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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泰晤士报＞、＜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纷纷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指出中国的崛起使远东的形势复杂化，大英帝国需要进行政策的调整。
法国的报纸反而相对平静，毕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知道这是早晚的事，都只是在分析如何结束战争。几乎所有报纸都认为，面对德意志帝国的威胁，面对被侵占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再也不能在远东耗费精力了。只要谈判结果不是太难堪，就让＂该死的战争到此为止吧。＂
有趣的是，讨论最热烈的反而是德国舆论界，＜总汇报＞，＜科伦日报＞、＜国家日报＞、＜十字架报＞、＜福斯新闻＞，以及亲官方的＜北德意志汇报＞、保守派的＜邮报＞、中央党的＜日耳曼报＞、耶稣教自由派的＜每日评论报＞等报纸，都详细的分析了这场战争，都认为中国虽然还不能算是世界强国，但已经成为亚洲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许多报纸都呼吁政府，应该与中国发展多方面的关系，以牵制其他欧洲强国。
在俄国，官方喉舌＜新闻报＞、以及亲官方的＜新时报＞，包括民粹主义的＜俄国财富＞都表现的有些忧心忡忡，不约而同的指出，未来中国的崛起，有可能会挑战俄国在远东的利益。
。。。。。。
看着这些报告，丁云桐的心思已经想到了未来：法国的反应先不去管他。
英国的态度表现的很暧昧，因为英国一方面希望中国能够制衡俄国的扩张，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影响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心态颇为矛盾。
美国的态度较为积极，毕竟远隔重洋，暂时还没有利益冲突。也许美国人会觉得只要政策得当，可以利用中国来抢夺利益。
最积极的是德国，他们已经意识到俄法两国接近的严重性，如果在俄国的旁边，又有一个亲德国的中国，那么中国的强大就是一件好事了，因此德国应该最欢迎中国崛起。
倒是俄国，似乎表现出了一些敌意。这也不奇怪，此时在俄国国内，已经有一些沙文主义者开始叫嚣，＂应该解放东方＂。
他们到处宣称＂俄罗斯人是更优等的民族，对东方的野蛮部落具有道义上的责任，现在已经到了承担责任的时候了。＂
现在，丁云桐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当自己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决战，如果俄国也派兵参战搅局的话，该怎么办？
丁云桐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日大战，俄国肯定会出面搅局。而且不用怀疑，肯定会站在日本一边。但是，只要早开战，俄国人的搅局就不会成功。
首先从政治分析，
俄国在西方的扩张已经被挡住了，到了明年，德、奥、俄三皇同盟的建立，更让俄国无法向巴尔干扩张。英国同奥、意、西班牙签订的《地中海协议》，也使沙俄出黑海向爱琴海、地中海一带扩张的企图难以实现。
因此俄国出现了“东进”的沙文主义情绪，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得堡新闻＞的主编兼发行人乌赫托姆斯基，以及彼得堡大学蒙古问题讲师巴德马耶夫。乌赫托姆斯基到处宣扬“黄色俄罗斯计划”，被当时的俄国人称为“超级爱国者”。巴德马耶夫则最早提出建筑通往中国内地的铁路计划，主张利用贸易为幌子，在中国策反，最终逐步并入俄罗斯。
西伯利亚广袤寒冷，地理条件原始恶劣，交通隔绝，俄国根本不可能大规模调兵。而中亚地区，虽然交通相对方便，但面对的同样是新疆荒凉的沙漠，远离中国的统治中心。
也就是说，除非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否则无法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事实上，前世俄国对中国的领土掠夺，主要是靠恐吓，直到1891年动工修建铁路。到了义和团运动时，虽然铁路未竣工，却已经能让俄国调集军队侵占东北了。
丁云桐知道，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1886年。就在这一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式决定修建大铁路。在这之前，俄国在远东就像一个抢掠成性的强盗，看谁好欺负就捞一把，但并没有决定抢哪一家。一会儿抢外兴安岭，一会儿抢千岛群岛，但没有一个战略目标。
直到1886年，俄国的国策才明确，就是占领中国东北，并获得太平洋上的不冻港。
也就是说只要早于1886年开战，俄国人在政策上、资源配置上、军事部署上，都没有做好准备，政治上还没有下定决心。
其次从军事上，俄国人就是政治上下了决心，也无法干涉。即便前世到了1904年，铁路每昼夜只能开两三列军车，从欧洲到中国东北得花一个半月时间。如果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人根本无法派兵过来。
最后从经济上，俄国此时国库极为空虚，根本没钱打仗。由于农奴制经济的严重落后和停滞，以及连年的对外扩张造成大量军费消耗，致使俄国的财政支出捉襟见肘，资金的极度匮乏成为困扰沙皇政府的严重问题。历史上直到1892年，谢尔盖？维特成为财政大臣，通过采取引进外资，关税保护，币制改革等措施后，俄国的工业化才大幅度加速，实力大增，才有钱打日俄战争。
这样想好了之后，丁云桐的心平静了下来，只要操作得当，中日战争应该不用担心第三国参战。
不管怎样，＜曾宝协议＞终于使中国的南大门暂时安全了。
而北方，现在还只是暗流涌动，至少台面上还是相互敷衍，还不到图穷匕首见的时刻。
丁云桐默默的想着：这几年时间实在是太宝贵，内政外交都得加紧，军队建设必须有一个突破。内政方面更要开始精心谋划，严密控制了。
正在此时，下人来报，越南嗣德帝派大臣前来，特意感谢天朝赶走法夷。
丁云桐心想：＂嘿，好，刚想着要收拾他，他就派人来了，正是心心相应啊。＂随后使臣进来跪拜，并向太监转递文书。来的是越南大臣，端雄巡察使阮有度，也是阮朝王室宗亲。
丁云桐刚打开文书，刚看到最右边的标题，心里立刻勃然大怒，标题居然是三个字：感恩诏。
什么叫＂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帝说的话才叫＂诏＂，假冒皇帝说话叫＂矫诏＂。你一个破越南王，身为藩属，敢公然对宗主国用皇帝自居，实在是嚣张了。大概是因为阮福时重归顺化，乐昏了头。或者以为中国帮他赶跑法国人，还把傀儡朝廷赶下台，以为中国默认他的帝位。
小国寡民，无羞无耻，不见棺材是不会掉泪的，该让他清醒清醒了。
丁云桐发电给越南，命令唐景崧为驻越大臣，级别与朝廷驻藏大臣相同，也就是说以后越南的王位更迭，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同时命令冯子材大军回国前，留下一支部队，监管越南，而且阮福时的所有子女都要随大军前往中国！
丁云桐心里冷笑：你还做着皇帝梦，马上就让你连傀儡都不如。
看着丁云桐的笑意，越南使臣突然脊梁骨一阵冰凉。
第八十章 独裁准备工作开始（）
更新时间：2014…01…07
1881年9月5日，在＜曾宝协议＞签订半个多月后，眼看法国人已经完全履行协议，军人也已经全部撤回到了交趾支那。中**队也开始陆续撤军，但根据皇帝的命令，还是留下了第二师的吴兆有旅。驻越大臣唐景崧，将以这个旅为后盾，对越南的朝政进行全面的监管。
嗣德帝回到皇宫没几天，屁股都好没坐稳，就被唐景崧带兵进宫，当面一顿怒骂。痛斥他犯有四大罪：
第一。身为藩属国，敢在国内自称为帝，无君无父，丧心病狂。
第二。不经过中央同意，就擅自与法国人签订条约。
第三。宠信奸臣，昏庸无能，政令多出后宫，民怨沸腾。
第四。上中央呈送文书，敢用＂诏＂，有不臣谋逆之心。
有此四罪，本应处死，但念他能在战时逃出顺化，良知未泯，暂免死罪，另行软禁别院，终生不得自由。
所有子女一律遣送北京，等其死后，再由中央选择一人，继承王位。
嗣德帝听完，当场就晕了过去，被押送前往软禁时，一边流泪一边摇头叹息：＂黄佐炎误我，黄佐炎误我啊！＂当初正是黄佐炎劝他逃出顺化的。
至于原先的伪朝廷人员，都以叛逆罪处死。包括老臣阮文祥，阮协，黎复，黎伯慎等一律斩首示众，学妃以及伪建福帝都被用白绫绞死了。
同时，朝廷中所有官员全部替换为亲华派，这些人基本上已被授予中国的官职，不愿意接受的都已经被清洗。
而越南的军队被大规模的削减掉，只保留一部分担任维持治安的职能。
除了法属交趾支那，整个越南的资源，农林矿渔，都将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没有朝廷的批准，越南不得接受任何外国的投资。
唐景崧代表中央，有权利过问一切政务，他的权力高于越南朝廷，只对北京负责。是事实上的越南王。。。。。。。
丁云桐坐在御案前，想着未来的安排。接下来的事情千头万绪，但他要努力理出一个头绪来。事情要一件件的来做。
首先是军队，这是重中之重，这个搞不好，其他全都是扯淡了。不但要继续扩充，更要严密的控制。
其次是经济，没有钱，再强大的军队也维持不住。丁云桐已经决心要大搞＂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死一大批人，但他对此不以为意。死掉一个人也许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但在＂工业化＂之前，一些措施要已经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个人崇拜，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严禁限制人员流动，对知识分子的大清洗。。。。。。
最后就要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这跟清洗知识分子还不一样，后者只是破坏旧的体系，前者更着重于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清除一切异端邪说，不改旗易帜，不走邪路歪路。一边要打击满族的特权，逐渐实现剪辫易服，一边要打击自由化思想，一切推崇西方民主议会选举立宪的思想都要予以严厉的镇压，忠君爱国是唯一的出路。
一定要让恐惧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情感。
这三个方面都做到了，军权财权集于一身，再加上思想权威，中央集权的目的就初步达到了。
1881年的10月份，秋风送爽，横贯中国东西南北的大铁路，终于在郑州＂会师＂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实现全线通车。
这一天，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一伟大的盛世，＜寰球时报＞更是整版的全力报道，重点在皇帝是如何的运筹帷幄，才终于完成这＂千年以下，未有之壮举＂，并将其与中法战争并列，称为皇帝的＂文治武功＂。
而在这一片喧嚣呐喊中，10月17日，一个新的部门，中央宣传部，静悄悄的成立了。编制不大，地位却极高，与外交部、财政部、组织部等并列。目前的权责，还只是主管官方舆论的宣传口径。丁云桐的计划是，用一到两年的时间，使其成为审查所有知识分子的文化警察。
宣传部的首任部长名为陈夔龙，这是一个丁云桐精心挑选的人物。
陈夔龙，又名陈夔鳞，生于1857年，贵州贵筑（也就是贵阳）人，出身贫寒，科举出身，是1875年举人考试的第一名。命也很长，前世一直活到了1948年。
丁云桐之所以选择这个人，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所谓宣传部长，就是未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打手、刽子手，甚至还得是屠夫。
那么这个人就必须极为忠君，其次必须十分能干，能迅速领会自己的意图。
最重要的是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必须紧跟皇帝的思路，不能有自己的一套。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杀人的工具，工具本身自然不能有思想的。
而陈夔龙完全符合上述条件，此人极为忠君，前世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竟在其考中举人的60周年之日还大宴宾客，以示不忘“皇家恩典”。
其次又极为聪明机智，办事十分乖巧，有＂巧宦＂的名声。
尤其是此人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态度就是：中央提倡的我全支持，中央批判的我全反对。一直在痛骂变法维新是乱党，可当朝廷宣布要预备立宪，就马上摇身一变，催促自己的家乡研究立宪，越快越好。像极了前世天朝那位资格最老的人大代表，自豪的宣称55年没投过反对票。
两天后，新官上任的陈夔龙前来谢驾。原先他还只是个主事小官，突然被一举高升为部委高官，自然感恩戴德，趴在地上感激涕淋，恨不得掏出心窝子来表自己的忠心。
在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后，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