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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在徐卫前世不认识近卫笃麿，不然现在的他肯定会惊惧交加。怀疑现在世界的真实性，其原因在于近卫笃麿按照历史的进程早应该在日俄战争的前一年就因病去世，现在却不知道什么原因依然活在世上，也正因为他没有过早的病逝。才在无形之中保住了近卫家昔日的荣光，让近卫家在日本华族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近卫家作为日本公卿贵族之首，按理说是不可能被徐卫的军队逮到。谁知天意弄人，举家逃亡的近卫家却被蜂拥而出的东京百姓挡住了去路。没有等到逃离东京的火车，等到他们千方百计赶到火车站时徐卫的军队已经控制了那里。于是近卫一家都成为了军队的俘虏。
按照近卫笃麿的性格是不可能投降给执政政府的，但是怎奈近卫家家大业大，全家在明治维新之后都搬进了东京居住，现在可谓是被徐卫的军队一锅端了，就算为了数百年的家族不至于一朝倾覆，也要与徐卫成立的执政政府虚与委蛇。
让井上武做政务院院长其实也并不是一点作用没有，他建议徐卫善待近卫笃麿一家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不仅让东京没有逃走的日本华族不再惊恐不安，还让不少对偏安于京都府的维新政府没有信心的官员贵胄生了投靠执政政府的心思，极大的缓解了政府官员的短缺问题。
现在的近卫家在东京与日韩合并之后在韩国的功效差不多，决计是稳定人心的好榜样，也是他们安全保障的最大底牌。
现在的日本正是民欸主政治和君权神授两种观念争斗最盛的时候，按照后世的发展，由于军国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大行其道，之后民欸主政治的思想逐渐被君权神授所取代，尤其是日本主张消减军费的雄狮宰相滨口雄幸和资产阶级护宪运动领袖犬养毅被刺杀之后。
新成立的执政政府自然不可能推行君权神授的思想，于是徐卫便假借民欸主政治的名义在东京设立了国民议会，不过这个议会更像英国的上议院，议会的议员都是那些投靠执政政府的旧贵族和没有授予职位却又德高望重的旧时官员组成的，起作用无非是在执政政府宣布法案的时候拍拍手表示同意，而近卫笃麿就是议会的议长。
经过详细的调查，徐卫可以肯定的是参与这次刺杀活动的实际操控者是近卫笃麿的长子近卫文麿，一个不过十九岁的少年，至于他的帮凶大多是留在东京没有被清洗的华族子弟，至于策划这次刺杀的计划在徐卫看来更多的像是一场闹剧。
近卫文麿作为近卫家二百五十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自出生之日即被视为掌上明珠，受宠无比，其曾祖父为他的出生高兴的连连题诗，其父经常在他身上拴着绳子，生怕摔倒。
由于家族和天皇的渊源，近卫文麿自幼深受天皇家屏藩的严格家教与训练，三岁起便有祖母带着参拜皇室，尊皇尽忠的封建伦理在他心中打下深刻烙印。
此时的近卫文麿因为父亲并没有像历史上那样早逝，肩上自然也就没有振兴家族的重任，纵然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依然是一副贵族公子哥的做派，现在的他就算没有徐卫的干预也决计做不到后世的那种成就，估计就连守业也很难做到。
“执政，这件事还要从长计议，或许只是近卫笃麿家的小辈自作主张，不如让我去近卫家探一探口风。”井上武拿着徐卫让他看的那份资料，思考了良久，出言建议道。
“这还有什么可探口风的，既然已经得到了近卫笃麿犯罪的证据，不如派军队直接将他抓回来审讯一番，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同谋。如果近卫笃麿识时务将所有的谋划都交代清楚，咱们还能让他继续在议会当他的泥菩萨，否则咱们就该让他见识一下咱们政府的雷霆手段，也能够威慑一下那些有二心的人。”徐琦在军队待得时间太长，虽然依然是文员职位，却培养出了军人的雷厉风行，这种行事风格在军队中或许能事半功倍，但用在国事上连事倍功半的效果恐怕也达不到。
“近卫笃麿没有真心投靠政府我是相信的，但是要说这场刺杀行动有他的参与想来是不大可能的，不然也不会将这场刺杀设计的如此儿戏。不过，近卫家小子的这场刺杀对执政政府来说或许也是一件好事，至少政府能够在这方面下功夫，逼迫这些家族与京都的维新政府真正决裂。”徐卫若有所思的说道。
徐卫的话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在东京那些假意投靠的家族多多少少都保持着与京都维新政府的联系，家中也或多或少的安插着维新政府的联络和情报人员，而新成立的执政政府为了保持统治地区表面上的稳定，在无形之中默认了这种情况，顶多是派人对他们的府邸加强了监视罢了。
“执政，你的意识是要放任这次的刺杀行动，将这次的刺杀弄得满城皆知，逼迫那些参与的家族将府内维新政府人交给咱们，切断他们与维新政府的联系？”井上武有点了然的问道。（未完待续。）
第四百零七章大江东去：
第四百零八章 终于开始了（）
徐卫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就算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也并不能在在大环境内完全实现，有的尽是一些在最底层靠着小性子欺压一下爱她们的男人，亦或靠着中国因计划生育而导致的男多女少所形成的物以稀为贵罢了。
但是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今天，男女平等却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这不仅仅是欧美列强这种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就连一向被称为落后、愚昧的老大中国也有无数的女性在为这个美好的童话做着她们所能够做出的贡献。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童话，于是就有了获得孙中山嘉奖的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被誉为女界孙黄的唐群英，也有了辛亥革命时期女子敢死队、女子北伐队在前方甘冒枪林弹雨奋勇杀敌，而后方的女子社团则在不遗余力地筹粮助饷，动静之间，写下无数惊天传奇，使得目睹辛亥革命女军阵容的老人感叹，女人也出来造反，世界变了。
其实，若非徐宗汉、张竹君鼎力相助，黄兴的性命恐怕在1911年秋就玩完了。
然而，童话毕竟是童话，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先烈之功，有国史、党史、碑文纪念，世人皆知，唯独精忠爱国，鞠躬尽瘁，尽其一生能力以卫国救群之妇女们工作，则未见记录，而在后世的教科书里，辛亥女杰更是被浓缩得只剩下秋瑾这一个名字。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这句出自秋瑾的《鹧鸪天》，也是秋瑾之后被囚禁处死的主要罪证，这阕词在革命席卷中华大地之前就昭告世人，女子绝对是中国近代第一场民主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她们在历史上被遮蔽的身影。终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为发展组织、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了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做妾、反对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这对于饱受封建家庭压迫、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青年妇女来说。那些提倡女权的宣传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生长在广西梧州一个清政府海关官吏家庭的黄扶庸为反抗婚姻，通过其就读的洁芳女校刺绣教员宋铭黄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来到香港实践女子学校读书和工作。
香山县的梁国体因与由父母作主完婚的丈夫没有感情而离家出走，投奔在香港实践女子学校挂名校长的姐姐梁绮川，入校读书并加入同盟会，跟踪而至的丈夫也在梁国体的要求下加入了同盟会，但不久即在行动中牺牲。而梁国体则在广东光复后，参加了广东北伐军女子敢死队。
还有些女性加入革命则是受已经参加革命的家人、亲友、同窗的影响，更有的是为了追随心上人。
陈璧君早邓惠芳一年加入同盟会，时年十六岁，是会中最年轻的一员，随后家境优越的陈璧君因为爱慕汪精卫，在入会次年以留学为名，一路追随汪精卫到日本，不但在会内经费短缺时慷慨解囊，还坚决要求参加汪精卫组织的暗杀团。汪精卫同意后，陈璧君就四处拜师学习柔道、剑术、枪法及炸药制作，并协助汪精卫实施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的活动。
负责刺杀任务的炸弹队中还有一名女队员叫严珊珊。人们只知她是香港及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与丈夫黎民伟（共同创办了影片公司，却不知这位性情豪爽的名门之后，不仅做了时人瞧不起的戏子，竟还热衷炸弹和暗杀。
女性往往不易被清廷密探注意，便于担任联络和运输工作，这也是同盟会吸收女性加入的原因之一，祖籍广东、生于上海买办家庭的徐慕兰、徐宗汉姐妹，从小受西方文化熏陶。二人分别嫁给了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长子和次子，姐姐徐慕兰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富家少奶奶的身份作掩护负责运输、联络，是广州女革命党的核心人物。还是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并率众与北伐军共赴战场，随后在她的带动下，徐、李两家先后有十一人投身革命。
妹妹徐宗汉在丈夫病故后脱离家庭，于三十一岁时加入同盟会，随后她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开办裱画店，掩护革命活动，在广州起义时，徐宗汉与外甥及庄汉翘、卓国兴、黄悲汉、李晚援等女革命者在香港制造炸弹，她还扮作新娘，明办嫁妆，暗运武器，最终交到其他女革命者手中送至各地敢死队。
浙江光复会会员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主办锐峻学社，作为起义的联络机关，她们一起参加了攻打上海警察局的战斗，并参与策划了杭州起义，不足双十年华的姐妹俩在光复浙江时身先士卒，尹维峻第一个将炸弹掷入城内，欲炸抚衙卫队，杀桂福，为师父秋瑾报仇。
在后世，辛亥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未能真正改变封建****统治基础，自然也没能带给女性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除英年早逝者如张汉英、尹锐志等，辛亥女杰们的晚景可谓天壤之别。
有些女性在革命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甚至还成了革命元勋的夫人，比如张默君四十一岁时与孙中山私人机要秘书、国民党立法委员邵元冲结婚，而上海女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也成了******的结拜兄弟、国民党要员黄郛的夫人，汤国梨则在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人的见证下，与名士章太炎结为百年之好。
黄兴在世时，徐宗汉在黄兴的帮助下在南京创立贫儿教养院，负责收养、教育烈土遗孤和战时难童，而黄兴早逝后，徐宗汉又在张竹君的帮助下，创设了上海贫儿教养院，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儿童教养事业。
邓惠芳于1912年1月当选为广东省组织临时议会的议员。随后被选送赴日公费留学，进入东京女子音乐学校专攻音乐，之后两次回国参加了讨伐龙济光的战斗。二十六岁那年，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中央党部亲自为她和夏重民主持婚礼。
孑然一身的唐群英。则变卖全部家产，先后办了五种女子刊物，创建了十所女子学校和一个女子工艺厂，张竹君则终身未嫁，一生致力于救死济危，以及女性教育、女权斗争。
令人唏嘘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现实的人们对于这些女杰的关注。亦从新闻转向绯闻，其中，唐群英的《长沙日报》风波，沈佩贞的风流案，张竹君的韵事，最是一片喧哗。
与那些出身名门的女子不同，当时许多逃出家庭的女子，之后可以说是无家可归的，其对于革命成功所抱期待和幻想，是不难想象的。
她们之前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因而希望能出国留学，也盼着能在社会上获得一份职业，以自食其力。但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领到一张同盟会证书和一枚黄铜质的证章外，鼓动她们参加革命、为她们描绘美好世界的人们大多已成国民党要员，各忙各的，似乎已经忘了她们的存在。
于是，很多人晚景凄凉，如张淡如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古佛，好歹也算是有了个归处。而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梁荃芳，当年逃脱家庭压迫。投身革命，革命之后无家可归。沦为妓女，她的队友许剑魂则在嫁给邹鲁后，不幸在港遭人暗杀。
至于黄抚庸、邓慕芬二女，原本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但讨袁军事行动失败，龙济光入粤大肆捕杀同盟会员，二人避走港、澳，从此失业，更兼无家可归，绝望中二人相约至肇庆鼎湖山上携手同沉于飞水潭。
革命的终曲，唱到最后，竟是这样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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