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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以后，此事逐渐泄露，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对。3月18日，上海总商会和工商各界首先作出反映，在张园举行有3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提出抵制办法6条：1通电政府请维持国家体面，力保利权；2组织中华国民请愿会，共图救亡方法；3通电各省组织请愿分会；4抵制日货；5组织民团募集经费，以备不测；6创办一种白话报，作为宣传机关。全面部署了国民的反日救亡行动方案。
与此同时，各地商会纷纷通电表示坚决不承认“二十一条”，愿以全力支持政府抵制日本的侵略行为。到3月底时已有安东新义州中华商会、上海出口公会、广州总商会、粤省商团出口洋庄商会、日本大阪中华商会、山西总商会、日本神户中华总商会、杭州总商会、山东总商会、安徽总商会、宁波总商会、古巴中华总商会、小吕宋中华总商会、南宁商会联合会、长沙总商会等15个商会，先后发出通电。
除了发通电表态之外，许多商会陆续开始采取实际行动进行抵制。4月初，上海总商会议董宋汉章、虞洽卿、钱达三、王文典等开始筹议发起“救国储金”活动。8日，“中华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成立；推举虞洽卿、朱葆三、贝润生等37位总商会成员和工商界人士为临时办事员。数日后又推举虞洽卿为正干事，贝润生、马佐臣等为副干事。设总事务所于上海，设分事务所于各省各县及海内外各商埠，预定募款5000万银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
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9日之前作出满意答复。这无疑给已经兴起的商会和工商界的救亡活动火上加油。12日，北京总商会向全国各商会发出通电：政府让步讲和，权利丧失，国几不国，今请自本年5月7日之始我4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时日无尽，奋发有期，此身可灭，此志不死。号召全国各商会发动工商界参加这一救国运动。
此后，救国储金活动在全国各商会的响应下迅速兴起，到8月底，全国各省已成立救国储金机构299处，其中120处已认报储金640余万元，有54处已实收储金202万元。为了进一步推动救国储金活动，9月9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储金团代表联合大会。到会代表51人，成立全国储金代表联合会，推虞洽卿为会长。会议通过了全国统一的进行办法，通电要求各级政府、报馆、商会、储金事务所极力进行；修改了储金团章程，强调自主支配储金用途，增加储金作制造厂之用的规定。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救国储金活动，虽为防止袁世凯盗用储金作为复辟帝制经费而被迫退还和解散，但是亦已显示了商会和工商界试图自行担负起挽救国家利权重任的意图。
商会在发起和领导救国储金活动的同时，还发起和领导了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运动。3月中下旬，上海商界首先集会讨论抵制日货之事。继而各地纷起响应，不及旬日之内，广东、无锡、松江、福州、安徽、烟台、营口、济南、长春、厦门、汉口、芜湖、大通等地的商会及其他工商团体，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4月以后，又有长沙、湖州、哈尔滨、昆明、沙市、天津、奉天、重庆等地的商会相继而起。一个波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高潮很快形成。
与全国各地忙着抵制日货不同，李默涵在这么群情汹涌的情况却只是召集党卫军中高级军官开会。李默涵认为思想认识的统一，比形式更重要。
李默涵开宗明义地对军官们说道：“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提出了《二十一条》，也知道袁大总统之所以把这份密约泄露出来是为了寄希望与英法美俄的调停，可你们知道为什么英法美俄非但不调停，反倒还偏袒日本人嘛？”
有人答道：“英法美俄和日本人都是蛇鼠一窝，希望他们出来主持公道，根本就是与虎谋皮。”
李默涵说道：“你只说出了现象，却没有说出本质。”
从１９１５年的战况可以看出，中日就“二十一条”进行交涉期间，英国正深陷战争泥潭，这种情况使英国无力顾及日本在中国的活动。此外，１９１５年２月１５日下午，新加坡郊外的亚历山德拉兵营的印度人驻屯兵掀起了暴动。由于当时驻新加坡的英军几乎全部开赴欧洲战场，因此英国不得不请求日本军队出兵援助。到２５日，在日军的帮助下，英国平定了这次暴乱。平间洋一认为，正是英国将兵力集中于对同盟国作战，它在远东的安全才依赖于日本军队的协助。正是１９１５年的战况决定了英国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对日本采取的态度。
至于法国，更是乘火打劫，挑起了老西开事件。这一事件看似法国人得利，但使得国人对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种反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法国在华的华工招募活动。
美国原本是最有可能就《二十一条》对日本进行干涉的国家，但是在日美交涉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都是妥协的。
首先，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是美国实现对外政策的目的之一。１８９８年的美西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通过这场战争，美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其对外政策开始由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转变。对古巴和菲律宾的控制，对夏威夷和萨摩亚的占领，对巴拿马运河的攫夺以及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等，都是这一时期美国推行海外扩张战略的典型事例。美国在上述地区取得权益，自然不希望其他列强干预或瓜分自己的利益。
《二十一条》的提出固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但美国就《二十一条》与日本展开的交涉也不会以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竭力维护美国在华利益为根本目的。因此，交涉仅仅局限在与美国利益休息相关的福建问题方面，美国也根本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采取与日本同样的强硬态度。
其次，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实力不及日本。经济方面，美西战争后，美国的工业总产量超过英、法、德、日四国工业产量的总和。但是美国的传统投资场所首先是美洲，其次是欧洲，再次才是亚洲。１９１１年美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达２２亿美元，但是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只有４０００万美元，不足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２％，对中国的投资也仅占外国对华投资总额的３％＠，其金融实力远不如日本。
军事方面，２０世纪初，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实力较弱，在西太平洋地区没有海军基地。美国虽然海军舰只的数量大，但是整体战斗力不强，其高级海军指挥人员不及日本的一半。此外，２０世纪初，日、英、法、俄等国已经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共同主宰东亚的国际格局，美国在东亚没有插手的余地。总之，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历史较短，缺少与日本抗衡的实力。日本又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这就决定了在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活动中，美国处于劣势。
再次，美国受到其他事务的干扰，不能全力与日本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整个欧洲的经济陷入混乱，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投资场所，尽管战时军需保证了美国的对外贸易额度，但欧战也一直困扰着美国，是否参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的焦点。另外，美墨战争（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结束后，墨西哥与美国的摩擦不断。１９１０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直到１９１７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期间墨西哥问题一直牵扯着美国的注意力。美国在东亚的实力本来就无法和日本抗衡，加之这些因素的阻碍，就更加不可能与日本在东亚地区展开争夺了。
党卫军的中高层军官们听了李默涵的讲述都觉得是眼界大开，其实这时候的中国人，哪怕是那些所谓的外交家，站在国际化、全球化高度上分析国际形势的能力也不高，往往吃了暗亏尤不自知。这一点，当时的日本人就很有一手，纵横捭阖之间占尽了便宜。
最后，李默涵说道：“其实还有一点，那就是英法等国认为一旦中日开战，中国必败，甚至有可能亡国，被日本吞并，就象朝鲜那样。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只大肥羊，不能让日本人独吞。所以，他们宁可让这只大肥羊砍下一只手一条腿来暂时喂饱日本这头饿狼。”
“艹他娘的。”马迁安忍不住爆粗，“谁说我们打不过日本人的？”
“就是，真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以少壮派为主的党卫军军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
肖文龙说道：“我明白将军的意思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战场上和日本人打一仗，哪怕是惨胜，英法美俄就会知道，就算是中日开战，日本人没有这牙口一口吞了中国了。那么他们就有信心逼着日本人多吐一点出来，就像当年三国干涉还辽一样？”
“对。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是靠谦和来维护的。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强权赛过公立的丛林，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李默涵说道：“如今日本人在海州和山东给咱们添堵，不管与公与私，我们都要和日本人干一仗。”
刘慕圣呼啦一声收起折扇，说道：“可战端一开，要结束就难了。恐怕到时候会有人责难少爷你啊。说你妄动兵戈，以致生灵涂炭。再者，袁大总统那里也不会同意吧？”
“所以，我们不以党卫军的名义出兵，而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
110。志愿军2（）
在1914年击败德国夺取青岛之后，日本就以驻青岛的守备军换防为名，继续向青岛增兵，把青岛变成驻军山东的大本营，为日后的交涉伏下丛丛杀机。当时，日本驻在山东的兵力，有8个步兵大队，1个重炮兵大队以及骑兵、工兵、铁道兵、通讯兵等1万余人，除5个步兵大队分驻胶济铁路沿线，大部兵力驻在青岛。
在《二十一条》谈判之后，日本方面开始移动军队的砝码，增兵南满，在谈判桌上公开亮出军事威胁这张牌，直接用战争恫吓中国代表，声称“于数日内若无满意答复，恐生不测之事。”在日本的军事威慑之下，从3月9日的第八次谈判开始，中国代表开始全面让步，包括旅大租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展期问题等一些条款上，完全遵从日方的要求。但谁也未曾料到，日方代表对中国的让步，非但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态度变得更加蛮横，继续移动增兵这颗砝码，逼着中国一让再让。3月上旬，日本接连向旅大增兵3000人、济南增兵700人、坊子增兵500余人，包括一个马队和一个炮队。中方无力承受这些军事压力，只好在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南满课税抵押外债、南满东蒙筑路、南满聘用日本顾问的优先权、南满指定区域内的日本采矿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再次做出重大让步。
暮春四月，北京已是莺飞柳长，但外交部的院落里依然是剑拔弩张。在东蒙问题上，中国代表始终咬得很紧，双方意见相持不下，终于导致4月17日中日谈判戛然中断。
谈判中断了10天，双方代表虽未面对面地交锋，但幕后活动在各种矛盾的夹缝中，不露声色地进行着。《二十一条》谈判中道受阻，使外相加藤的处境极为难堪，潜伏在《二十一条》背后的国内各派意见分歧和矛盾，此时一遇风吹草动便浮出水面，加藤前受军界强硬派的指责，后受元老们的牵制和非难，只得以东蒙问题上的让步来维持谈判。
而中国国内，要求对日强硬，甚至不惜一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西南各路军阀，最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此时中日两国国力来看，如果爆发战争，中国必败无疑，但是日本人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只是袁世凯这时也有自己的苦衷，段祺瑞躲进西山不问政事；冯国璋羽翼已经丰满，变得桀骜不驯不服从自己的指挥；王士珍年事已高，难堪大用；大儿子袁克定的模范团只是初生之犊，就算他们敢打，袁世凯也不舍得把这些袁家军用到日本人刀下；至于蔡锷、蒋方震之辈~~袁世凯也不敢充分信任。
一番权衡下来，袁世凯居然发现自己堂堂一个中华民国大总统居然没人可用，着实愤懑。
“报告。”卫兵在门外大声说道：“杨度先生求见。”
“快请。”袁世凯赶紧快步走到暖阁门口等候杨度，“皙子，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杨度收纳一份电报，神色复杂地走了进来，“大总统，请看。”杨度把电报递给袁世凯。
“又是要对日开战，真是添乱~”袁世凯一看是李默涵从徐州发来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