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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成了过街老鼠，他连洞口也不敢出了。这些天来，自发起来的游行队伍，由队伍中呼喊出来的愤怒口号，像决了堤的洪水一般包围着中南海，从早晨到傍晚，从傍晚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高高的红墙却无法挡住怒潮的冲击。袁世凯焦急不安了，他没有估计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人，竞有如此高昂的爱国热情。
袁克定同他老子的心情不尽相同，《二十一条》他不放心上，他认为中国眼下弱，人家要什么条件你都得答应。有朝一日我强了，他小日本来进贡我还不一定收呢！
中国土地上出现的反袁反日怒潮他没有当成多大的事，就当是几只鸦雀在枝头吵闹，影响不了参天大树的枝繁叶茂！
袁克定想得远，有心胸。“果然有一天闹到中南海来了，大不了开开杀戒，动动刀。我不信中国人都不怕死。”袁克定宽慰自己的老爹
最近，就在袁世凯跟日本人交涉＂二十一条＂的时候，袁克定集中精力为他的老爹抓军权，想造一支袁家的御林军，保袁家的江山。
袁克定雄心勃勃，自从他得悉在他老爹示意下修改成的总统选举法，他更增大了雄心。那个法上规定，以后再新诞生总统必须是在原总统提出的三个候选人中选举之。他老爹是总统了，有一天他老爹不能干了，还有提名权，莫说提三个，就是提一个，也得是他袁克定。
父子俩对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袁克定从老爹的低沉情绪上看明白了一切，不待老爹发问先开了口：“父亲，眼下的事你也不必犯愁。照我想，一事解决了，百事都定了。“
袁世凯心里很乱，他瞪儿子一眼，问：“哪样事解决了，百事都定了？”
袁克定说道：“还是老话，强干弱枝，抓军队。”
袁世凯回想自己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往事，一时间唏嘘不已。往事历历在目，只是今非昔比。
袁世凯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孙文，心中暗自想到：“不知道这个孙大炮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还在处心积虑地对付，或者是看我袁某人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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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在二次革命失败赴日后，一直致力于谋求日本对中国革命之支持，虽然得到犬养毅、头山满、板垣退助等的同情和支持，但军部和内阁一直表现冷淡。随着形势的演变，1915年，日本的对孙政策开始变化。
袁世凯断然不会想到，孙文为了借助日本的力量反袁也和日本人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内容如下：
第一条日中两国提携，对于其他外国有关东亚之重要外交事件，先行互相通知之协定事项。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者事项。
第三条出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采用日本军人事项。
第四条为实现日中政治上提携，中国中央政府信地方官府聘用外国人时，以彩日本人为主事项。
第五条为期日中经济上之共同发达，在日中之重要都市敲门中日银行及其支行事项。
第六条出于前项同一旷日持久，中国为经营其矿山、铁路及沿海航线等需要外国资本或与外国资本合办时，应先与日本协商，如日本不能办理时，方与其他外国协商事项。
第七条日本为中国之弊政改良给予必要之援助，以速其成功事项。
第八条日本协助中国改良内政，整顿军备，使建设健全之国家事项。
第九条日本赞助中国之条约个性、关税独立及废除领事嘉善权等事业事项。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之约束，非经两国外交当局呀本盟约为避免者之许可，不与其他人缔结之。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字之日起，十年内有效，并可按照两国之希望予以延期。
这份所谓的盟约与《二十一条》比较，有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富有喜剧性的是，这份盟约的签约方分别是孙文、陈其美和前满铁株式会社理事犬冢信太郎和满铁社员山田纯三郎。说穿了根本不是一份国与国之间的有效协议，更像是赌徒之间的借条。
济南被志愿军收复之后，日军驻青岛守备军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海军。他们卖力地嘲笑陆军无能，居然被支那人杀得大败，真是丢光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脸。神尾光臣也觉得很丢脸，打算调动军队进攻志愿军。但是立刻就被国内内阁来的命令制止了。
原因是由于国内反袁运动高涨，袁政权摇摇欲坠；加上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前后日益靠拢欧美列强，日本决定改变对袁政策，推翻袁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孙文与日本军部、财阀往来密切。
孙文与久原财阀签订借贷契约，以四川省的矿山权为担保，获得70万日圆的借贷。之后孙文携戴天仇往访福田雅太郎，随后两人交往甚密。再后来，在福田雅太郎的穿针引线下，孙文、戴天仇、秋山定辅在秋山定辅宅第与田中义一长谈，
会谈内容包括两点：一是日本军部同意孙文购买武器；二为日本在中国驻军对革命党举兵之配合。尤其是在山东日军控制之胶州湾和青岛之东北军起事。孙文离日之交通亦由参谋本部全权安排，具体由参谋本部中国班长本庄繁中佐负责。
当然，由于这份《中日盟约》十分秘密，此时的国人根本无从得知。不然，还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位革命先驱和袁世凯比赛卖国的事实。
130。云南白药（）
最近这段时间林鉴秋一面在报纸上对袁世凯和日本口诛笔伐，一面对李默涵和党卫军大加褒扬。
李默涵却没功夫去看这些溢美之词，最近几天，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药厂里。这座名叫华夏制药厂的药厂在范旭东、侯德榜等人的努力下，终于成功地实现了磺胺和吗啡的量产。不过，这家投资进三十万华商票的药厂只生产磺胺、吗啡之类的西药未免大材小用，所以，李默涵打算在其中引入中药的生产，以发扬国粹。
今之“中医”称谓；始于清末民初。其时，将外来的教育称为西学，将自己的则称为国学；将外来的医学称为西医，将自己的医学称为国医，后来亦称中医。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大败，全国震惊。作为近代中国革命和思想策源地的广东，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中国的失败乃败于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的知识分子研究发现，在医学领域，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彻底废弃了以中国传统中医药学为主体的医学体系，而改行西方医学。于是，向日本学习，废除中医的运动开始作为富国强民的政治主张浮出水面。为了向日本学习，知识青年掀起了一股极盛的赴日留风潮。
在早期赴日留学的人潮中，就有资产阶级革命家、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第一总统孙中山先生，而他学习的就是日本的西医；也有“弃医从文”的讽刺小说家、杂文大家鲁迅先生，后者更是对自己先后所学领域中的“中医”、“国学”斥之不已。
事实上中药的毒副作用比西药小，而且做成中成药之后，具有现成可用、适应急需、存贮方便、能随身携带、省去了煎剂煎煮过程、消除了中药煎剂服用时特有的异味和不良刺激等优点。据说，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时期，在中方军队的阵营里，一支来自云南的部队让人惊讶。他们头戴法式钢盔、脚踏剪刀口布鞋，作战十分骁勇，他们身上还带有一小瓶白色的粉末。
这些战士受了伤，不管伤势如何，只要还能动，就不打绷带、不坐担架，只把这白色的粉末，吃一点，外敷一点，又上阵拼杀。滇军将士们所用的白色粉末，就是被称作疗伤圣药的曲焕章万应百宝丹，后来人们又把它叫做云南白药。
实际上，说到中药李默涵是门外汉，基本上也就知道一个大名鼎鼎的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是云南著名的中成药，由云南民间医生曲焕章于1902年研制成功。对跌打损伤、创伤出血有很好的疗效。云南白药由名贵药材制成，具有化瘀止血、活血止痛、解毒消肿之功效。问世百年来，云南白药以其独特、神奇的功效被誉为“中华瑰宝，伤科圣药”，也由此成名于世、蜚声海外。
但是，在缺乏专利法之类法律保障的中国，掌握一些高深技艺的人被迫秘技自珍，以免自己被抢了饭碗。所以，李默涵派去的人许光熙在云南一开始找到曲焕章的时候，曲焕章并不愿意参与，甚至托说自己只是个跑江湖的乡下医生，不能等大雅之堂。
曲焕章的妻子缪兰瑛问道曲焕章，“为什么人家来请你，你都不去呢？”
曲焕章说道：“妇道人家，你懂什么？人家是要拿我的方子去做买卖，卖了方子眼下是能赚一笔，可将来呢？”
派去的人听到了曲焕章和妻子的谈话，便说道：“曲大夫放心，咱们大帅不是要图谋你的秘方，是希望和曲大夫你一起把这万应百宝丹做大做强，将来不光全中国人的都知道，就是全世界，洋人那里，也要竖大拇指。既能赚钱，又能除名，还能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这么名利双收的事情，何乐不为？”
“当真？”曲焕章心里一动
在当时，行医并不是什么受人尊重的职业，这番话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许光熙又说道：“那是当然，我们大帅说了，这国医之术乃是国粹，西洋玩意儿固然好，但是自家的传家宝也不能丢。咱们大帅还说了，如果曲大夫愿意合作，就为曲大夫在朝廷商部里注册商标，以后谁要敢仿冒，那是要赔钱甚至吃官司的。而且，曲大夫还可以这药方入份子，以后每瓶万应百宝丹上都印着曲大夫的画像，每卖一瓶万应百宝丹，都有曲大夫一分钱。”
曲焕章还是有些犹豫，“如果拿到机器厂里做这要，那不是做药的人都知道药方了？”
来人摇了摇头，说道：“这事儿我们大帅早想到了，曲大夫合伙之后，这药方不仅是曲大夫的命根子，也是我们厂的命根子，大帅会用尽办法帮曲大夫保密。比如，采购药材全由曲大夫负责，草药只用甲乙丙丁标记，而不列名字等等~~~”
曲焕章终于被说动，带着妻子缪兰瑛长途跋涉来到商丘。李默涵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让曲焕章受宠若惊。
中国古代医生的地位一直不高，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是后世语文课本上关于李时珍那篇课文中那句“当时，行医是受人鄙视的行业”了。
其实在元代医户颇受统治者优待，可以全免杂役，仅每年交纳包银三两供太医用度。而明代医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不能免除。又如太医院医职，元代最高职级为正二品；明代太医院最高职级在建国始降为正三品，以后又降为正五品。
清朝基本沿袭明的太医院制度，对医学的歧视态度某方面更甚于明代，如曾下令：“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使针灸疗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清江西巡抚裴率度曾上疏：“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而当时的雍正皇帝竟“深嘉之”，对医学医生之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清末民初时中医的现状也确实令人头疼。使用药材的理论则更是匪夷所思，治疗肝病引起的肝腹水就用敲破的铜鼓皮，因为水肿又称为“鼓胀”，所以用破鼓的皮就能压服；水蛭会吸血，就认为把它晒干了入药能活血化瘀；蚯蚓在土壤钻来钻去，就认为它晒干了入药能够通络利尿；夫妻同饮一杯立春后的雨水，能治疗不孕不育。
鲁迅更是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对中医进行猛烈的批判，一方面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所接受的西方科学西方医学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与他父亲的去世也不无关系。在鲁迅看来，父亲应该是给庸医害死的。他在《父亲的病》一文集中表达了对中医的批判态度：为给父亲治病，周家卖光了田产，就卖首饰和衣服，最后请来所谓的“名医”（陈莲河，即何廉臣）。
但“名医”的药方实在希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嫁，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父亲肚子胀的像鼓，但“名医”自有办法，他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用鼓皮入药，以毒攻毒。父亲终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