而转入箕作麟祥的家塾，学习法语，并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后来历任递相、内相、内阁总理大臣。打破萨长藩阀政治，成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组织日本第一次的政党内阁。
为什么原敬的政党内阁能够取代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执国政之牛耳的藩阀官僚政权呢？背景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民主主义高涨，形成国民要求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时代大趋势。寺内内阁由于米骚动和出兵西伯利亚而遭到批判，走投无路的寺内正毅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去首相职务，将继任首相人选问题全部委托给素有“首相制造者”之称的山县有朋。山县推举元老之一的西园寺公望为首相，但西园寺称疾固辞，并说服了山县，推荐原敬出任首相。原敬立即开始接近事实上掌握着首相任命权的山县有朋，就当时政局交换意见。山县虽然支持寺内内阁，但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在很多问题上对第一大党政友会采取了合作的姿态。原敬坚信藩阀官僚内阁已走到尽头，政党内阁取而代之的时代已经到来。从表面上看原敬接近山县是为讨其欢心，实际上原敬是在为移交政权做周密的准备工作。
山县经过不断与原敬交换意见，逐渐对他的人品、实力给予很高评价。山县认识到在藩阀官僚势力中没有能顺应时代的人物，最终接受了西园寺的意见，同意由原敬担任首相。当时的时局令山县担心，国内米骚动和要求实现普选制的民众运动以及民主主义思潮高涨。国际上则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发生激烈变化，美国开始抬头，俄国爆发革命，中国在李默涵的领导下民族主义高涨。冷静的山县不得不认识到藩阀官僚政治家已无法担当应对时代的重任。
到了1918年的后半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交战的双方都填进去了几千万条生命。也许上天也觉得战争应该结束了，于是它送来了西班牙流感作为催化剂。
“西班牙流感”也被称作“西班牙女士”（spanishlady），不过它却有些名不符实。首先，它似乎并不是从西班牙起源的。其次，这场流感绝对没有它的名称那样温柔。
现有的医学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funston）军营。1918年3月11日午餐前，这个军营的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嗓子疼和头疼，就去部队的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到了中午，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之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感冒”的踪影。这一阶段美国的流感疫情似乎不那么严重，与往年相比，这次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高不了多少。在一场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军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流感的爆发———尽管它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的军营。
随后，流感传到了西班牙，总共造成800万西班牙人死亡，这次流感也就得名“西班牙流感”。9月，流感出现在波士顿，这是“西班牙流感”最严重的一个阶段的开始。10月，美国国内流感的死亡率达到了创纪录的5％。战争中军队大规模的调动为流感的传播火上浇油。有人怀疑这场疾病是德国人的细菌战，或者是芥子气引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土崩瓦解的最后日程，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了深重的苦难和混乱。继10月初向威尔逊总统发出的停战呼吁之后，是互换照会和讨价还价。但是老虎钳夹住了德国，它无法提出条件。逃脱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企图，以10月27日鲁登道夫迫于压力辞职而告终。保加利亚已于9月下旬退出战争；土耳其于10月30日签订停战协定；奥匈于11月3日退出战争。10月下旬公海舰队中的兵变开始向全国扩散。11月9日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埃伯特担任首相；10日德皇逃往荷兰，11月11日上午5时，在贡比涅森林一节火车厢内德国代表团签订了失败的停战协定；后来另一次大战中，希特勒曾在此地令人恶心地跳起欢乐的快步舞。
德国的崩溃是许多因素造成的：西线消耗战积累的巨大损失；多条战线上的流血牺牲；封锁造成的缓慢而无情的经济压力；食物短缺和厌战情绪；布尔什维克的破坏和宣传；自由主义者对德国君主专制的不满。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德军总参谋部制定的目标无限的拿破仑式的战略所提出的不可能实现的种种要求；这个总参谋部制定战略所依据的是好大喜功的幻想和德国“超越一切”的妄自尊大的观念。德国同半个世界打了仗，它的军队显示了勇敢、遵守纪律和无与伦比的战术技能，拥有鲁登道夫这样的战术大师，胡蒂尔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将军，霍夫曼这样的战略家，但是当时及后来重大而突出的弱点是要求德国士兵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一个出自君主专制集团睥睨一切的目标，出自几乎是轻蔑地过低估计敌人的目标。
在1918年的后半段，中国的民族主义统治者李默涵只做一件事：隔离观察。早在1918年三月，李默涵就下令所有从美国到中国来的人，不分华人还是洋人，都必须在下船之后在专门的隔离区住10天，观察有没有感冒症状。后来发展到所有从国外来中国的人都必须接受隔离。
最初一个多月内，不管是华人还是洋人，都感到很不方便，觉得自己是受到了歧视。包括梁启超等人在内的多数人质疑李默涵。报纸和舆论上甚有破口大骂的人，英美日各国也派人来抗议。
虽然李默涵同时警告了南京和广州方面，但是北洋军阀和南方的军政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